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與徽商形成的原因

中國的經商傳統源遠流長，早在春秋時期就有陶朱公“操計然之術以治產”，合理的根據節氣民情來經商，最后發家致富，陶朱公也由此成為商人的代名詞，“孔門十哲”之一的子貢也是著名的商人。 

 太史公在他的《史記》里專門列了一個先秦諸大商巨賈的傳記，向人民講述為商之道。隨著時代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商業活動愈發頻繁，在明清之際，開始出現以地域或宗親為紐帶，影響力遍布全國的商幫，其中最為有名的就是號稱“南徽北晉”的晉商與徽商。#阿拉丁#

晉商與徽商早在明代中后期就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兩個商幫，時人有“富室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的說法，新安是徽州的古稱，“山右”指太行山之右的山西，說的就是徽商與晉商。

嘉靖朝首輔嚴嵩的兒子嚴世藩曾與友人縱論天下富豪，評出十七家最有錢的，而其中除了“山西三姓，徽州二姓”，余者無不是帝戚勛貴，可見徽商晉商的財力。 

 而說到徽晉二商的發家，則完美印證了一句老話——人都是被逼出來的。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山西、徽州商人們的經商才能與他們所處的地理環境有很大關系。

山西是中華民族的起源地之一，帝堯的都城所在之地，早在上古時期就被開發成一片沃土，春秋時期晉文公就是憑三晉之地而成就霸業。

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人丁滋生，過度的開墾使土地變得貧瘠，明代文人陸深在他的《燕閑錄》里記載道：“今之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土地產出有限，造成大量人口過剩，這些辛勤一年，半歲之食不能得的人不得不遠走他鄉找尋活路。#紫砂壺#

晉商會館遺址

而與山西“祖上曾經闊過”不同，徽州自古到今都是窮山惡水。

徽州地處萬山之中，不通車馬，只有水道與外界相連，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說法，一直存在“田地少，戶口多，土地微”的問題。生存環境之惡劣，從當地流傳的俗語中可見一斑，“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歲，往外一丟”。#阿wing#生存問題同樣迫使徽州人不得不走出大山，求活于四方。

山西與徽州二地的商人皆是因為故鄉貧瘠帶來的生存壓力迫使他們轉而經商，他們經營的項目也繁且雜，“上至綢緞，下至蔥蒜”，無所不包。

所經營的這些七零八碎的小物件也為他們積累了第一桶金，在明朝建立后，借著歷史大勢與新朝新國策的東風，讓無數山西、徽州二地的小商販成長為巨賈。

徽州古城

明代開中法對晉商與徽商發展的影響

這股東風無疑是明朝立國以后長期實行的國策——開中法。

朱元璋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后，明朝與北元大致是沿長城防線長期處于對峙狀態。元朝的殘余勢力逃到草原，聯合漠北宗王時刻圖謀著鐵蹄南下，所以明朝的邊防局面是非常緊張的。#中國科技#

在這種形勢下，明朝在長城沿線由東往西設立了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綏、寧夏、固原、甘肅等九個軍事重鎮，謂之“九邊”。明朝在九邊部署了八十多萬軍隊，承擔起幾乎全部國防任務。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么龐大的軍隊人吃馬嚼的，每年需要大量的餉銀糧秣才能維持。餉銀還好說，把糧草轉運到邊塞卻是事倍功半，大多數糧食都消耗在路途上。

按《大明會典.卷二十八》記載，明初九邊每年需要糧食二百七十多萬石，保障這兩百多萬石糧草的供給，對于明廷來說，是沉重的負擔。這個時候，開中法應運而生。

洪武三年（1371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運至太和嶺，路運費煩，請令商人于大同倉人米一石、太原倉人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 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目赴所在官司繳之。 如此則轉運費省而邊儲充。”朱元璋下旨準許，由此開始施行開中法。#超越#

“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明史.食貨志》

顧名思義，開中法就是發動商人自己購糧，把糧食運輸到邊關，交接后可以領取一定量的鹽引，再拿著鹽引到產鹽地兌換為鹽來銷售。而鹽屬于生活必需品，是穩賺不賠的暴利行業，如今能夠通過納糧獲取特賣權，所以有實力的商人紛紛參與其中。#機械硬盤#

開中法首先在大同施行，所以山西的商人們占據了天然的地理優勢，他們直接在邊境招募流民，開墾土地，自己種植糧食來換取鹽引，也就是所謂的商屯。

這樣做的好處一是就地屯墾，免去了轉運的麻煩，二是收納流民，減少了社會不穩定因素，三是能夠讓駐軍就地受利，消除了滋擾地方的隱患，可以說在當時的形勢下，開中法無疑是比較先進的制度。

明代九邊分布圖

南徽北晉的官商性質

在大同率先施行的開中法極大觸犯了徽商的利益，九邊離山西近而離南直隸遠，徽州的商人們遠赴邊境商屯又人生地不熟，遠遠競爭不過晉商，導致九邊的鹽引大多為晉商所控制。

鹽引兌換的主要是淮鹽與浙鹽，一度達到了兩地鹽場產出的一半。兩淮與浙江一直都是徽商的勢力范圍，這是在爭奪徽商的飯碗。

于是在弘治五年(1492年)，戶部尚書葉淇更易鹽法，把開中法原來規定的“納糧運邊”改成“納銀運司”，大致意思是原來想獲取鹽引，只能把糧食輸送到邊鎮，而現在直接向在揚州等地的鹽運司交納銀兩，就可以換成鹽引，然后國家再拿這筆錢采購糧食。

淮安籍的葉淇之所以這樣改革，主要是由徽商推動的：“部臣葉淇，見賈人輸薄而獲利厚，遂奏令納銀運司解部，部分輸各邊，于是商各歸散。淇淮人，鹽商多淇姻媾，故為奏改……”。

古代制鹽場景

葉淇變法主要惠及的是徽商，因為揚州離徽州近而離山西遠，從此徽州商人免去千里轉運之憂，直接用銀錢便可以購買鹽引。這對于山西商人來說，是一個重大打擊。

同時葉淇變法對整個明朝的后患是不可逆的，納銀運司后，邊境商屯紛紛荒廢，邊商或南下或轉行，造成邊鎮物價飛漲，邊軍苦不堪言，極大地削弱了九邊軍隊的戰力，而邊境地區物價飛漲，朝廷不得不從其它地區運糧輸邊，一切又回到開中法施行之前的情況。

明朝的鹽引

失去開中地利的晉商一部分遷徙到揚州成為內商，而另一部分則紛紛轉行從事邊境貿易，而當時最賺錢的行當，無疑是跟蒙古人做生意，但明朝與蒙古長期對峙隔閡，互市也是經常一關就是幾十年，這一切都需要個契機。

隆慶四年（1570年），蒙古俺答汗之孫把那漢吉不滿祖父搶其未婚妻，投降明朝，明朝與蒙古雙方由此有個溝通渠道。

在交涉這一事件中，宣大總督王崇古提出了“封俺答，定朝貢，通互市”的和議政策，王崇古的提議得到了內閣大臣高拱、張居正、張四維等人的贊同，而王崇古與張四維是舅甥關系，兩家皆是晉商大賈。

王崇古的父親王瑤，伯父王觀，兄長王崇義都是大商人，出自蒲州王家。而張四維的父親張允齡，叔父張遐齡，弟弟張四教也是大商人，出自蒲州張家。促成與俺答和議，與其說符合國家的利益，不如說是更符合自己家及晉商群體的利益。

自俺答封貢以后，張家口逐漸成為最大的關口市場，而張家口邊地商人里最大的八家，后來被稱為“八大皇商”。

“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時以貿易來張家口，曰：王登庫、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云發。”

這八大家不僅與蒙古人做生意，萬歷末年遼東女真人興起后，他們逐漸把貿易重心轉向與女真。在明末清初的對峙中，他們視禁令于無物，由塞外向遼東走私鹽鐵糧布，換取后金入關劫掠來的贓物。滿清入關后，順治帝專門召見了這八大商人，投桃報李封他們為“皇商”。

“本朝龍興遼左，遣人來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后，承召人都，宴便殿，蒙賜上方服饌。”——《萬全縣志》

走西口

清代徽商與晉商的發展

入清以后，長城外的蒙古諸部已經完全歸附，“九邊”這個歷史名詞已經成為過去式，開中制不再是長期性的政策。晉商與徽商的主業也發生了轉變，晉商由主營鹽業轉為主營票號，而徽商除了鹽業，更多的轉向典當、茶葉、木材等行業。

票號是古代原始的銀行，多為山西人所開。票號的形成得益于清朝獨特的形勢，清朝前中期海內混一，社會安定，古代商業活動也達到了封建王朝的頂峰。

晉商以鄉黨為組織，經常轉運千里把商品賣到異地牟取暴利，而長途販運的資金積壓周期長，所以經常遇到資金周轉困難的情況，這是票號在清朝蓬勃發展的原因。

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票號

依托于山西商人遍及全國的商業網絡及雄厚的財力，自道光年間第一家票號日升昌開辦以來，短短幾十年就引得其余商人紛紛效仿，發展到三十多家。

這些票號吸納商業及社會存款，收取年息，再用存款放貸，甚至向官府放貸，例如橫貫山西南北的同蒲鐵路修建時，山西票號的貸款占到所有借款的百分之七十。

撐起古代商業一片天的南徽北晉

徽商的特點一直是“賈而好儒，賈儒結合”，先以商途致富，再教導家中子弟讀書出仕，實現由賈到儒的轉變。徽商把商賈看作末業，把出仕看作根本，所謂“以末致財，用本守之”，這也跟徽州是理學宗師朱熹的故里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徽商和晉商一樣，與官方關系密切，具有濃厚的“官商”背景，甚至家中子弟也多有出將入相者，在明有內閣大臣許國，在清有上書房總師傅曹振鏞。正是因為有濃厚的官方背景，徽商的主業鹽典茶等暴利行業才能風生水起，清朝最著名的徽商，紅頂商人胡雪巖本人其實也是左宗棠背后的金主。

胡雪巖畫像

徽商與晉商沒落的原因

晉商與徽商具有強烈的官商色彩，他們的商業活動深受執政者政策的影響。

在天翻地覆的時代變局中，清政府自身尚且風雨飄搖，任由列強商品傾銷到國內的各行各業，而晉商與徽商卻沾染了官商特有的陳腐氣息，不思改變，最終在時代大變局中，被地處沿海、善于學習、與國外溝通緊密的浙閩商人所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