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知青問題研究》公眾號:zqwtyj

知青下鄉(xiāng)以后或遲或早都會遇到婚姻問題，這本是人之常情。按理，它與其他社會婚姻沒有兩樣。但是，知青這個有一定文化知識的群體，在特定歷史時期從城鎮(zhèn)下鄉(xiāng)到農村這個特殊的場所之后，又在招調回城、堅持鄉(xiāng)村的矛盾旋渦中遇到婚姻問題，也就必然成為糾集諸多矛盾的焦點問題之一。分析知青婚姻類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已婚知青的人生路徑及其復雜背景，它是知青上山下鄉(xiāng)史料搜集、整理、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個重要側面。這里，以四川為例重點探析知青婚姻的幾種類型。

知青婚姻類型，是指知青選擇對象到嫁娶成婚等一系列過程中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其中包括制度約束、地方習俗、倫理準則及價值取向等?？v觀知青婚姻類型，不外乎就是3種，即知青與知青結婚類型，知青與當地農民結婚類型，知青與城鎮(zhèn)居民（

包括職工、軍人等）

結婚類型。這幾種類型是以知青所選擇配偶的身份為依據劃分的，而知青本身也是具有“特殊”身份的群體。從戶籍關系上看，知青屬于農村人口；從勞動屬性上看，知青屬于農業(yè)勞動者；從身份角度上看，知青屬于農民階層。但是，知青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農村青年，與回鄉(xiāng)青年最大的區(qū)別在于，他們的父輩是城里人，他們從小在城鎮(zhèn)長大、讀書，他們的社會關系大多在城鎮(zhèn)，他們曾是城鎮(zhèn)戶口，是由于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才上山下鄉(xiāng)到農村，成為了具有農業(yè)戶口的新一代農民。

據四川省知青辦1977年底的統(tǒng)計，全省已婚知青中，與農民結婚的2.31萬人，占48.2%；與知青結婚的1.19萬人，占24.8%；與城鎮(zhèn)居民結婚的1.29萬人，占27%。這一情況表明，在知青婚姻類型中，四川知青與農民結婚位于3種類型之首，其次是知青與城鎮(zhèn)居民結婚類型，最后是知青與知青結婚類型。這種排列次序，可以在全省各地、市、州知青婚姻類型中得以印證，同時這些婚姻類型在不同地區(qū)又反映出不同的特點。

一、從全省各地區(qū)的情況來看，知青婚姻類型所占比例有較大差異

知青與農民結婚類型，占已婚知青總數比例較高的地區(qū)分別是：內江地區(qū)61.8%，溫江地區(qū)58.4%，南充地區(qū)58.1%，雅安地區(qū)56%，綿陽地區(qū)52.4%。這里的

“地區(qū)”系省轄地級轄區(qū)，不含成都、重慶、自貢、渡口4個城市和阿壩、甘孜、涼山3個民族自治州。

這些地區(qū)的情況表明，知青與農民結婚的比例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與當地經濟發(fā)展、自然條件等有較大的關聯(lián)，即在這些地域內，由于當地青年農民及其家庭的收入水平等，能夠適應較多一些下鄉(xiāng)知青在這里選擇對象所需要的基本經濟條件。這幾個地區(qū)，從地貌地形上看，基本處于四川盆地或與盆周山區(qū)相鄰的結合部位，其中大部屬盆西平原和盆中丘陵區(qū)地帶，是四川糧食、經濟作物的主產區(qū)域。當地的經濟條件和收入水平，是這些下鄉(xiāng)知青選擇對象時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問題之一。

知青與知青結婚類型，西昌地區(qū)有983人，占該地區(qū)已婚知青總數的57.2%；達縣地區(qū)有2228人，占35.6%；涪陵地區(qū)有701人，占35.3%。這3個地區(qū)的知青與知青結婚類型比例，分別高出全省平均水平的23.1個百分點、10.8個百分點和10.5個百分點。之所以如此，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自1963年起，這幾個地區(qū)成為四川城鎮(zhèn)知青下鄉(xiāng)安置的重點地區(qū)之一，當時不少知青集中安置到達縣地區(qū)的社辦集體林牧場，以及成組集體插入西昌地區(qū)農村的生產隊，共同的生活磨練和人生經歷，把一些男女知青緊緊地連在一起。此長彼消，也正是這幾個地區(qū)的知青與農民結婚類型所占比例在全省最少，如西昌地區(qū)占25.8%，是全省最少知青與農民結婚類型的，其次是達縣地區(qū)的38.1%，涪陵地區(qū)占46.1%也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

知青與城鎮(zhèn)居民結婚類型，所占比例超過全省平均水平較高的地區(qū)是江津地區(qū)，有2202名知青與城鎮(zhèn)居民結婚，占該區(qū)已婚知青的32.7%，比全省平均水平高5.7個百分點。這一情況表明，與重慶市毗鄰的江津地區(qū)知青較青睞于與城鎮(zhèn)居民結婚，與其地緣、人緣以及與城市鄰近等有較大的關系。所占比例較少的地區(qū)是西昌地區(qū)，有292名知青與城鎮(zhèn)居民結婚，占該區(qū)已婚知青的17%；其次是涪陵地區(qū)的368人，占18.6%。這兩個地區(qū)比全省平均水平分別低10個百分點和8.4個百分點，這也恰好再次印證，知青與城鎮(zhèn)居民結婚和知青與知青結婚此縮彼盈的情況。除此而外，全省其他地區(qū)知青與城鎮(zhèn)居民結婚類型的比例，隨著地區(qū)差異而有所不同，但總體來看，與全省平均水平不相上下。

二、從不同類型地域情況來看，知青婚姻類型所占比例各有其特點

在已婚知青人數較多的宜賓、江津等地區(qū)中，各種類型的知青婚姻所占比例大致接近。知青與農民結婚、與知青結婚、與城鎮(zhèn)居民結婚的比例，宜賓地區(qū)是45.6：27.8：26.6，江津地區(qū)是46.9：20.4：32.7。這兩個地區(qū)已婚知青共有14080人，占全省已婚知青總數的29.36%，知青婚姻類型比例也與全省平均數較為接近。

在成都、重慶、自貢等幾個城市郊區(qū)，知青與農民結婚類型比例明顯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這種類型和比例，成都市769人，占56.8%；重慶市1679人，占52.0%；自貢市99人，占62.2%，分別比全省知青與農民結婚率高出8.6個百分點、3.8個百分點和14個百分點。而同期知青與城鎮(zhèn)居民結婚類型中，成都市為23.9%，重慶市為32.8%，自貢市為32.1%，除重慶、自貢的比例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外，成都市反而還低于全省平均水平3.1個百分點。這些情況表明，由于市郊縣區(qū)農村經濟發(fā)展狀況相對較好，適齡知青選擇在當地農村結婚安家成為主流，而距離城市較近、接受家庭關照較多等情況，并沒有成為這些知青締結姻緣的天然“優(yōu)勢”，也并沒有成為“城里人”擇偶的主要范圍。

從幾個少數民族地區(qū)的情況看，盡管知青結婚人數總量不大，但其與城鎮(zhèn)居民結婚類型的比例較大。如阿壩州有2人，占48%；甘孜州有18人，占53.0%；涼山州有16人，占48.7%；這3個州分別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21個百分點、26個百分點和21.7個百分點。與此相聯(lián)系的是，3個州的知青與農民結婚的比例，則分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2.2個百分點、10個百分點和23.1個百分點；阿壩州、甘孜州知青與知青結婚的比例，分別比全省平均水平低8.8個百分點和16個百分點，涼山州又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三、從一些典型調查情況來看，下鄉(xiāng)5年以上的老知青結婚人數增多

據1976年8月的調查，在宜賓地區(qū)敘永縣城郊區(qū)、古宋區(qū)紅星公社和筠連縣巡司公社的136名已婚知青中，屬敘永、筠連兩縣的本地知青85人，屬富順縣1964年下鄉(xiāng)到筠連縣的知青46人，屬重慶市1972年后下鄉(xiāng)到筠連縣的女知青5人。他們下鄉(xiāng)的時間是：1964年至1968年61人，占45%；1969年59人，占43%；1970年至1974年16人，占12%。他們結婚的對象是：與知青結婚的52人，與社員結婚的50人（其中女知青36人），與工人結婚的17人，與居民結婚的9人，與現(xiàn)役軍人、基層干部結婚的5人，與其他人結婚的3人。這一調查表明，在已婚知青中屬于“文革”前及1969年下鄉(xiāng)的老知青就有120人，占88%；他們與農民、與知青、與居民結婚的比例為36.8：38.2：25，與全省平均水平相比，知青與農民結婚的比重要低11.4個百分點，知青與知青結婚的比重要高13.4個百分點。

又如榮縣墨林公社自1964年到1975年共安置下鄉(xiāng)知青142人，除因“三招”等調離農村的以外，到1976年7月還有在鄉(xiāng)知青78人。這些在鄉(xiāng)知青中已婚的有38人，占48.7%。在已婚知青中，從性別上看，男知青10人，女知青28人；從動員地和下鄉(xiāng)時間來看，來自榮縣的3人系1971年下鄉(xiāng)，來自自貢市的32人系1964年下鄉(xiāng)，來自重慶市的2人系1969年下鄉(xiāng)，來自內江市的1人系1964年下鄉(xiāng)；從婚姻類型來看，與知青結婚的10人，與社員結婚的20人，與工人結婚的6人，與教師結婚的1人，與干部結婚的1人；這些已婚知青分布在全公社的7個大隊、21個生產隊。也即是說，墨林公社已婚知青幾乎占到當時在鄉(xiāng)知青的一半，其中屬1964年下鄉(xiāng)的老知青就有33人，占已婚知青人數的87%。

再如1978年6月，據對合川縣8個區(qū)53個公社的調查，已婚知青有692人，從下鄉(xiāng)時間看，1969年前下鄉(xiāng)的442人，1970年至1973年下鄉(xiāng)的184人，1974年至1976年下鄉(xiāng)的66人；從文化程度看，高中生30人，初中生409人，小學生253人；從婚姻類型看，與知青結婚的173人，與社員結婚的297人，與居民結婚的222人。從這個調查數據可以看出，下鄉(xiāng)5年以上的知青結婚人數已有626人，占調查已婚人數的90.5%。

不僅知青下鄉(xiāng)時間長短與結婚比例高低成正相關，而且在相當多的地方女知青結婚人數和比重都超過男知青的數目。如在合川縣的調查對象中，已婚女知青就有438人，占已婚知青總數的63.3%。據開江縣1978年11月的統(tǒng)計，在全縣已婚知青486人中，女知青有312人，占已婚知青總數的64.2%；在女知青婚姻中，與社員結婚的94人，占30.1%，與工人、軍人、干部、居民結婚的131人，占42%，其余系與知青結婚的情況。

在一些地方，女知青與農民結婚的人數和比重也是較高的，其中大城市下鄉(xiāng)的女知青也不例外。如對成都市搬運公司、勝西街、斌升街3個單位的調查，到1979年2月下旬，仍在農村的已婚知青有73人，其中女知青60人，占82.2%；這些已婚知青的婚配情況是：同當地農民結婚的43人，同當地職工結婚的16人，同異地職工結婚的5人，同異地農民結婚的1人，同成都市郊農民結婚的3人，同本市知青結婚的3人，已離婚的2人。這些已婚知青分布在成都、渡口、溫江、綿陽、樂山、雅安、涼山等7個地市的23個縣（區(qū)）內。

在特定的社會背景和生活環(huán)境中，一些下鄉(xiāng)知青在農村與農民、與知青、與城鎮(zhèn)居民締結姻緣，與同一時期其它類型姻緣相比，有其特殊性。因為下鄉(xiāng)知青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到農村插隊落戶，他們遠離家鄉(xiāng)和父母，繁重的勞動、單調的生活、貧乏的文化，使得有些知青在尋找勞動幫手、尋求精神寄托中邁出了擇偶之路；也使得有些男女知青在共同勞動生活和人生命運中產生了情感共鳴，進而上升為愛戀之情；還使得有些知青在困境和艱難之中，從憨厚、直樸的青年農民身上體察到了人間的溫暖與真情，以致產生愛慕之心，等等。這些，都是同一時期其它類型姻緣所不能與之比擬的。

（作者孫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曾于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開江縣紅巖公社插隊落戶；本文摘自《當代史資料》2020年第4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