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景祐三年(1036),農歷十二月十九日,蘇東坡出生于眉州眉山。今天是蘇東坡的誕辰。 為讓更多人了解蘇東坡的心跡歷程，惠集讀書社特刊發小草先生的作品《蘇東坡：余生正是重生時》。

一． 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

夜飲東坡醒更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仗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

這是蘇軾在黃州寫的一闋詞好《臨江仙.夜歸臨皋》。詞里寫了蘇軾夜深宴飲歸來，已是三更，童仆深睡，敲門不醒，他只好獨自倚著藜杖傾聽江水奔流的濤聲，然后生發出一番感慨：常恨軀體不屬于我自己，什么時候能夠徹底忘卻為功名利祿而奔競鉆營！不如趁著這夜深、風靜、江波坦平，駕起小船從此消逝，泛游江河湖海寄托余生。

此詞融敘事、抒情及反思人生于渾然一體，令人喜愛。然而我最關注的是詞中結句出現的“余生”字眼。

所謂“余生”，通常有兩層意思：一是指晚年，二是指大災大難后僥幸保存的生命。蘇軾于神宗元豐三年（1080）貶黃州，時年45歲。此詞寫于蘇軾到黃州的第三年，即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時年47歲。顯然，47歲即使在古代也不應該算是晚年，蘇軾的“余生”想來應該是第二層意思，即“烏臺詩案”后僥幸保存的生命。

我還注意到，貶居黃州的蘇軾在其作品中不止一次地提及自己的“余生”或“余齡”。在他的《江城子》一詞中，“余齡”這個字眼同樣出現在結句之中：

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春雨急，烏鵲喜，報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丘，孤秀聳層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寄余齡。

此詞也是蘇軾47歲時所作，即與《臨江仙》詞是同一年的作品。他在詞中把東坡雪堂比作陶淵明的斜川，“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淵明”（蘇轍語）。蘇軾在此詞中不僅使用了與“余生”同義的“余齡”一詞，而且更為直白、更加強烈地感嘆自己“吾老矣”。此時此刻，他仍舊是在黃州，仍舊是在黃州的第三個年頭，仍舊是只有47歲，但感嘆人生老矣的語氣似乎更為沉重了。

再進一步閱讀蘇軾在黃州貶居期間的詩文，會發現更多與其“余生”、“余齡”意思相近或相關聯的語句：

侄子安節來黃州看望蘇軾，他言自己“永夜思家在何處，殘年知汝遠來情。”（《侄安節遠來夜坐三首其一》）“殘年”不就是“余生”、“余齡”嗎？且由“殘年”想起風燭殘年、殘年馀力等成語，總是溢漫那種無助、無奈而悲涼之感。

蘇軾在黃州寫的《次韻前篇》詩中感嘆：“萬事如花不可期，余年似酒哪禁瀉”。他嘆息未來的一切都不可預期，自己的“余年”似酒那般不禁潑灑。“余年”顯然是“余生”、“余齡”的另外一種表述。

蘇軾給侄子安節的詩中還有“心衰面改瘦崢嶸，相見唯應識舊聲”之句，其筆下衰老、羸弱、瘦硬的個人容貌令人驚心駭目，以至侄子只能憑不變的鄉音來相認了。這是“余生”、“余齡”令個人容貌衰老、形象變異而留下的痕跡。

蜀僧明操思歸，蘇軾賦詩云：“更厭勞生能幾日，莫將歸思擾衰年。片云會日元心否？南北東西只一天。”（《蜀僧明操思歸書龍丘子壁》）這詩意既是勸慰亦是自慰，詩中“衰年”無疑也是“余生”、“余齡”的同義詞，而且體現了“余年”衰老之特征。

元豐六年（1083）三月，蘇軾久病，令其身體與心境大受影響，有詩句“我今老病不出門”、“門外桃花開自落”（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芙蓉仙人（石景卿也）舊游）。他久病積弱，連近在自家門邊的桃花都懶得去看了，任其自開自落。此時蘇軾自嘆不僅“老”，而且“病”，乃“老病”之人也。

總之，黃州貶居期間的蘇軾，認定自己已經進入了“余生”，他常常自覺不自覺地把“余生”以及與“余生”同義、近義的詞如“余齡”、“余年”、“殘年”、“衰年”、“老病”寫進了自己的詩文之中。他在黃州寫的第一闋嘆息“余年”的詞是貶居此地的第三年，但所謂“余年”并非獨指當年，而是指自己45歲罪謫黃州以后的這些歲月，都屬于“余年”。

除了蘇軾的自述，在別人的傳聞與描述中，貶居黃州的“東坡居士”也是一副“余生”衰貌。金代元好問在《赤壁圖》詩中稱蘇軾為“憔悴黃州一禿翁”，頭發脫落嚴重。蘇軾在黃州時期又臥病家中，一春未出，以至“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因誤傳蘇軾與曾鞏同日病逝，有人準備前去吊恤和周濟蘇家。

二．當年曾“城上結廬親指顧，敢將忠義折狂瀾”

45歲這個年齡，原本不應該成為正常人生的“余生”，更何況是蘇軾。

蘇軾并非平庸之輩，無論是在考場還是在官場，也無論是在文壇，他都是一個出類拔萃、令人仰望之人。在45歲之前，他風華正茂，銳意進取，經受歷煉；在45歲之時，他年富力強，厚積經驗，正待大用，豈會黯然進入自己的“余生”呢？這完全不在其人生發展的正常邏輯之內和世人對其的普遍期待啊！

蘇軾21至22歲時，就成為大宋科考場上一鳴驚人、名震天下的驕子。他與弟蘇轍先是在開封府的進士考試中雙雙入選，然后又通過了禮部考試，其成績獲第二（因主考官歐陽修以為此文為自己門下弟子曾鞏所作，出于避嫌而將本該名列首位的文章改為第二）；其后禮部進行復試，蘇軾以“春秋對義”（即回答《春秋》一書的問題）獲得第一。蘇軾兄弟表現出的才華令歐陽修十分喜愛，他對蘇軾更是贊不絕口：“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他更感嘆：“更三十年，無人道著我也！”

蘇軾26歲時，就成為制科考試拔得頭籌的“百年一人”。制科考試乃“天子之命為制”，是宋代寶塔尖式的人才遴選，由皇帝親自出題、親自面試，非進士考試可以比擬。宋朝三百多年間，共錄取進士四萬余名，而制舉考試總共才舉行二十二次，人等者即成績合格者僅有四十一人，與進士錄取率有千倍之差距。制舉考試成績一等、二等為虛設，三、四等為實設，三等實則是第一等（三等又有三等、三等次之分）。這次制科考試蘇軾榮摘三等，成為宋朝開國百年來入三等第一人，故被譽為“百年一人”，無冕之王也。蘇轍也獲得四等。兄弟倆的才華與氣質令仁宗皇帝激奮不已，回宮后對皇后說：“朕為子孫得兩宰相矣！”

就在這一年，朝廷任命蘇軾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有權連署奏折公文”。這大概相當于北宋前期進士科狀元的待遇，他從此踏上仕途。王安石在其任職敕書中撰寫道：“爾方尚少，已能博考群書，而深言當世之務，才能之異，志力之強，亦足以觀矣。其使序與大理，吾將試爾從政之才。”這個未來成為蘇軾最大政敵的人，當時在敕書中居然對他如此激賞、褒獎、勉勵，夸耀毫不吝嗇，推舉不遺余力，或許是兼有皇帝授意與王安石本意吧。

蘇軾33歲時，就成為天子御試的考官。考官雖然級別不一定高，但要求必須科舉進士出身，有較高的文學修養，是令人敬重的角色。那年是熙寧三年（1070），天子御試，不考詩賦，專考策論，這是一場以廣開言路、改善治政為目的考試改革。這次考試，蘇軾擔任考官，他發現專考策論異化為專媚時君的不良風氣，憤然上書皇上，又借用此次考題，寫了一篇《擬進士對御試策》，深入剖析策論考試異化之弊，引起皇帝的關注與重視。

翌年蘇軾34歲，得到皇帝單獨召見傾聽其對改革之看法。出道初期的蘇軾主要在朝廷大理寺等機構供職，雖然職位尚低，但他能夠站在治國謀政頂層設計的高度，向朝廷呈上制策，希望對已經顯露危機的北宋王朝作出自己的貢獻。神宗皇帝讓蘇軾“坦白指陳，無須避諱”，蘇軾也抓住這個極為難得的機會，向皇帝陳述了自己對改革、對治國謀政重大問題的想法與建議，令皇帝印象深刻。不久他又寫了長達三千四百余字的《上神宗皇帝書》。皇帝本想起用他，可惜蘇軾畢竟太年輕，缺乏城府，走漏了皇帝召見的風聲，使皇帝擬起用他的安排受到了阻撓而未實現。

蘇軾36歲時，因無法接受王安石的激進新法，自請離京城任職，到地方歷煉。蘇軾雖然沒有機會進入朝廷決策的頂層設計，甚至連對頂層設計的影響力都被阻隔了，受到了堪稱當頭一棒的打擊，然而他并未因此消極、沉淪。蘇軾先到杭州做判官，然后到密州、徐州、湖州擔任太守，主政一方。他是從40歲開始擔任地方主官的。他在地方任職共八年兩個月，每到一地無論時間長短，都有所作為，政績斐然，深得民心，廣受愛戴。尤其是他在密州和徐州擔任獨擋一面的地方長官時，在復雜局面與突發事件中經受了嚴峻考驗，充分體現了其愛民情懷和果敢的工作能力，為北宋政壇帶來了一股清風，亦為自己樹立了形象，建立了威望。蘇軾最難忘的應該是，他到徐州上任四個月后就遇上了歷史罕見的一場洪災，他臨危不亂，“城上結廬親指顧，敢將忠義折狂瀾”（道潛詩），成功地組織民眾和協調駐軍打了一場抗洪大仗，三年后蘇軾調離徐州，父老鄉親聞訊從四面八方趕過來，他們或遮道攔馬，苦苦挽留；或洗盞呈酒，致謝感恩，然后流淚追送數十里。

蘇軾從府試中舉到湖州履新，即從21歲到45歲間的24間，他不僅作為擁有政績聲譽、發展后勁和遠大前途的“后備干部”而在北宋政壇引人注目，而且憑其在文學藝術各領域的深厚造詣、卓越才華、淵博學識以及人格魅力，在士林的聲望也越來越高，尤其是在40歲前后的四、五年里更是如日中天，聲名遠播，成為廣受膜拜的“男神”。他只要寫出了什么詩文，鄉野城邑、市井朝廷、茶樓食肆，無論何處都能迅速傳播，引起轟動；文人騷客、平民高官、僧侶妓婦，無論誰人都是爭相吟讀，以先為快。甚至神宗皇帝也成為蘇軾的超級粉絲，平日最喜歡讀他的詩文，每每總是反復閱讀，愛不釋手，時常會情不自禁地為之擊節稱嘆：“奇才！奇才！”宮中嬪妃都知道神宗皇帝這一癖好，所以只要見他用餐時忽然停下筷子而專注閱讀，她們不用猜就明白，這一定是蘇軾的文章讓他入迷了。

如此一個“天下誰人不識君”的人物，蘇軾其名若蒼穹星辰，熠熠生輝；其前途天寬地闊，未可估量；世人仰之，士林尊之，異邦慕之，太后寵之，皇帝期待之，此時此刻誰會料到他的災禍竟從天而降，他的命運急轉直下，他的“余生”提前到來了呢？

三．烏臺詩案的影響：百日歸期恰及春，余年樂事最關身

連蘇軾本人也未意識到自己“余生”會提前到來。

蘇軾從徐州調任湖州。此前他已經在多地任職，對地方事務已經如魚得水，他內心深處雖依然向往參與朝廷決策的頂層設計工作，但也已經喜歡做地方百姓的父母官。他在徐州抗洪有功，獲得了神宗皇帝的嘉獎，民望陡漲。他是帶著最新的光環來到湖州的，所以自我感覺不錯，心情愉悅。初到湖州，他在有條不紊地展開了解州情、訪問民眾的同時，還利用閑暇與人一起出城看荷花、登峴山、游飛英寺、泛舟清江、瞻仰古賢遺蹤等。

當然蘇軾也沒有忘記自己走馬上任后要做的一件事，那就是循例向皇帝呈交一份“致謝信”——《湖州謝上表》。這種表章原本就是一份做做樣子、表表感恩的報到書，不必認真，敷衍即可。可是蘇軾一提起筆來，卻管不住自己，他說得太多，說得太掏心，說得太激憤，說得有人對號入座太難受。連最不應該說的話他也說了：“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意思是，臣知道自己笨拙不堪、不合時宜，難以與“新進”們一起陪伴陛下左右；臣已是過了“惹是生非”的年齡，一定會在地方好好干。誰都知道，“新進”一詞當時是突然晉升而又無德無能之輩的代名詞，是帶有污辱性的詞語，是當時官場最忌諱的詞語，蘇軾如此明目張膽挖苦“新進”、嘲諷“新進”，把矛頭直指皇帝賞識、提拔、組閣的朝廷百官，孰可忍，孰不可忍？！

文份表章讓蘇軾的反對者又氣又喜，氣的是蘇軾竟敢如此蔑視他們，喜的是他們終于在白紙黑字中找到蘇軾“訕謗朝廷”的把柄。蘇軾的名氣太大，光環太亮，鋒芒太露，皇帝對他太喜歡，民眾對他太崇拜，反對者對他又妒又恨又害怕，一直都想扳倒他，可蘇軾從未貪公帑之一毫，從未辦錯案之一宗，從未誤政事之一樁，從未愧百姓之一人，令他們無從下手。這次終于找到向蘇軾開刀的突破口了，政治陣營的敵人，個人恩怨的仇人，見不得人好的小人，以及一切心理陰暗的人，迅速集結，全面行動，對他發起瘋狂而猛烈的攻擊。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蘇軾的圍攻者像打了雞血那樣亢奮，以超出詩人百倍的想象力對蘇軾的詩文斷章取義，隨意曲解，妄加發揮，以尋找罪證，編造罪名。蘇軾在那份“致謝信”上表示：“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也被認為這表面上是感恩，實質是提醒神宗皇帝勿忘先帝曾說過蘇軾兄弟是宰相之才，不要再將他外放地方為官，讓他早日上朝堂輔治天下，是典型的“伸手要官”。總之，蘇軾的詩文被他的曲解成一條條“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謗訕譏罵，無所不為”的“鐵證”，屬于罪大惡極，不可饒恕，逼得神宗皇帝不得不命御史臺對蘇軾立案審查。

于是蘇軾成為“如驅犬雞”一樣被拉走的罪犯，成為烏臺陰暗狹窄牢籠里的囚徒。蘇軾認定自己不但政治生命已經結束，而且性命難保，亡在旦夕，他在一天揮淚寫下了予蘇轍的訣別詩《獄中寄子由》：

圣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

與君今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在這首訣別詩里，蘇軾跟弟弟表達的最重要的意思是：為兄未滿半百，就已經沒有余生，唯希望能有來生，但愿以后世世代代都能與你做兄弟，我們把此生沒有了卻的因緣都付諸來世吧。

此詩凄楚而情深，神宗皇帝看到這首詩后，亦為二蘇塤箎之情潸然淚下。神宗皇帝向來欣賞蘇軾的才華，也不太相信蘇軾有不臣之心，只是想挫一挫他恃才狂傲的氣勢，從未想過要殺掉蘇軾。在民間為蘇軾開展的救贖活動方興未艾的感召下，在少數士大夫不懼株連為蘇軾仗義執言的推動下，在太后“不須赦天下兇罪，只放了蘇軾一人足矣”之言的觸動下，神宗皇帝最終作出處理蘇軾的決定：免去死罪，貶去黃州。

于是蘇軾從死亡邊緣撿回了一條命。重罪不誅，大難不死，自己居然還有“余生”，這完全出乎蘇軾的意料。盡管他無法預料自己的“余生”是長是短，“余生”的歲月是晴是雨，但他為不幸之后而萬幸地擁有“余生”而暗自慶幸，從走出監獄的那一刻，便開始考慮如何快樂地度過這來之不易的余生。他在出獄后寫的兩首詩中表示：“百日歸期恰及春，余年樂事最關身。”（《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二首》）

由此可見，蘇軾的“余生”之念，并非始于黃州，而是在他出獄之后，還在趕赴黃州的途中，只不過是他在這首詩里用了“余年”的字眼罷了。

四．黃州初期：閉門謝客對妻子，倒冠落佩從嘲罵

蘇軾的“余生”是從黃州開始的。

雖然已經走出了監獄，但蘇軾并非是自由之身，他仍是受驅使、受管制、受監視的貶官，沒有選擇自己在何處度過“余生”的權利，“余生”的寄身之地與寄身時間都由朝廷安排，沒有任何商量余地。蘇軾的“余生”，自然也不可能一開始就如自己所期待的那種“余年樂事”。

初到黃州的蘇軾，尚未沒有完全擺脫烏臺監獄的陰影，心有余悸。烏臺乃御史臺，遍植柏樹，有數千烏鴉棲居其上，朝去暮來，齊聲嘶鳴，令人驚恐。蘇軾蹲的監獄是一口百尺深井，舉手投足都會觸碰到陰濕粗硬的井壁，他只能蜷曲身體坐于井底，只有井口上開著一個小小的天窗。他在這里關了一百三十多個日夜，受盡了非人的折磨和屈辱，以至“才隔一垣”的鄰犯也感嘆：“遙憐北戶吳興守，詬辱通宵不忍聞”。蘇軾初到黃州的日子里，眼前總會浮現那幽深的井，那兇惡的吏，那鋪天蓋地的群鴉……他常常會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和戰栗，覺得這個世界突然有了太多的陷井，太多的險惡，太多的不測，他甚至自斟自飲的時候都不敢完全放松，唯恐喝得太多而酒后失言：“飲中真味老更濃，醉里狂言醒可怕。閉門謝客對妻子，倒冠落佩從嘲罵。”（《定惠院寓居日夜偶出》）他到黃州后更不敢多寫詩文，即使受人之求勉強作文題字亦反復叮囑“乞不示人”，生怕別有用心者吹毛求疵，捕風捉影，上綱上線，再添新罪，令“余生”不得安寧。厄運使這位曾經篤信“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收養所）乞兒，眼見得天底下無一個不好人”的赤子，也有了防人之心。

面對仕途斷崖式的墜落，蘇軾深陷于痛苦、悲哀與迷茫之中。蘇軾亦政亦文，但他首先是政治人物，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一直想實現“兼濟天下”、“致君堯舜”的抱負，曾被皇帝譽為可堪大用的宰相之才，常被重臣延為座上之位，自青年時代起即獲顯仕，列職儒館，歷典名城，主政地方，雖然其一直在五品知府的位置上輾轉，但其為官為文的聲譽令其擁有天下不敢小視的潛質和前程。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起步早，起點高，潛力大，后勁強。而經“烏臺詩案”，蘇軾的性命是保住了，但他從五品知府直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成為一個職位低微且不得簽署公文，無任何權力的小角色，成為一個被放逐被管制且漫無際涯的貶官，雖然還在體制之內，但其政治生命或許已經終結。這種打擊對一直懷有仕途夢想與功業理想的蘇軾幾乎是毀滅性的。雖然他在《出獄詩次前韻二首其一》中表示：“卻對酒杯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似乎除了酒，余下都是身外之物，不必過于糾纏。雖然他在《初到黃州》一詩中寫過“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的詩句，對自己作了一番苦笑式的自嘲。其實他的內心深處充滿了失落和悲哀，對自己的“余生”一片迷茫，就像他來黃州路上遭遇的那場漫天大雪一樣。蘇軾縱然是一個天性樂觀、胸襟豁達的人，但此時也難免心緒低落，他常常整天閉門不出，悶頭大睡，從早到晚，睡得昏昏沉沉。他曾在給趙晦之的信里坦承：“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爾，與鹿豖木石何異！”

還有那種像江上濃不可化的霧團的孤寂感充塞在蘇軾的心頭。蘇軾貶到黃州后，“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頓失社會聯系，人際交往歸零。盡管這種情況時間不算長，但對于他這樣一個一日不可沒有朋友的性情之人，一個無時不需要人間溫暖的孤寂旅人，一個感情特別豐富、細膩且濃烈的熱血詩人，其痛苦與沮喪是可以想象的。在舉目無親、出門無友的偏僻之地，他飽嘗了世態炎涼的滋味。他曾經在詩里嘆息：“故人不復問通訊，疾病饑寒宜死矣。”如此之時，如此之地，如此之身，哪還有什么“余年樂事”，他連死的心都有了。

偉大的靈魂也需要時間來療傷。何況蘇軾遭遇的是致命之傷。黃州之初，“余生”之始，蘇軾的心還在滴血，傷口有待愈合，他無論是“故作達語”，還是暗自哀嘆；無論是禪院聽佛，還是探幽覓勝，都是在自舔傷口，反思人生，重新蓄養自尊自信，增強過好“余生”的勇氣。

五 歸去來兮歸何處？東坡居士筑雪堂

蘇軾走入東坡，原本是他在黃州解決“余生”溫飽問題之一舉，卻不意使他成為名傳千秋的“東坡居士”。

東坡不是名山峻嶺，沒有茂林積翠，沒有云深霧漫，沒有奇花異草，沒有古寺名剎，沒有先賢遺蹤，沒有任何的詩情畫意，也沒有任何的人文價值。它是位于黃州城東門外的一塊荒坡地，面積約有五十畝，曾經做過營地但廢棄已久，荊棘叢生，瓦礫遍野，地力貧瘠，不宜耕種，如果不是蘇軾的到來，它可能永遠都處在沉睡與荒蕪之中。

蘇軾來到這片坡地，實在出于無奈。他是一個“我生無田食破硯”的人，入仕以來一直靠領受俸祿為生，成為貶官后，官府只發給一份微薄的實物配給來折算成薪水，他已無正常的俸祿可領了到黃州一年以后，蘇軾有限的積蓄也幾近耗光，一家老少的衣食之憂已無法避免。于是他的“余生”遇到了生存危機：“但祿廩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憂，不能不少念。”（《與章子厚參政書二首》）幸好故人馬正卿到黃州來看望蘇軾，見其窘境，便自告奮勇地代蘇軾去向黃州府申請撥一塊荒地讓其開墾，以助其維持生計。

于是這片一向人跡罕至的荒坡地，終于被蘇軾及家人、友人開墾、耕種的喧鬧所喚醒；這片原來連個地名也沒有的荒坡地，終于有了足與名山峻嶺相媲美的名字：“東坡”；這片荒坡地的主人蘇軾，也為自己起了一個比本名更響亮的別號：“東坡居士”。

在這片坡地，蘇東坡開始了自食其力的隴畝生涯。他從知識分子變成了體力勞動者，從搖筆桿變成了扶犂耙，從廟堂走入了田畝，在這片荒蕪之地辛勤勞作，孜孜不倦。他向農夫請教農技，仔細觀看作物生長，改善坡地水土條件，忙得不亦樂乎雖苦雖累卻充實無比。蘇東坡總是戴上斗笠、穿著草屐、挽起褲腿、擼起袖子、扛著鋤頭出現在田壟地頭，或鄉間小路，或鄰居屋前，與所有農人無異。這位“東坡居士”寫了《東坡八首》以記錄自己開荒、耕種的經歷，他的詩含有汗水，帶有泥土，夾有雜草，溢有稻香，是其田間勞作的再現，一切的場景與感受都是那樣的真實、自然和單純，不見一絲之矯情，沒有任何之夸張。這是他作為勞動者所寫的田園詩，不像一些旁觀者那樣只把田園作為欣賞的一種風景和酒足飯飽之余抒情的對象，把田園生活寫得那么悠閑自在甚至浪漫無比。盡管蘇東坡如此辛勤勞作，然而他在到黃州的第三個寒食節里，其家庭的溫飽狀態仍然改善有限。我們從他的《寒食帖》里看見，“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空空如也的廚房里面只有冷冷的菜，破破爛爛的爐灶，燒的蘆葦、木柴也是濕的。這種情形，說明蘇東坡當時還沒有“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的那種感覺，他一家的溫飽還是低水準和不穩定的。

在這片坡地，蘇東坡擁有了遮風避雨的安居之所。初到黃州時，蘇東坡與兒子蘇邁寄居在定惠院里，后來全家到達黃州，臨時借居在臨皋亭里，一家老少二十多口住在里面，擁擠不堪。第二年正月，蘇東坡趁著農閑動手在此建房，因房子是在大雪紛飛中建的，他美其名曰“東坡雪堂”，并以詩人的浪漫和想象，在四壁上繪上雪景，又自書“東坡雪堂”為匾。他是以扎根黃州、長住東坡的長遠考慮來謀劃建造“東坡雪堂”的，堂前屋后都栽有柳、紅梅、松、桑、竹、桃等他喜歡的樹。他對親自設計和建造的“東坡雪堂”非常滿意，煩有成就感，在和友人孔平仲的一首詩里說：“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今年對草蓋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他給友人李公擇的信中稱：“有屋五間，果蔬十數畦，桑百余本，身耕妻織，聊以卒歲。”擁有了這座足以為全家遮風避雨的住所，蘇東坡的心情漸漸放平，開始隨遇而安。他把“東坡雪堂”比作陶淵明的斜川，在其《江城子》詞中，他為“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而欣欣然，為“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而癡癡然，為“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寄余齡”而坦坦然。

在這片坡地，蘇東坡加大了對黃州的感情投入。成為“東坡居士”之后，他不再閑門深居，不再悶頭大睡，不再晝伏夜出，他主動地走出去，融入當地民眾之中，與村夫野老、閭巷小民、鄉間紳士？和尚道人成為朋友，其鄰居龐大夫、郭藥師、潘酒監、農夫古某更是他無話可不說的摯友。他經常與他們或閑聊、或共飲、或逗笑、或游樂，無拘無束，真誠相處，樂在其中。他在東坡圍土筑塘時，村民們大力相助，令其非常感動：“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明年共看決渠雨，饑餓在我寧關天。”他還寫過一首詩：“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江城白酒三杯釅，野老蒼顏一笑溫。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他借此詩告訴遠方的朋友：我在這里過得很好，你們不必為我的處境擔憂，也不必為我重返朝廷而費心了！正是與這些平民朋友的相處中，蘇東坡得到了朝堂所沒有的真誠與溫暖，得到了切實的幫助與快樂，得到了真正的自由與安寧，所以當他受命離開黃州時，他對這里的父老鄉親、對自己的“東坡雪堂”戀戀不舍，他飽含深情地賦詞一首《滿庭芳》：

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坐見黃州再閏，兒童盡，楚語吳歌。山中友，雞豚社飲，相勸東坡。

云何？當此去，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閑看秋風、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剪柔柯。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曬漁蓑。

在這片坡地，蘇東坡實現了脫胎換骨的人生涅槃。他在這里并沒有止于心理調適，療傷止痛，也沒有止于適應環境，擺脫孤寂，而是在精神上有更高更自覺的追求他在自察與自省中進行了自我剖析，對自己喜歡“才華外露”、愛作書生空論等“取妍于人”的“多其病者”痛加批判，對自身的異己成份進行了無情的剝離；他在憂怨與激憤中走出了心理失衡，把樂天知命、委任自然演繹到極致，使自己能夠真正做到寵辱不驚，安然自立走進了一個“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平和、寬廣的精神空間；他在靜坐與默修中達到了“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可以“一念清靜，染污自落”，可以“表里翛然，無所附麗”，內心一片澄明、曠逸；他在落難與煎熬中煉就了一顆強大的心，可以笑看大江東去，可以迎接命運中更多的風風雨雨，可以輕蔑人生的一切磨難，可以實現對自己的、對時代的超越；他在不幸與痛苦中堅守了愛的情懷，他所承受的一切不幸與痛苦沒有轉化為恨與仇，而全部轉化為愛的正能量，愛生命，愛人生，愛家人，愛親友，愛民眾，愛自然，用這這種深沉之愛、廣博之愛去溫暖自己，溫暖別人，溫暖人世。在這里，他對自己身上長期攝收的儒道佛三家進行了圓融與貫通，也有過濾與揚棄：他汲取了儒家之說以堅守入世的精神，心系社稷，而又不令自己變成功利之徒；他汲取了釋道之學以免內心的崩潰，達觀自適，而又不把自己變成孤寂之人；他汲取了佛家之道以實現自己的解脫，超然物外，而又不使自己變成遁世之士。

正如蘇東坡在《答李端叔書》中所言：“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您所看到的都是過去的我而不是今天的我。即黃州的我是覺悟了的我，與以前的蘇軾是兩個人。在黃州，在東坡，那個竹笠草履，面黑如墨，帶月荷鋤而歸的蘇東坡，已不是原來的那個蘇軾，他是閱盡人生滄桑后更加曠達和灑脫的君子與智者，他是歷盡了疾風暴雨之后更顯倔強和風姿的勁草與修竹。

六．三詠赤壁：如無蘇仙前后賦，豈得佳名天下布

蘇軾在黃州鳳凰涅槃般的重生，不僅別人沒有想到，連蘇軾自己也沒有想到的，他沒有想到接納他的黃州山水，荒蕪東坡，令他由蘇軾變成了蘇東坡，由昨天的他變成了今天的他，一個與原來完全不一樣的他。他沒有想到自己不僅人生態度與精神境界得以升華，而且他作為因詩獲罪的詩人竟然變成了超越自己、穿越時空的偉大詞圣。

不僅僅是詞。因為那場牢獄之災，因為這次謫罪之居，蘇東坡經歷了太多太多，其內心世界累積了太多的生命體驗需要書寫，擁有了太多的人生情懷需要釋放，儲存了太多的審美光能需要噴射，于是他的創作如火山爆發，似江河決堤，氣象萬千，絢爛多姿，奇跡般地使其文學和藝術創作進入了黃金期。他的詩詞、散文、書法皆可傲視千秋，永放光芒，繪畫也獨樹一幟，為文人畫的開山而影響深遠。

他三詠赤壁的一詞兩賦更是震古爍今，以其鐵板銅琶的雄壯與悲涼而成千古絕唱：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在這首《念奴嬌.赤壁懷古》里，有大江東去的氣勢，風流人物的氣慨，歷史煙云的聚散，千秋功業的興衰；也有英雄美女的故事，早生華發的驚愕，人間如夢的感嘆，江水明月的永恒。在驚心動魄的壯闊、淋漓盡致的豪放、無與倫比的超曠之中，寓著深沉的“悲慨”和深情的眷戀與向往。

作為蘇東坡詞的代表作，《念奴嬌.赤壁懷古》的橫空出世，為當時多為靡靡之音的北宋詞壇辟出了豪放詞風的嶄新天空。詞的題材由此獲得了革命性的解放，不再局限于兒女情長、離愁別緒，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人們的各和意緒與情懷皆可入詞成韻。詞風也不再只有婉約纏綿、綺麗柔靡，可以有恢宏氣勢、雄渾意境和豪放襟懷。蘇東坡從懷古感舊出發，將詞這一詩歌形式提升為表達胸襟抱負的黃鐘大呂，于是“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

而在《赤壁賦》里，蘇東坡引領我們進入秋夜長江“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的意境之中，再讓我們聆聽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余音裊裊，不絕如縷”的簫聲，然后才進入主客的思辨性對話。面對客之洞簫把飲酒歡歌的場面吹成滿耳悲戚，面對客為曹操這樣的“一世之雄”也化為過眼煙云的慨嘆，面對客為人生短暫而長江之水卻無窮無盡的哀鳴，面對客只能把深深的傷感“托遺響于悲風”的無夸，蘇東坡以水月為喻，探討宇宙人生的哲理，闡述“變與不變”的深刻見解：“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償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為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主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共食。”思辨結束后，主客醉酒而眠，心靈與天地之美融為一體。

在《后赤壁賦》里，已不是主客對話，亦無思辨色彩，敘述的是蘇東坡在明月下獨自爬上斷岸的一次冒險經歷。這是登高俯視長江的視角，與前《赤壁賦》里泛舟江流不一樣，但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令其感嘆“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面對夜里深不可測的江水，蘇東坡“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又見“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詩人的“劃然長嘯”與孤鶴的“戛然長鳴”有何隱喻？詩人對道士亦鶴、鶴亦道士的描述又有何用意？他都沒有點破，而使之顯得迷離恍惚，玄妙莫測。也許我們唯有走進蘇東坡的心路歷程，方能領悟到其中的含義和與前《赤壁賦》的內在聯系，讀懂此傳世佳作。

這兩篇赤壁之賦，寫的季節不同，前賦為“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的秋日，后賦為“霜露已降，木葉盡脫”的冬天；敘述的方式不同，前賦談玄論、亦思亦辨，后賦敘事描景、亦實亦幻；呈現的風格不同，前賦是清爽之氣、曠達之懷，后賦是寥落之氛、幽峭之意。然而都是高妙之筆，其意義在于“讓中國文章多了山水韻與水墨味”。這是蘇東坡對有山水韻而缺乏水墨味的漢賦的重大突破，對有水墨味而缺山水韻的六朝文章的卓然超越，成為蘇文的巔峰之作。正如施扆賓所言：“夫宋室文章風流藻采，至蘇長公而極矣。語語入玄，字字飛仙。其大者恣韻瀉墨，有雪浪噴天、層巒迤地之勢，人即取之；其小者命機巧中，有盆山蘊秀、寸草幽奇之致，人或忽之。自茲拈出，遂使片楮史言共為珍寶。”

這是蘇東坡對中國文章的重大貢獻。

再看看蘇東坡的《寒食帖》：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臥聞海賞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頭已白。小屋如漁舟，蒙蒙水云里。空苞煮寒菜，破灶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此詩意味苦澀，蒼涼惆悵，似與蘇東坡謫居黃州進入第三年后已漸漸撫平痛苦與憂傷的情形有異。也許是某一個動念間，他又被壓在心底某個角落的哀愁觸碰到，而悲情重起，而幽咽難抑，深深回味，卻又不失曠逸與蒼勁。這首詩在蘇東坡的眾多詩詞中并非最杰出，然而作為書法作品，其奔涌而出、淋漓盡致的情懷，恣肆奇崛、渾然天成的結字，起伏跌宕、且疾且穩的布局，看似隨意、實則耐品的字型，使詩心與書法意蘊融為一體，而成為偉大名作。

《寒食帖》在中國書法史上被尊為“天下三大行書”之一，其一氣呵成，猶雜神助，黃庭堅說“它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于無佛處稱尊也。”即假如蘇東坡重新來寫，也未必能寫得這么好。作為蘇東坡的書法代表作，此帖的橫空出世，意義非凡，如學者所說“實現了書法功能的又一次超越。這種超越，雖有書法規則確立的基礎，但絕不是簡單的變革。它需要時代的醞釀，也需要個性、稟賦、學力的滋養，更需要蘇東坡其人品性依托和開發。”

蘇東坡這些千古不朽的詞、賦和書法無一不是誕生在黃州，在東坡，在“雪堂”。誰都沒有想到，這段謫罪之旅，這個偏僻之州，這片荒蕪之地，這座簡陋之所，竟成為蘇東坡文學和藝術創作的殿堂。寓黃四年余，不僅成為蘇東坡創作生涯的井噴時期，而且使他登上了創作成就最高最輝煌的巔峰。

也許是冥冥之中的命運安排，這黃州，這東坡，與蘇軾都在互相等待，互相擁抱，互相成全，即這塊土地成全了蘇軾，遂誕生了自號蘇東坡的人，一個可以獨立于蘇軾的偉大存在，一個即使截去蘇軾之前的一切也毫不影響其價值的光輝人物，而東坡也成全了這片土地，成為黃州的文化符號，成為赤壁的魅力所在。此赤壁原本只是傳說而非實地的三國古戰場，全賴蘇東坡的“三詠之功”而名揚天下。南宋詩人王炎有感于黃州赤壁的奇跡而賦詩一首：“烏林赤壁事已陳，黃州赤壁天下聞。東坡居士妙言語，賦到此翁無古人。”黃州赤壁的故事和美名甚至傳至海外，蘇東坡辭世六百年后，朝鮮詩人尹善道感嘆道：“赤壁自古爭戰地，風流偶與蘇仙遇。如無蘇仙前后賦，豈得佳名天下布。”因為仰慕蘇東坡，朝鮮時代的詩人還將江邊上的一處絕壁想象為蘇東坡筆下的赤壁，并效仿其泛舟其間，賞月覽景，久而久之，竟成風氣。

七．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這是蘇東坡總結自己人生所寫的詩句。這不應視為他的自我解嘲，而是他發自肺腑的自我評價。回望山重水復的來路，追憶風風雨雨的歲月，蘇東坡完全了解自己平生最大的功業不在仕途，不在意氣風發之時，不在玉堂金馬之時，不在位高權重之時，而是在黃州惠州儋州這三處落難之地，貶謫之地。而黃州是蘇東坡的首貶之地，更是他的重生之地，他在這里實現了對生命的反省與超越，成就了偉大的靈魂，開始了智慧人生，他更在這里寫出了千古絕唱。他在謫居黃州四年零三個月，創作的詞賦名篇遠非其他時期可比，展現了其天才的創造力。在這個意義上，黃州堪稱是蘇東坡人生最有價值的第一州，而黃州東坡則是他文學藝術的最高峰。

歷史已經記住，未來仍將記住：蘇東坡是在黃州的“余生”走向光輝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