引言

回顧國內學界對于近代中朝關系演變的研究能夠發(fā)現(xiàn)，以20世紀90年代為界限，90年代以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史料、資料匯編類的文獻。90年代以后，隨著中韓兩國的建交，關于這一論題的研究逐漸增多，近代中朝關系史相關的通史、專著、論文開始大量涌現(xiàn)。

（1）關于近代中朝關系演變的相關研究

通史類的著作有楊昭全和韓俊光的《中朝關系簡史》楊昭全的《中國·朝鮮·韓國關系史》，蔣非非、王小甫、徐萬民等編著的《中朝關系史》（古代卷）（近代卷）等，都對古代至近現(xiàn)代中朝關系的發(fā)展演變進行了追溯，有助于我們系統(tǒng)地了解這一歷史課題。

白新良的《中朝關系史——明清時期》則在回顧明代以前中朝關系的基礎上，著重論述了明清時期至近代，中朝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其中對清代中朝宗藩體制發(fā)展與終結的過程也有所論及，但篇幅有限。專著類可以分為三個方面。

其一是主要集中于近代中朝日之間關系的研究，代表作有王蕓生編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詳細論述了自1871年《中日修好條規(guī)》至1931年“9·18”事變六十年間的中日外交關系。雖然該書不是以中朝關系的演變?yōu)檠芯恐攸c，但其所收集文件和史實，為這一時期的相關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參考資料。王明星的《韓國近代外交與中（1861-1910）》王如繪的《近代中日關系與朝鮮問題》等書，也都對這一時期三國之間的關系問題進行了探討，涉及近代中朝關系相關內容，但研究的重點都不是十九世紀中后期條約制度沖擊下中朝宗藩體制的調適和變通。

其二主要集中于中朝關系變化的研究，代表作有宋慧娟據(jù)其博士學位論文出版的《清代中朝宗藩關系嬗變研究》，作者將清代中朝宗藩關系分為形成與調適、和諧發(fā)展、變通、畸變和終結五個階段，并對每個階段的歷史背景、發(fā)展過程以及重點熱點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探討，是近20年來該論題中十分重要的專著。但其僅以清代中朝宗藩體制自身的發(fā)展演變?yōu)檠芯恐攸c，并未探討近代條約制度與宗藩體制的并存和相互作用。王元周的《小中華意識的嬗變——近代中韓關系的思想史研究》則系統(tǒng)地對近代中朝關系演變下思想史的發(fā)展變化進行了專題性的探究。

其三是歷史人物與對朝政策的研究，代表作有林明德的《袁世凱與朝鮮》，其詳細論述了袁世凱在壬午事變、甲申政變前后的舉措、受命駐韓的經緯、對朝鮮財經與外交的操縱以及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前后的措施，是研究袁世凱對朝政策的代表書目。方民鎬的《李鴻章對朝政策研究》則系統(tǒng)、全面地論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為止，李鴻章對朝政策發(fā)端、基本形成、全面干涉乃至最終失敗的全過程。

作者在書中對宗藩體制的定義、分析與結論進行了詳實嚴謹?shù)亟榻B；并從李鴻章對中朝地緣安全戰(zhàn)略關系的看待入手，深入分析了近代清朝不斷加強對朝干涉的過程和原因。該書不僅是李鴻章對朝政策專題研究的重要書籍，而且對研究近代中朝關系的演變具有很好的參照價值。上述兩本論著是關于近代中朝關系演變下，具體歷史人物研究的代表性專題論著。

論文方面則角度多樣，成果豐富。如有關晚清政府及歷史人物對朝政策研究的論文有：陳尚勝的《李鴻章與朝鮮對西方的締約開放》就李鴻章代籌朝鮮與西方國家簽訂通商條約問題等中國洋務派的外交活動做了案例研究。張禮恒的《評甲午戰(zhàn)爭前清政府的對朝政策》一文中，作者認為中日甲午戰(zhàn)爭前，清政府執(zhí)行了一條錯誤的對朝政策，從而加劇了朝鮮背清自立的離心傾向，中朝生隙，聯(lián)盟解體，最終導致了中國在甲午戰(zhàn)爭中的慘敗。

曹力強的《清政府對朝鮮海關的控制》一文著重從經濟角度出發(fā)，認為對朝鮮海關的控制是清政府著眼于經濟、財力作用強化宗**的重要手段。宋慧娟的《何如璋駐日期間的朝鮮策略簡析》對何如璋在1877-1882年任駐日公使期間，影響清政府對朝政策，推動朝鮮對外開放，進行了探討，認為其作為轉型時期的外交官，對近代國際關系的認識和研究還有很多不足之處。

王瑛的《李鴻章與晚清條約研究》一文，對李鴻章掌管晚清外交以來所形成的比較系統(tǒng)的條約思想進行探討分析，并對李鴻章在晚清主要訂約類型進行梳理，涉及華夷秩序到條約體系的多方面內容。有關近代中朝兩國思想觀念變化研究的論文有：吳寶曉的《清季藩屬觀念調適與邊疆政策變化》論述了19世紀70至90年代，面對列強侵略，清朝在傳統(tǒng)體制框架內對藩屬政策進行了調整，通過強化對朝宗**及在越南、緬甸尋求建立緩沖區(qū)，來抵御侵略并鞏固中國邊防。

權赫秀的《19世紀末韓國開化派勢力之韓中關系構想研究》論述了傳統(tǒng)的朝貢關系體制向近代條約關系體制轉變的背景下，韓國國內激進開化派和穩(wěn)健開化派的代表對韓中關系的構想。李巖的《試論朝鮮近代對華觀的嬗變》論述了“西勢東漸”的過程中，隨著國內近代化進程的發(fā)展，朝鮮對華觀先后經歷了“親華-脫華-肅華-聯(lián)華”的思想嬗變進程。

（2）關于宗藩體制與條約制度并存下中朝關系的研究

國內關于這一論題的專著較少，具有代表性的是張禮恒的《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性之間：1626-1894年間的中朝關系》，該書以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性理論為框架，詳細論述了260多年間中朝兩國關系的演變歷程，將這一時期清政府對朝政策細化為騎墻觀望、開始干預和全面干預三個階段，并深入分析了對朝政策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變的過程。但其所涉時間跨度長，未能對十九世紀后半期中朝關系的演變和朝鮮方面的變化做細致深入的研究。

與論著相比，論文相對較多，但數(shù)量有限。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有關清政府應對條約制度沖擊的研究，主要有李育民的《清政府應對條約關系的羈縻之道及其衰微》，該文論及**戰(zhàn)爭之后，中國與西方世界開始建立與傳統(tǒng)對外關系截然不同的條約關系，此時的清政府仍然以傳統(tǒng)的羈縻之道來應對條約關系，然而羈縻之道是舊時代陳腐的對外觀念，必然被新的外交方式所取代。

曹雯的《晚清政府對外政策的調整與朝鮮》，探討西方近代國際秩序觀以武力進入中國后，清政府不得不依據(jù)近代國際關系法來維護近代意義上的國家**，對外體制越發(fā)呈現(xiàn)出傳統(tǒng)宗藩關系與西方近代條約關系并存并行的狀態(tài)，晚清政府對朝政策就是該狀態(tài)最突出的體現(xiàn)，并且在文中創(chuàng)新性地提出了一種新中外認識——“中外外”模式。

張禮恒的《近代中朝關系的現(xiàn)代型轉變——論李鴻章的“不沾不脫”原則》，作者改變了以往傳統(tǒng)觀點對19世紀60至90年代清政府對朝政策的片面解讀，認為到中日甲午戰(zhàn)前清政府的對朝政策是清晰的，李鴻章的”不沾不脫“原則是其外交智慧和手段的體現(xiàn)，是近代中朝關系的現(xiàn)代性轉換。

一類是有關中西方兩種制度下中朝關系變化的研究，主要有張錳的《中西國際體系比較分析——兼論中朝歷史宗藩關系破裂》，該文基于中西國際體系的發(fā)展和原理，主要探討了中朝宗藩關系破裂的原因，認為朝鮮國內的自主意識逐漸增強，朝鮮追求獨立自主是中朝宗藩關系破裂的根本原因。權赫秀的《晚清對外關系中的“一個外交兩種體制”現(xiàn)象芻議》，作者創(chuàng)新性地提出了“一個外交兩種體制”觀點，并認為其本質是在晚清對外關系向近代轉型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個過渡性現(xiàn)象與特征。

作者從宏觀上對傳統(tǒng)與近代兩種不同體制外交關系并存的現(xiàn)象進行了探討，有助于我們更深入的了解這一歷史背景。權赫秀的《朝貢與條約的緊張關系——以歐美列強與日本對中韓朝貢關系的態(tài)度變化為中心》，則著眼于19世紀末歐美列強及明治日本對中朝傳統(tǒng)關系的態(tài)度變化，對中韓關系近代轉型的過程進行了深入研究。宗藩體制與國際法的繁雜關系，制約著近代中朝關系演變的途徑和方式。作者通過大量的史實論證了這一宏觀的歷史進程，給了我很多啟發(fā)。

該文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新的思路與想法，很有借鑒價值。上述論文針對具體階段和具體問題的進行了探討，但并沒有系統(tǒng)地考察這一時期中朝關系的演變過程，也未涉及中朝兩國調適傳統(tǒng)宗藩關系的具體內容。

綜上所述，迄今國內學界，關于近代中朝關系演變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無論是整體性研究，還是專題性研究，都出現(xiàn)了大量的著作和論文，但歷史問題的研究是沒有窮盡的。國內學界對這一論題的研究也仍然存在著一些不足。

其一，在研究晚清對朝全面干涉政策時，學界往往存在著一種合理化、正當化的傾向，即認為清政府對朝政策是合理正當?shù)模酝鶎θ娓缮嬲呒捌湎麡O影響的客觀分析不足。

其二，在研究傳統(tǒng)宗藩體制與近代條約制度的關系時，往往會出現(xiàn)將傳統(tǒng)宗藩體

制下的外交觀念和秩序，與近代條約制度下的國際法對立起來的現(xiàn)象，認為東方立場與西方立場是非此即彼的關系，條約制度是對宗藩體制的破壞，采用它就意味著放棄中國世界秩序，因而更多地關注外來條約制度及國際法對傳統(tǒng)秩序的沖擊與破壞，忽視了兩者之間繁雜的關系。

其三，關于19世紀末，中韓關系向近代化轉變過程的研究現(xiàn)狀，研究成果較多集中于西方列強和日本給宗藩體制帶來的挑戰(zhàn)、沖擊乃至取而代之的過程，而對于中朝兩國在這種沖擊下，各自調適傳統(tǒng)雙邊關系的研究相對較少。

結言

因此，本文在探討該論題的過程中，首先堅持唯物史觀，實事求是，如實指出并分析這一時期清朝出臺全面干涉政策的背景、過程及其雙重影響。要避免“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二元對立，不僅要認識到宗藩體制與條約制度各有淵源，更要客觀地分析二者是如何碰撞的以及彼此的相互作用，用歷史的眼光分析變動中的秩序調適。最后，在理清宗藩體制和條約制度并存的大背景后，著重探討中朝兩國調適傳統(tǒng)宗藩秩序以適應現(xiàn)實的努力及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