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志林》洋洋灑灑數百篇文章，所載的多為作者元豐至元符年間二十年中所寫的雜說史論，內容廣泛，無所不談。而此間蘇軾正經歷仕途的一貶，再貶乃至第三次被貶。

作品淋漓酣暢地記載了東坡的談天說地，出游交友，入仕致仕，他的灑脫豪放之性情一覽無余。通讀五卷本的《東坡志林》我們會從中發現有三篇短小文章集中地談到“命運”，即卷一中的《命分》三篇。名稱分別為《退之平生多得謗譽》、《馬夢得同歲》、《人生有定分》。

然而正是這短短的三篇不足二百字的短文（含標題182字），卻讓人體會到蘇軾曾經不幸的心理遭遇和無助的精神折磨。如對三篇文章的創作時間忽略不談，那么三篇短文恰能隱約表現出蘇軾那個特殊的階段時間內的心理變化過程：從自我安慰、稍存希望到回歸現實、接受挑戰最終向命運低下了的頭。也可以簡單地描述成：希望、失望、絕望的變化過程。

前朝杰出的文學家、思想家韓愈應為蘇軾所敬仰，蘇軾在《韓文公廟碑》中給予韓愈以很高的評價，其中“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更為世代所傳誦。蘇軾了解韓愈的一生，韓愈的一生也深深地影響了蘇軾的人生。

元豐三年（1080年）的大年初一，蘇軾和長子蘇邁，在御史臺差人的押解下從京城出發。經過一個多月的長途跋涉，他們終于在二月初一到達了黃州——長江邊上一座偏僻的小鎮。由于是犯官身份，沒有官舍居住，初到黃州的蘇軾只得暫時借住在一座山間舊廟里。蘇軾的人生一下子跌到最低谷。

余秋雨先生的《東坡突圍》中有更精彩的描寫：他從監獄里走來，他帶著一個極小的官職，實際上以一個流放罪犯的身份走來，他帶著官場和文壇潑給他的渾身臟水走來，他滿心僥幸又滿心絕望地走來。他被人押著，遠離自己的家眷，沒有資格選擇黃州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朝著這個當時還很荒涼的小鎮走來。

他很疲倦，他很狼狽，出汴梁、過河南、渡淮河、進湖北、抵黃州，蕭條的黃州沒有給他預備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廟中住下。他擦一把臉，喘一口氣，四周一片靜寂，連一個朋友也沒有，他閉上眼睛搖了搖頭

蘇軾當然不會忘記韓愈那首《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的詩：“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此時的蘇軾，心意之冷、心情之差，心緒之亂絲毫不會低于那時的韓愈，因為蘇軾想到了韓愈，想到了自己和韓愈相同的命運。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為身宮，而仆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退之平生多得謗譽》

蘇軾不僅想到韓愈而且找到了和韓愈命運的相同點，即命宮同為“磨蝎”。面對浩瀚的星空，寂寞孤獨的蘇軾定會將自己的人生經歷和韓愈的人生經歷進行置換，最終結果不會否定韓愈，也不會懷疑自己。

想到了韓愈的平生遭遇（韓愈一生屢諫屢貶，屢貶屢諫），作為相同類型的蘇軾，也就產生一絲絲的內心平靜。如文章所說“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用今天的話說：這一生會受到很多的誹謗和贊譽，估計和韓愈差不多。尤其是“殆”字的使用，惺惺相惜之意躍然紙上。

此時的蘇軾應該對命運的奇跡充滿著希望，他在期待著。從他此時創作的名篇《卜算子》中也能讀出些許意思：雖然“飄渺孤鴻影”但依然“揀盡寒枝不肯棲”。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飄渺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再看第二篇，此篇同樣也寫到了一個人，馬夢得。毫無疑問，此人肯定不是什么文學大家或皇親國戚，也不會是往日的汴梁城中蘇軾家里高朋滿座中的一員。但是此人心地善良、且與蘇軾甚為友好。據說，在蘇軾被貶不久后馬夢得也追隨他來到了黃州，而且向黃州太守請求“于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

期間馬夢得不僅沒有在意蘇軾“犯官”身份而且與蘇軾交往頻繁，他帶給蘇軾情感和心理上的安慰之大可想而知。當然，從“居廟堂之高”到“退江湖之遠”的巨大變化所帶給蘇軾的內心打擊也不是一般人能夠體會到的。

因為有了好友的幫助，再加上全家人不久都到了黃州，這還是給了他一些精神慰藉，蘇軾接受了生活現實，現實的生活也擺在了蘇軾的面前：生活愈加艱難了。

蘇東坡在黃州的生活狀態，已被他自己寫給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說：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

地位的變化自然會帶來交往圈子的變化，圈中的朋友身份配置和選擇也就發生了變化。無論為了自保還是為了避嫌，相信此時蘇軾的身邊已經沒有昔日的好友了，過往的喧囂和所謂的熱鬧早已“灰飛煙滅”。無疑，馬夢得成了蘇軾生命這個階段中最重要一個人了。所以，蘇軾的感受往往來自于眼前這位位低權輕的朋友。

巧合的是馬夢得與蘇軾同年同月出生，只是比蘇軾小八天，蘇軾很快就從這個朋友身上找到了共同點。當然這個共同點不是來自于人生經歷而僅僅是一串數字——自己的出生年月。

不知道蘇軾是如何得出“是歲生者，無富貴人”的結論的，或者僅限于兩個人的生活境遇的判斷。但是他堅信在所有同年生的“無富貴”之人中，他和馬夢得應該排在最前面。聊以自慰的是，夢得還得排在他的前面，也就是說夢得比他還窮、還不幸。

從選擇的對象和比較的內容上看，此時蘇軾已經降低了對人生的期許和目標。從“磨蝎”命宮的“平生多得謗譽”到“是歲生者，無富貴人”的冰冷數字的關注，蘇軾對人生和前途的思考越來越內向，思維的空間變得越來越狹窄，失望之情可見。

再看第三篇，此篇已經無人可寫了，也就是說他的生活空間內已經沒有誰和他有相同的境遇了或能帶給他命運的共鳴了。生活的折磨和歲月的流逝已經讓蘇軾徹底地放低了自己曾經深邃的目光和收斂那一縷向上的心緒。

他給李常的信中說：

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于死生之際。……雖懷坎壇于時，遇事有可遵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

這么真誠的勇敢，這么灑脫的情懷，出自天真了大半輩子的蘇東坡筆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讓他在何處做這篇人生道義的大文章呢？沒有地方，沒有機會，沒有觀看者也沒有裁決者，只有一個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惡染成一色的大醬缸。于是，蘇東坡剛剛寫了上面這幾句，支頤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燒毀。這段文字同樣來自《東坡突圍》。

隱約間我們感受到了蘇軾向生活或者說命運祈求的無奈：“吾無求于世，所須二頃田以足饘粥耳”，作者此時的最大追求已經降至了“溫飽”問題，即“粥”了。粥，稀飯，此時的糧食奇缺可見一斑，生存狀況的惡劣可想而知。

最終作者發出了“豈吾道方艱難，無適而可耶”的“天問”即：老天爺，難道我的命運如此的艱難，就找不到一塊立足之地嗎？

作者目光和視野所及僅限于命運了——“人生自由定分”，而這“定分”也絕不是功名富貴的追求而是溫飽之事了。此時一切都是為了“活命”。為了保命的“粥”，蘇軾終于向“命運”深深地彎下了腰。饑餓讓一位偉大的文學家徹底失去了“尊嚴”。

想當年蘇軾父子名動京城，尤其是歐陽修曾盛贊蘇軾：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后來的發展也如歐陽修的稱贊那樣：聲名大噪，每有新作，會立刻傳遍京師，大有洛陽紙貴之勢。那時蘇軾是何等的自信，又是何等的風光。

此時，為一“粥”而哀天憫地的蘇軾，他的內心世界的痛苦也不是一般人能夠理解的。用“絕望”一詞概括實不為過。

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將人類需求像階梯一樣從低到高按層次分為五種，分別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他指出，低級需要直接關系個體的生存，也叫缺失需要，當這種需要得不到滿足時直接危及生命；高級需要不是維持個體生存所必須的，但是滿足這種需要使人健康、長壽、精力旺盛，所以叫做生長需要。

比較一下蘇軾的三篇文章中所體現出來的心理需求變化，對于一個名震京師的大學者而言，明顯是成倒金字塔型的從高到低的追求：從內心的交流對象上看，從“韓愈”到“馬夢得”最后變成了一碗“粥”；從精神空間的寄存物上看，從萬人尊崇的“文學家”到一介“書生”最后淪為毫無生命的“粥”。

蘇軾的生命質量追求終于從最高的“生長需要”淪為“缺失需要”。這不是蘇軾的悲劇，這是那個時代的悲劇，也是后來許多知識分子的命運寫照。

同樣被記入《東坡志林》的《記承天寺夜游》中蘇軾曾發出這樣的慨嘆：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

如果彼時蘇軾還有閑情于對月感慨，那么此時的蘇軾已經不是“閑人”了 而是食不果腹的村野匹夫了，應該是大宋王朝最底層的那個人了。改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話：蘇東坡在挨餓，整個民族在丟人。

這就是蘇東坡的命運。

附：《命分》三篇。

退之平生多得謗譽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為身宮，而仆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馬夢得同歲

馬夢得與仆同歲月生，少仆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仆與夢得為窮之冠。即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為首。

人生有定分

吾無求于世矣，所須二頃田以足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