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壯年到暮年，如今的張滿已經兩鬢斑白。圖片/陳威敬攝）

文/ 陳威敬

“是我干的就槍斃我”。撂下這句狠話的張滿，在20余年的時間里沒有得到回應。

1989年12月14日，云南省大理市大理鎮下兌村村民王學科一家在家中遇害，時任下兌村村公所書記的張滿被認定犯下這起“滅門”案，并被判處無期徒刑。

支撐法院判決的是案發現場的物證、張滿的供詞及目擊者的證詞。蹊蹺的是，直到案發五年后，張滿才被警方帶走配合調查，并在唯一一次作出有罪供述后多次翻供。此外，庭審中出具的物證與勘驗現場記錄的“缺乏同一性”。多年后，該案的“目擊者”均承認作了偽證。

但當時，本案已是“板上釘釘”。此后的歲月里，對上述疑點的追問，只剩下張滿一家和他們用麻袋裝滿的申訴材料。

如今，這起備受關注的“滅門案”有了重大進展。2021年12月13日，76歲的張滿收到了云南省高院送達的《再審決定書》。他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討回清白。”

“你老婆你兒子頂不住了”

“殺了4條人命，憑什么判無期徒刑？”罕見的是，這一“罪刑不相適應”的質疑出自一名“嫌疑人”口中，此人就是張滿。

32年過去了，當年的過往對于張滿仍舊恍如昨日。1989年12月16日上午，44歲的張滿在前往村公所上班的路上聽到了村民張鳳蘭的哭喊——她的大兒子王學科一家四口在家中遇害。

張滿隨即改道王學科家中。二樓的臥室里，王學科的妻子倒在床邊，他7歲的兒子、4歲的女兒躺在床上，三人頸部全是血，王學科的尸體也在自家的井里被發現。

張滿說，他一邊安排同來的村民保護現場，一邊騎車趕往村公所報警。等他報案回來，派出所的民警已經到達現場取證，之后來的還有大理州公安局和大理市公安局的人員。

當時，鄉里主管政法的副書記讓張滿配合公安。之后三天，張滿陪同公安勘驗了現場。經鑒定，案發時間為當月14日晚。王學科系頭部受銳器砍傷，造成廣泛性開放性顱腦損傷死亡，其妻頭部受銳器砍傷，造成顱腦損傷及切頸死亡，他的一雙兒女均系切頸死亡。

張滿記得，臥室東邊的墻上留有一個血手印。當時警方向他分析，這可能是兇手摸黑作案后留下的。同時，現場還發現了留有血跡的鋤頭、菜刀等，這些物品上均留有大量指紋；此外還有大量的足跡、頭發、煙頭等。

在偵查手段較為傳統的1989年，這樣的一起案件無疑是棘手的。兇手到底是誰？警方在村里排查了不少符合條件的人，但沒有答案。

時間轉眼過去了5年。1994年12月19日，已調任村主任的張滿在前往侄女的婚宴途中被警方帶走。在審訊室，張滿見到了時任大理市刑偵大隊大隊長甘帆，驚愕的張滿隨后聽到了即將改變他人生走向的那個問題——“1989年12月14日，你在干什么？”。張滿被認定為嫌疑人。其妻子張玉吉、兒子張銀峰也于同日被警方控制。

9天后，張滿作出有罪供述，也是本案至今唯一一份有罪供述。他隨即被收容審查，其妻、子被釋放。但次日，張滿即翻供，在指認現場時，他堅稱有罪供述源于刑訊逼供。

至于為何突然“認罪”？張滿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稱，因他否認作案，從12月20日下午至12月27日，連續8天時間，他遭到了逼供，“拿手扇我的嘴巴，拿膠木棍皮帶抽打，還拿啤酒瓶砸我的頭”。至今，他的聽力仍嚴重受損。其間接連4天，他被斷水斷糧。

但令張滿“松口”的是他被控制的妻子和兒子，有辦案人員告訴他“你倒頂得住，你老婆你兒子頂不住了”。

張滿稱，他在警方的提示下作出了描述行兇細節的有罪供述，“因為我平時穿的鞋是43碼，現場發現的鞋印是39碼，我就說自己割開了鞋后跟穿”。張滿想的是，公安之后還有檢察院和法院，“出去就有說話的機會”。

1996年春節，獲釋的張玉吉在家中撿到了一封印有“云南省公安廳”字樣的信件，署名為“同情人”。

“主要辦案人甘帆已經調走（公安局領導內部對此案看法不同，有分歧），誰也不敢繼續接手這個案件。”信中說道。“同情人”給張滿家出了兩個主意，一是直接向市公安局局長和市政府市長反映張滿被長期非法受審的情況，二是向甘帆當時調任的省民航局公安處控告他。

1996年3月，頻繁上訪的張玉吉因妨礙偵查被收容審查，張銀峰也因故意殺人嫌疑被收審。時年8月，張滿被正式逮捕。11月，張玉吉和張銀峰被先后解除收審。

中國新聞周刊嘗試聯系當年的主要辦案人甘帆，但其電話始終未能接通。大理州強制戒毒所一名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甘帆曾任該所所長，已被免職退休。

從輕處罰

1997年3月26日，51歲的張滿被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判犯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一審判決指出，張滿因與同村村民王世明有積怨，從而產生了殺害王的長子王學科進行報復的惡念。判決書還說到，張滿殺人手段特別殘忍，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極大，本應依法嚴懲，鑒于本案的實際情況，應酌情考慮從輕處罰。”

什么是“實際情況”？判決書中并無挑明。張滿不服判決。對此判決不滿的還有大理州人民檢察院和王學科的父親王世明。前者質疑量刑畸輕，后者認為賠償款太少。

1999年9月，由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審裁定維持了原審判決。

在兩輪審理中，張滿均堅稱遭到了刑訊逼供，其辯護律師姜文信則提出指控證據存在矛盾。

姜文信所說的證據，最主要指庭審中出具的重要物證——案發現場帶血的鋤頭把。據警方鑒定，鋤頭把上的血與張滿在血型上吻和。

中國新聞周刊獲悉，姜文信目前已離世。其在日期落款為1997年3月25日的一審辯護詞中，質疑上述鋤頭把與《現場勘驗筆錄》中的鋤頭把缺乏同一性。首先是長度不同，法醫鑒定的鋤頭把長約137cm；而案發當時在現場勘驗時的鋤頭把，長為134.5cm；此外是血跡留存部位不同。勘驗筆錄記載的是“木棒頭部有血跡”，法醫鑒定書則記載，血跡是在“鋤頭把中部及上端編有2、3號部位”提取。

張滿稱，案發后，警方曾就現場留下的血跡、指紋、腳印等進行排查，他當時已被排除嫌疑。在看守所里，他曾被多次抽血，他認為鋤頭把系偽造，血是后來涂上去的。

姜文信還提到1996年出現過兩名目擊證人，但在一審中，兩名證人均未披露姓名。二審時，他們才獲知兩人系村民楊汝舟和張雙社。

張雙社的房子就在王學科家的后排。2015年，曾有媒體人找到張雙社，在當年錄制的視頻中，他承認作了偽證。因向警方否認目擊張滿殺人，他與父親先后被關入看守所和收審所。

另一名證人楊汝舟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也坦言受到了脅迫。

未被披露的證人還有案發當天與張滿同行的原下兌村副支書趙體昌，2017年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他也曾明確表示，“我被關押了7個月，他們一直讓我確認張滿殺人，我說不知情。”

這些疑點并未得到官方回應，此后張滿進入漫長的服刑期。獄中，他堅持上訪。

2002年，云南省高院駁回了張滿的申訴，認為申訴理由沒有相應的證據證實。

因拒不認罪，張滿也被視為“反改造”，根據當時監獄的管理規定，張滿不能獲得減刑積分。直至2004年，監獄管理出臺新的考核辦法，此后，張滿的刑期改為有期徒刑19年，之后又通過3次減刑減去約6年有期徒刑。

2011年，因患有高血壓、血吸蟲性肝病等疾病，66歲的張滿獲準保外就醫。

四代人被改變的命運

在下兌村，不需要費多大力氣就能找到張滿和王學科的家。張滿向中國新聞周刊感嘆道，曾經，他于上世紀八十年代蓋的房子是村里第一座二層水泥房，“當時在村子里面的生活，不說上等也是中等。” 但現在，許多村民都已經興建起了二三層高的樓房，只有他和王學科的家仿佛停滯在時間里。

張滿及妻兒被帶走時，女兒張銀華只有14歲。此后，張銀華承擔起了家庭的重任，耕種家中僅有的4畝田，還要把收入給被關押的家人帶去。

“在我們眼里，他就是爺爺的好兒子，母親的好丈夫，兒女的好父親”，張銀華向中國新聞周刊說，以前當村干部的會經常帶著家屬到處旅游，但是他們家從來沒有，她從未相信過自己的父親是兇手。

因父親在獄中，張銀華拒絕解決自己的人生大事。直到張滿從獄中送出口信，張銀華才在26歲的時候嫁給了現在的丈夫。“在當時，村里的女孩一般17、18歲就結婚了。”張玉吉說。

1971年，同在石油站工作的張玉吉與張滿相識，兩年后二人結婚。張滿被帶走的第一個月，她的頭上多了一撮明顯的白發，瘦了28斤。在看守所中，張玉吉患上了腦梗，至今尚未治愈，藥錢長期靠著兄弟姐妹接濟。

（張玉吉 圖片/陳威敬攝）

張玉吉與張滿被關押在不同的看守所，但他們偶遇過兩次。第一次，兩人從各自看守所被轉移，都臨時被安置在一個派出所的房間里，單獨待了約一個半小時，“她一直哭，我說我不怕，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兩個多月后再碰見時，張玉吉卻再難寬慰自己了。“二十幾天，臉腳都沒洗過，人瘦的已經變形了。”張滿說。但她對丈夫的信任也未動搖，“我告訴他們，如果人真的是張滿殺的，我們家四口人一命抵一命”。

張滿的兒子張銀鋒沾染上了吸毒的惡習，于2018年被送往強制戒毒所。張滿認為，兒子情緒低落與他的案件及其被收容審查時的經歷有關，“19歲的孩子，被打得臥床不起，落下了全身疼痛的毛病。”

因吸毒，張銀鋒的妻子也與他離了婚。眼下，張滿的孫子也面臨著爺爺案底帶來的政審難題：無法入黨，不能報考公務員......

保外就醫時，張滿的父母均已離世，這成為他這輩子最大的遺憾之一。

談到與王興民一家的“積怨”，張滿稱只有“一時矛盾”，兩家人曾經關系很好。上世紀60年代從部隊退伍后，張滿當過民辦教師，也搞過建筑，本案的被害人之一王學科和證人張雙社都曾是張滿的學生。

從村書記到窮兇極惡之徒，張滿一家四代人的命運都受到了波及。出獄后，張滿在左肩上紋了一個“冤”字。

張滿現在的律師仲若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冤案存在最常見的兩種情況，一是刑訊逼供，二是偽造證據。幾年前，仲若辛經人介紹決定代理張滿的案子，“殺了4個人只判無期，顯然是留有余地的判決”。

2019年11月，云南省人民檢察院向云南省高院提出再審檢查建議。2021年12月13日，76歲的張滿收到了云南省高院送達的《再審決定書》。

他對前來家中的法院工作人員提出兩點要求：一是自己聽力受損，希望庭審中他聽不清時可以重復第二遍；二是要追究當年偽造證據的相關人員責任。

今年7月，張滿因心臟多發疾病被送往醫院救治，目前身體狀況已經急劇下滑。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希望法院能夠辦快點，讓我在有生之年能夠討回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