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應該從何說起

——為黎元洪和辛亥革命首義諸將的歷史地位而作

文：李新宇

黎元洪像

先說國慶節

眾所周知，中華民國建立的時間是1912年1月1日，但國慶節卻是10月10日。這使一些人覺得有點奇怪，因為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節顯然不同：后者的國慶節就是建國之日；而前者的國慶節卻不是建國的日子。

民初廣告包裝上的中華民國共和四杰

其實，確立國慶節的依據有多種。考察世界各國，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以國王的生日為國慶節。一般君主國都是如此，比如日本和英國。

日本有“建國紀念日”，那是公元前660年2月11日，據說神武天皇在那一天統一了日本，但每年的國慶卻是天皇誕辰。英國國慶并不一定在國王生日那一天，但即使把冬天的生日提到夏天過，慶祝的依然是國王誕辰。當然，英國人對此早有爭議，有人主張把大憲章簽署的日子定為國慶，也有人主張把二戰中諾曼底登陸那天作為國慶，但直到今天，仍因得不到大多數國民的支持而未能更改。

二、建國的日子就是國慶節。

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于1949年10月1日，每年的國慶就在10月1日；朝鮮的國慶是9月9日，因為在1948年的這一天，金日成在朝鮮北方成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再如越南，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國建立，此后每年的國慶就在9月2日。

三、以復國的日子為國慶節。

比如韓國，國慶節是8月15日，慶祝的是1945年的這一天日本宣布戰敗，韓國人終于擺脫了日本人的統治，國家得以光復。再比如，俄羅斯的國慶節是6月12日，慶祝的是1990年的這一天俄羅斯脫離蘇聯，獲得國家主權的獨立。再如德國，二戰后國家被撕裂成兩半，1990年10月3日，隨著東歐巨變，國家實現了統一，此后就以10月3日為國慶。

四、以宣布獨立或革命戰爭打響的日子日為國慶節。

比如美國，國慶節是7月4日，慶祝的是1776年7月4日《獨立宣言》的誕生，其實美國獨立戰爭在此之前一個就打響了；真正建立則是在7年之后。再比如法國，國慶節是7月14日，慶祝的是1789年的那一天攻克巴士底獄。那是法國大革命的開始，現代法國真正建立起來，卻走過了百年曲折道路。意大利國慶節是6月2日，慶祝的是1946年的這一天公民投票廢除了君主制。

就此看來，中華民國以10月10日為國慶節，更接近最后一種情況。準確地說，更接近法國，紀念的是革命打響的那一天。

潮繡喜幛中再現的武昌起義場景

其實，任何一個新國家的建立，都有幾個值得紀念的重要日子：一是革命打響的那一天；二是革命成功的那一天；三是新國家正式宣布建立的那一天。

中華民國國慶節的確立，是在1912年第一個國慶日到來前夕，由參眾兩院討論形成決議，由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于1912年9月25日公布的。

然而，當年公布的國慶紀念日卻不是一個，而是三個：第一個是10月10日；第二是1月1日；第三個是2月12日。

公道地說，這三個日子都值得慶祝：一是辛亥革命發生的日子，二是正式宣布建國的日子；三是革命成功的日子。

當然，當時的人們對這三個日子有不同的傾向性：黎元洪等辛亥革命的首義者，追隨武昌首義而宣布獨立的各省都督，大都鐘情于10月10日，因為這個日子彰顯著他們的功勛；追隨孫文的一些同盟會員，則更傾向于1月1日，因為這個日子彰顯著他們的榮耀；親袁世凱的人們則更鐘情于2月12日，因為這個日子彰顯的是帝制的終結和革命的成功，而這一歷史偉業是由袁世凱等人親手完成的。

正因為這樣，

當年確定了三個國慶日。由此也可以看到當年中國濃重的民主氣氛，無論是兩院議員們還是臨時大總統，都充分尊重各派的感受和情緒。不過，

過著過著，三個國慶日就剩了一個：“雙十節”。

1月1日和2月12日幾乎不再有紀念活動。即使在國民黨人通過北伐奪取政權之后，雖然把孫文尊為國父，卻也沒有把國慶改到1月1日。

究其原因，還是歷史事件本身的重要性。終結帝制、創建共和的偉大歷史轉折發生在哪一天？

人們首先記住的是10月10日。包括國民黨內的那些辛亥元老，也認為10月10日比1月1日更重要。普通百姓，知識分子，能夠記住的更是辛亥革命爆發的日子。

印有黎元洪像的中華民國開國紀念幣

1919年，北大教授陳百年提出把每年的元旦慶祝改到10月10日，理由是這一天使中國人開始做“人”。正在編輯《新青年》的錢玄同看到文章極為興奮，立即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若從中華民國自身說，他是公歷1911年10月10日產生的，那一日才是中華民國的真紀元。就中國而論，這日是國民做“人”的第一日；就世界而論，這日是人類全體中有四萬萬人脫離奴籍，獨立做“人”的一個紀念日。這真是我們應該歡喜，應該慶賀的日子。

錢玄同并非不知道中華民國正式建立的時間是1912年1月1日，卻把1911年10月10日稱作“中華民國的真紀元”。他多次說過：

“要說一年中要有幾個規定的日子快樂快樂，則除10月10日外，最有價值的就是1915年12月25日，那次是中國國民第二次脫離奴隸籍，抬頭‘做人’的紀念，此外如1912年1月1日有的共和政府成立，同年2月12日的皇位推翻，也是可以紀念的。”

由此可見，

在錢玄同等遠離政治斗爭的知識分子心目中，最重要的日子就是10月10日，其次就是蔡鍔起兵護國的12月25日，再次才是孫文在南京宣布中華民國建立的日子和隆裕太后發布皇帝退位詔書的日子。

那么，講中華民國，就應該從1911年10月10日講起。

十幾年前，我對此缺少深思，也曾強調過1912年1月1日那個象征性的時刻，并且對錢玄同、陳百年等前輩的情感很不理解。現在想來，應該是我錯了，原因是我當時對歷史現場的考察還太不充分，大面積地沿襲過去主流歷史敘述所給予的知識，對歷史的理解自然片面而且浮淺。

再說革命領導者

熊秉坤像

一般的歷史敘述往往很難避免這樣的問題：

以大人物掩蓋小人物，個別領袖高高聳起成為神，而一般的小人物就被忽略不計了。

然而，面對辛亥革命，那種放大領袖人物腳印而忽視小人物鮮血和生命的做法是極不公道的，而且與史實相去甚遠。

辛亥革命的爆發在武昌，首義者是武昌新軍，籌劃這場革命的是武昌的革命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

從籌劃到進行，都與后來高高樹起的領袖人物沒有多少關系。

革命真正爆發時，不但孫文不知道，黃興、宋教仁等同盟會領袖不知道，就連文學社和共進會的領導人也不在場。領導革命的任務就落到了熊秉坤、蔡濟民、吳兆麟等下層軍官身上。

武昌起義軍炮兵

10月10日那天凌晨，劉復基、彭楚藩、楊洪勝三烈士從容就義，武昌城陰云密布。因為名冊落入清吏手中，革命黨人隨時可能被抓捕殺掉，因而一個個惶恐不安。

怎么辦？

危急關頭，人們特別需要領袖。然而，文學社和共進會的領袖們卻是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一個也找不上。

后來的史書把辛亥革命的領導和發動都歸于孫文和同盟會，但無法更改的史實是：

此時的孫文遠在美國，根本不知道武漢這些革命者，更不相信武漢會發生革命；黃興、宋教仁、譚人鳳等知道這里將要發生革命，卻不清楚領導者是誰，更不知道具體日期。

在同盟會領袖們心目中，武漢是居正的地盤，革命理所當然由居正領導。但在實際上，居正就像一個空降的地下黨書記，在他們的黨內，他是武漢的負責人，但在武漢，卻是除了有限的幾個同盟會員之外，沒人知道他是誰。

革命之前，譚人鳳到過漢口，見到了他所熟悉的焦達峰、孫武、居正等人。孫武把文學社和共進會的一群骨干召集起來與他見面，譚人鳳發現：“居正除兩楊相識之外，尚須一一問姓名。”

所以，辛亥革命發生之際，不但那些著名的領袖不知情，就連居正也不在場。

然而，

革命爆發了。熊秉坤、蔡濟民等因歷史的偶然性而走上了革命領導者的位置。

熊秉坤，26歲，工程營三棚正目，相當于后來的班長。蔡濟民，25歲，二十九標的一個排長。這些級別最低的軍官，在此之前，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會充當改變中華民族歷史的重要角色，然而，正是他們，還有輜重營的李鵬升等，率領士兵拉開了辛亥革命的大幕。

我們的歷史學家，不是不清楚歷史的事實，但史書上寫出來，卻總是革命組織同盟會及其領袖的行蹤。

10月10日，下層軍人走上前臺的原因，就在于危急關頭領袖們的不在場，在于明白人很容易算清的一筆賬：與其束手被縛，不如轟轟烈烈干一場。絕境造英雄，原因正在這里。

熊秉坤后來的表現也許不值得稱道，但那一天的熊秉坤著實不易。從計劃行動到去尋找蔡濟民，從打響第一槍到占領楚望臺，從整個過程看，他事實上已經是革命軍首領。但是，他的地位畢竟太低，一個只管十幾個士兵的班長，當他在楚望臺發布命令時，士兵們各自議論，心不在焉，使他深感自己的地位難以服眾。革命需要更有號召力的首領，可是，孫武負傷住院，劉公不見了，蔣翊武逃出城外，其他領導人或殉難，或被捕，到哪里去尋找他們？有士兵建議，把左隊隊官(連長)吳兆麟找來。熊秉坤欣然同意，于是找來了吳兆麟。吳氏比熊氏大3歲，職位高兩級。那天晚上他正在楚望臺值勤，見熊秉坤率隊前來，守軍倒戈，他就躲進了庫房中。革命士兵把他找了出來，熊秉坤提議讓他做革命軍的臨時總指揮，他接受了，接下來的戰斗就由吳兆麟指揮。

據熊秉坤回憶，這事發生在10月10日晚上10點半。也就是說，

10點半之前，辛亥革命的領導人是熊秉坤和蔡濟民等，10點半之后，主要的領導者就是臨時總指揮吳兆麟。

正是在吳兆麟的指揮之下，經過一夜血戰，革命軍于黎明時占領了都督衙門，武昌克復，革命勝利了！

天亮之后，一面鐵血十八星大旗升了起來。

鐵血十八星旗

無論是熊秉坤，還是吳兆麟，在革命的最初階段取得勝利之后，都非常清醒地意識到：必需為革命找一位有號召力的領導人。

經過努力，他們終于請來了黎元洪。

多少年來，史書的講述對黎元洪極不公道。

最先的講述問題不大，從1911年到1928年，17年中，各派材料中有罵也有贊，有貶低者也有頌揚，相互抵消，“去掉最高分也去掉最低分”，得出的結論可能與事實懸殊不大。但是，1928年之后，黨國建立，國民黨人掌控了歷史書寫的主導權，而且教科書要符合黨義，于是，自己的領袖就被高高捧上了神壇，異己者和政敵們則被淡化和丑化，于是，歷史的主角變為配角，甚至變為反面人物。

1949年之后，大陸的現代史敘述與國民黨人有諸多分歧，但在辛亥革命的問題上，卻直接承接了國民黨的話語。

直到文革結束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教科書和工具書講到黎元洪，仍然不愿正視他在辛亥革命中的貢獻，甚至《辭海》中的詞條也不放在“辛亥革命”的標題之下，而是出現于“北洋軍閥政府統治時期”，重點介紹的是他“多次破壞湖北革命黨人的活動”，“破壞革命”、“鎮壓革命”、做了“北洋軍閥政府總統”。

《東京日日新聞》于1911年11月3日隨報附贈的地圖《最新調查清國大地圖革命動亂地標注點》

可是，只要回到百年前的歷史現場，史實卻一目了然。黎元洪的確是被革命黨人請出來的，但那是因為眾望所歸，而且在革命爆發之前，文學社和共進會的領袖們早就準備革命后請他做都督。

黎元洪做都督，開始時的確不情愿，但所謂“床下都督”之類，卻完全是追隨同盟會的小說家在與追隨黎元洪的文人相互攻擊時虛構出來的。

歷史的事實是，即使開始時的確不情愿，但一旦答應下來，黎元洪就成了一個合格的革命統帥。

是他通過幾個記者招待會，就使列強各國把他看作一個新國家的合法代表，并且在他與清廷之間保持中立；是他幾個電報，就把各路英豪召到武漢籌建中華民國政府；后來無論孫文做臨時大總統，還是袁世凱做臨時大總統和正式大總統，黎元洪都穩穩地做副總統。這一切都證明著他在歷史上不可動搖的地位。

辛亥革命成功，全國各地慶祝勝利，褒揚先烈，頌揚領袖，無論“民國三元勛”還是“共和四杰”，其中都有黎元洪。

正因為這樣，章太炎認為他是最合適的大總統人選，就連孫文也稱他是“民國第一偉人”。

在過去的歷史敘述中，請黎元洪做都督，一直被認為是革命黨人犯下的一個錯誤，反映的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軟弱性。但如果站在當年發難的革命軍人立場上，設身處地想，或者站在革命立場上，考慮革命的最大利益，大概就不會輕易指責吳兆麟、蔡濟民等人拱手交出革命領導權之舉。

蔭昌站像

事實證明，請黎元洪出山不僅沒有錯，而且是比攻克總督府更加重要的壯舉。

如果沒有此舉，如果黎元洪沒有出任都督，武昌首義的果實很難保得住，辛亥革命也就不一定那樣順利成功。有幾件事是必需注意的：

其一，黎元洪出任都督的消息傳出，湖北各界聞風轉向，不再與革命黨為敵。

其二，總督瑞澂逃走之后并未遠去，而是躲在軍艦上觀望

，因為他知道，小寇蜂起易定，烏合之眾，暫避其鋒，最終不難收拾。

當他得知黎元洪做了革命軍都督，就失望了。

其三，陸軍大臣蔭昌奉命赴鄂“平叛”，順路到彰德看望袁世凱。

這位公子哥本來沒把革命軍放在眼里，輕言“鄂匪易平”。

袁世凱立即糾正道：“黎元洪為帥，不得以匪視之。”因此，蔭昌由輕敵變為怯陣，以至不敢輕舉妄動

，甚至在他的專列上掛了兩個火車頭，做好了隨時戰敗而逃的準備。

其四，因為黎元洪出山，革命軍贏得了列強的認可，他們不再把武昌起義看作暴亂，而是當作“交戰方”，在革命軍與清廷之間嚴守中立。

其五，因為黎元洪和湯化龍，海軍不再是革命軍的威脅。

黎元洪的信，湯化龍的兄弟之情，很快終促成了海軍調轉炮口。

這一切，都從不同方面決定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鄂軍政府”與“中華民國軍政府”

說到黎元洪，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他是不是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元首？

歷史的事實本來擺在那里，但因為國民黨人在1928年建立自己的統治之后，對歷史進行改寫，一些事被放大，一些事被遮蔽了。

此后的史書，大書特書的，是1912年1月1日孫文就任臨時大總統，此前的革命領袖，不是被張冠李戴，就是閉口不談。

這一切自有歷史淵源，

辛亥革命發生之后，同盟會的一些人就不愿承認眼前的事實：革命發生了，卻與他們的領袖無關，與他們的組織無關。

中部同盟會的領袖們總想領導革命，但革命發生時他們卻同樣不知情、不在場。

黎元洪成為革命的象征，成為新國家的代表，讓他們焦躁而又沮喪。

1911年10月11日成立的軍政府，在后來的敘述中被稱為“湖北軍政府”

為了爭奪革命的領導權，他們想了種種辦法，搞了許多小動作。

革命后的第二天，10月11日下午，武昌成立了軍政府。這個軍政府在后來的敘述中一直被稱作“武漢軍政府”、“湖北軍政府”或“鄂軍都督府”。細察之，革命第二天在武昌以黎元洪名義貼出的第一份布告的確是冠以“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但那是同盟會的人從日本帶回的布告。在討論革命之后的政權名稱時，剛從獄中出來的同盟會員胡瑛就強調要按同盟會的規定，起義成功后建立的政權必需是“中華民國軍政府某地都督府”。

可是，武昌的革命者是否真正接受了這一規定，卻是一個疑問。因為從歷史留下的照片看，固然有冠以“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的文件，卻也有冠以“中華民國軍政府”的文件。

武昌軍政府辦的報紙是《中華民國公報》，出臺的第一份條例是《中華民國軍政府暫行條例》，而且武昌軍政府有一枚大印，刻的是“中華民國軍政府之印”

。南北和談開始之前，黎元洪照會伍廷芳，要他“迅速首途來鄂，以便對待一切”，稱他為“臨時政府外務總長”，照會所用的印章則是“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大都督之印”。

當時的許多文件證明，不僅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已經存在，而且也常被稱作“臨時政府”，到伍廷芳作為南方總代表參加和談，他的身份已經是“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外務總長”。

同盟會主要領導人合影

可是，

同盟會的一些人無論在當時還是后來，說到這個軍政府，卻總是要強調它的地方屬性，不愿承認它曾是新中國的中央政府。

軍政府成立之后的第四天，10月14日，即起草了《中華民國軍政府暫行條例》，并于17日公布。也就是說，革命之后成立的軍政府，本是中央軍政府。然而，隨著革命成功后在押同盟會成員的出獄和各地同盟會成員的紛紛奔赴武昌，到10月25日，一份《中華民國鄂軍政府改訂暫行條例》出臺，不僅把軍政府原先的4個部改為9個部，增加了一些同盟會出身的部長，如內務部長楊時杰、交通部長熊繼貞、司法部長張知本等，而且把軍政府的名稱作了改動：把“中華民國軍政府”的暫行條例改為“中華民國鄂軍政府”的暫行條例。

國民黨人開創的辛亥革命史敘述寫到這里，常常要講立憲派篡奪政權的險惡用心。

直到今天，一些著作仍然是這樣寫的：“條例冠以‘中華民國軍政府’，把湖北軍政府升格為中央政府，暴露了湯化龍等人獲取全國政權的用心。”

對于把“中華民國軍政府”降格為“鄂軍政府”，黎元洪倒是不在乎，從當時到后來，都沒有任何表示。可是，誰規定首義成功之后就只能建立地方政府而不能建立中央政府？

事實上，那不過是同盟會組織內部的規定：凡同盟會成員，無論誰，無論在哪里起義，成功之后都只能建立地方軍政府，即“中華民國軍政府某省某地都督府”，而不能建立“中華民國軍政府”。

之所以這樣規定，為的是把“中華民國軍政府”留給同盟會的領袖孫文、黃興等人。

這在組織內部，或許有它的道理，但黎元洪并非同盟會成員，湯化龍等也不是，籌劃和領導了辛亥革命的文學社、共進會都不隸屬于同盟會，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按照孫文在海外的規定把“中華民國軍政府”的最高領導虛位以待呢？

在同盟會成員中，最先到達武昌的是譚人鳳、居正二人。

他們從上海出發時還不知道武昌發生革命，“到九江，黎元洪為都督之名義，已喧囂于耳鼓矣” 。

當他們于10月14日到達武昌時，已是黎元洪做都督的第四天，不僅國內各地已響遍黎元洪大名，而且海外報紙也已在報道這位中國革命的領袖。

面對這種情況，譚人鳳和居正非常掃興。他們是來領導革命的，但他們來晚了。

盡管如此，他們還是在當夜11點在農務學堂召開同盟會員會議，商量對策。居正在會上講話說，他明天將返回上海，請黃興、宋教仁前來武昌主持大計。譚人鳳后來寫道：“黎元洪一無用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統率無人，擁為都督，旋為副總統，旋而大總統，居然命世之英。……推原禍始，則皆宋鈍初之遷延有以致之也。不然，當時內地同志，對于海外來者實有一種迷信心，安有黎元洪？”

孫中山、黃興等人在臨時政府參議員合影

他們考慮更多的，不是帝制如何終結，不是共和如何實現，而是權力歸于誰手。

武昌起義成功的消息傳開，各路革命黨人紛紛行動起來。

海外的紛紛回國，國內的紛紛往武昌聚集。本來素不相識，素無聯系，只因為大家都曾致力于推翻滿清，便都投奔首先勝利的武昌而來。

不過，

在奔赴武昌的人群中，卻往往各有自己的打算，有人是來支援革命的，帶了軍隊到達武昌，馬上向黎元洪報到，接受任務之后即帶了人馬駐守或攻打去了。然而，也有一些人，尤其那些革命組織的領袖們，到武昌來，卻往往懷了不同的心思。

辛亥革命爆發18天之后，10月28日，黃興和宋教仁帶了上百號人，前呼后擁抵達武昌——

他們是來領導革命的。他們到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四處活動，準備推舉黃興做“兩湖都督”。

這是宋教仁與黃興在從上海到武昌的船上籌劃好的。此時的湖北都督是黎元洪，湖南都督是焦達峰，由黃興出任“兩湖都督”，就可以凌駕于黎、焦之上，讓湖北都督和湖南都督都成為黃興的下屬。宋教仁之所以有如此設計，口頭上雖是為革命事業著想，協調兩湖行動，但明眼人不難看出，真實用心不過是為同盟會爭奪最高領導權。

同盟會的領袖們此時共同的心病，就是他們多年奔走革命卻一無成功，而文學社和共進會卻一舉取得了革命的成功；他們以為自己是革命多年的領袖，卻沒想到革命成功了，領袖卻是黎元洪。他們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夢幻中已經沉浸太久，無法接受革命發生了卻不歸他們領導的現實。

宋教仁等這次犯了一個錯誤：過高地估計了他們個人以及同盟會的影響力。

武昌的革命者大多是文學社和共進會的成員，與同盟會或中部同盟會沒有關系，如果是藍天蔚或吳祿貞回來，他們也許會接受他們的領導，但對黃興和宋教仁，他們并不買賬。之所以如此，我們只要查一查當時都督府的成員，查一查當時武昌起義時那些領導人的黨籍，就可以看到，里面沒有多少人參加過同盟會，有的參加過，卻已經改入共進會。當時的武昌諸將信任黎元洪，擁戴黎元洪，所以，當這群來自上海的同盟會領袖此議一出，馬上遭到了反對。

爭奪最高領導權的夢想成了泡影，自然非常掃興。黃興能忍讓，審時度勢，調整姿態，接受黎元洪的任命做了前線總司令。而宋教仁轉身去做立法工作，成就了一部《鄂州約法》。《鄂州約法》是一部輝煌的法典，顯示著宋教仁為革命后的憲政建設立下的不朽功勛。但是，考察這部法典從討論到形成的過程，卻不難看到宋教仁出于黨派立場的一些小算計。

革命成功了，需要立法，要創建什么樣的國體和政體？要建立什么樣的國家？這是人們不能不關心的。受命立法的人們首先提出討論的是“共和國體”、“民主政體”、“立憲政治”、“責任內閣”、“政黨議員”、“人民權利”之類的問題。約法如果寫入這些條款，就是為新的國家立法。然而，宋教仁最后拿出的文本，卻不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而是《中華民國鄂州約法》，為此，

他甚至不惜割舍關于國體、政體和他所熱心的立憲政治和責任內閣，讓它在約法中不見了蹤跡。之所以這樣，用心只有一個：把黎元洪和武昌政權限定為地方政權。

宋教仁

然而，當時的國人卻并不把武昌政權看作地方政權，而是把它看作一個新的中央政權；也不把黎元洪看作地方性的人物，而是把它看作一個新時代的領袖。

楊鐸在《辛亥建國史綱》中曾經寫下這樣一段話：“吾嘗戲論，以為孫武、居正者，陳勝、吳廣也；黎元洪者，似漢高耳。人造其因，伊受其果，豈非天命哉！”

當時的一般人都不把黎元洪看作一省都督，而是把他看作全國革命的領袖。

正如做過南京臨時參議院秘書長的林長民在《參議院一年史》中所說：“各省獨立，無所統一，黎元洪因首義負時望，眾論咸推戴之。”

即使是宋教仁，雖然一方面謹慎地防范黎元洪占據全國領袖的位置，另一方面也無法回避眼前的現實。

所以，在《中華民國鄂州約法》的第一條款中，就不得不寫下：“將來取得之土地，在鄂州域內者，同受鄂州政府之統治，若在他州域內者，亦暫受鄂州政府之統治，俟中華民國成立時，另定區劃。”這也就是說，宋教仁也不得不承認，在中華民國正式成立之前，鄂州政府有統轄全國的權力。

元首地位的確立

各省紛紛獨立，革命陣營急需統一的領導機構。11月7日，湖北軍政府向獨立各省的軍政府發出電報，就組織中央政府事宜征求意見。電報說得很客氣：

“現今義軍四起，大局略定，惟未建設政府，各國不能認交戰團體。敝處再四籌度，如已起義各省共同組織政府，勢近于偏安，且尚多阻滯之處；若各省分建政府，外國不能于一國之內承認無數之交戰團體。茲事關系全國甚大，如何之處，乞貴軍政府賜教。”

兩天之后，11月9日，黎元洪再次發出電報，正式邀請獨立各省派代表來武昌商討籌建臨時政府。電文中說：

大局粗定，非組織臨時政府，內政外交均無主體，極為可危。前電請速派委員，會議組織，諒達尊鑒。惟各省全權委員，一時未能全到，擬變通辦法，先由各省電舉各部政務長，擇其得多數票者來鄂，以政府成立照會各國領事，轉各公使請各本國承認，庶國基可以初定。敝省擬中央臨時政府暫分七部：一、內務，二、外交，三、教育，四、財政，五、交通，六、軍政，七、司法。其首長之條件，以聲望素著，中外咸知，并能出而任務為必要。蓋非此不足以昭各國之信用也。現除外交首長多數省份已舉伍廷芳、溫宗堯二君外，其余各首長應請協舉電知敝省，候匯齊后其得多數當選者，一面電聘，一面通告。時事緊急，希急會議決定。再，財政首長敝省擬舉張謇。

這份電報透露著各種信息，尤其明顯的是，黎元洪沒有把目光局限在武昌，而是放眼全國，在全國范圍內考慮各部的合適人選。這是辛亥革命的一個偉大之處，革命之后，不是參與革命者論功行賞瓜分權力，而是在全國范圍內選賢舉能執掌權力。

民國初年的多面旗幟

黎元洪的電報發出四天之后，11月13日，滬軍都督陳其美聯合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通電各省，請派代表到上海開會，準備設立“臨時會議機關”，并籌建臨時政府。

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跡象。黎元洪的第一份電報發出已經6天，第二份電報發出也已4天。上海方面卻置之不理，自己發出了邀請代表到上海組建政府的電報。后來，上海方面的解釋是因為線路故障，沒有及時收到湖北的電報。

上海集團的核心人物是同盟會的陳其美，此外還有宋教仁等一幫中部同盟會的領袖。如前所述，“武昌起義前，湖北革命黨人推居正、楊玉如赴滬催促黃興、宋教仁來武漢，目的就是要他們來領導起義，然后以‘起義之首領’的資格，出任都督。” 然而，

革命爆發了，而且成功了，同盟會的領袖們卻未能趕到，錯失領導革命的機會。同盟會的一些人不甘心讓革命領導權落入別人手中，因而進行了種種努力，可是，除了阻撓革命后的武昌政權成為新的中央政權之外，別的計劃都沒有成功。

無奈之下，黃興做了黎元洪手下的司令，這讓同盟會非常窩火。

正因為這樣，他們很快從武昌撤離，去實行宋教仁的新計劃：“率南京新軍奪江南諸省以制天下”，目的仍然是防止黎元洪以首義都督的聲望向全國發號施令。

所以，當上海為支援武漢而召集起隊伍之后，他們沒有讓隊伍馳援武漢，而是在上海就地起義，然后促使江蘇和浙江獨立。浙江剛剛獨立，陳其美即聯絡湯壽潛和程德全發出召集會議的電報。這時候，南京勝負未定。

陳其美的這一舉動，顯然帶有山頭的考慮，不希望以黎元洪為中心組建中央政府。不過，上海集團并非無所顧忌，因為武昌首義天下共知，黎元洪已占先機。上海如果另舉旗幟，顯然很難服人。所以，陳其美等人在上海建立中央政府的設想并無把握，不過是投石問路。而且，上海集團的想法也并不一致。作為同盟會員的陳其美想的，與作為舊巡撫程德全想的，與立憲派領袖張謇、湯壽潛等人想的，其實相距甚遠。

陳其美

所以，就

在陳其美等人發出邀請之后，張謇等人有了“請求各省都督府承認武昌為中華民國新政府”的倡議。

因為狀元張謇更清楚地知道，

在中國歷史上，激烈的戰爭往往并不發生在推倒舊王朝之際，而是發生在起義的各路諸侯之間。

為避免上海集團與武漢集團的矛盾激化，張謇提出了如此倡議。當然，他必須照顧上海集團的利益，所以有了“政府設鄂，議會設滬”的折中方案。

政府設在湖北，充分尊重湖北的首義地位，議會設在上海，是對湖北的一種制約。陳其美等人為了與武漢抗衡而努力拉住程德全、湯壽潛、張謇等人。而張謇等人則利用這個機會，意在做活全國一盤棋。

因為武昌和上海同時發出了邀請，一個現象出現了：各省代表有的奔赴武漢，有的奔赴上海。又因為各省都有人在上海，所以許多省份沒有派人，而是指定已在上海的本省人士做代表。所以，至11月15日，已有江、浙、閩、魯等省代表在上海。于是上海首先舉行會議，會議定名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

但是，此時的革命中心在武漢，而且武漢發出的邀請早于上海。武漢因此不愿退讓，而且有充分的理由：“既以湖北為中央軍政府，則代表會亦自應在政府所在地。府、院地隔數千里，辦事實多遲滯，非常時期，恐失機宜。” 他于11月20日再次通電各省都督，請派人到武昌籌建中央政府。這時的黎元洪不再忍讓。

因為當時同盟會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黃興也在武漢，而且是黎元洪任命的總司令，上海集團盡管不情愿，也不得不同意各省代表到湖北開會。

因此，23日，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決定赴武漢開會，并把代表們一分為二，各省代表一人去武漢，一人留上海，“赴鄂者議組織臨時政府事，留滬者聯絡聲氣，以為鄂會后援。”

11月30日，各省代表會議舉行第一次會議，推舉湖南代表譚人鳳為議長，然后開始了意義深遠的建國會議。

在幾天的時間里，會議做了幾件大事，其中包括“虛臨時總統之席待袁世凱反正來歸”的決議，也包括“湖北軍政府即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和“黎元洪以大都督名義行中央最高領導職務”的決議

。

于是，革命后的第一個中央政權正式確認，黎元洪成為中華民國第一個國家元首。

總之，

在1912年1月1日之前，中華民國已經存在，中華民國軍政府也已經存在，它的最高領導人就是黎元洪。

外國明信片中的1911年武昌起義和黎元洪都督

所以，當我們排列中華民國初期元首的時候，如果只講正式大總統，那么只有5人：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琨。

如果連臨時的和實際的領導人計算在內，歷史形成的客觀次序應該是：黎元洪、孫文、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

華中師范大學校園內的黎元洪墓，如同歷史的角落，僻靜，少有人至。

李新宇，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帝國黃昏》、《中國共和那一天》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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