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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姓和什么姓不通婚(“婚姻不問閥閱”)

發布時間:2026-01-22閱讀( 2)

導語:南宋歷史學家鄭樵曾云:“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于簿狀,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牒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第一》)大概意思就是說五代十國之前,無論是做官還是結婚都要有冊可查,有譜可尋,且士庶族之間不能通婚。那個時期的婚姻都看重門第,講究門當戶對。而到了五代十國以后也就是宋代,做官和結婚都不再注重家世和門第。

做官不是本文主題不做評述,這里重點講一下婚姻。北宋著名學者沈括在論述了北魏以來士庶不通婚姻的習俗后,也曾指出“其俗至唐末方漸衰息”(《夢溪筆談》),這間接佐證了鄭樵以五代十國作為分界點,宋代相比隋唐以前,婚姻觀念發生重大轉變的觀點。

“婚姻不問閥閱”,由“榜下捉婿”現象論宋代婚姻觀念的重大轉變

魏晉門閥

自魏晉以后,五代十國之前,世人通婚崇尚閥閱,也就是看重門第出身,“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就是說結婚之前先查查你的家譜,往上翻三代看看你家是否貴族或者出過高官,不是貴族或者沒有當過高官,那么免談,這樁婚事算是黃了。

那么什么是“閥閱”,或者說“閥閱”的定義是什么呢?“閥閱”意即有功勛的世家巨室,泛指門第、家世,又稱門閥或“四姓”。按照傳統制度, 它包括“膏粱”、“華腴”、“ 甲姓”、“乙姓”、“丙姓” 、“丁姓”等幾個等級,“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侍郎、太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 謂之‘四姓’”(《新唐書.柳沖傳》)。因此說,判斷一個家庭屬于門閥與否, 關鍵就在于是否三世連續做高官。

“婚姻不問閥閱”,由“榜下捉婿”現象論宋代婚姻觀念的重大轉變

武則天

到了唐代,世人崇尚閥閱近乎到了變態的地步。以武則天為例,她的父親雖然原先是個做木材生意的商人,但是后來也官至尚書,而其母親更是隋朝皇家女子,在宋代,這個家室完全可以稱之為“門閥顯貴”,結果在唐朝卻被鄙視,指斥為“地實寒微”,不能徑直立為皇后,只可備位宮闈下陳,后來武則天入主中宮還費了老大周折,經歷了相當激烈的權力斗爭。

而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能免俗:他看中弟弟李元吉的遺孀楊氏并“欲立為后” (《新唐書》),那是因為楊氏系隋朝皇家女子;他準備立兒子李恪為太子,是由于李恪的生母系隋煬帝的女兒,“地親望高,中外所向” (《新唐書》)。

至于唐玄宗更是不在話下, 他對待后宮的柳婕妤態度相當熱情, 那是因為柳婕妤的家庭為朝廷舊姻、蒲州大姓, 因而“重其名家”(《新唐書》)。

凡此種種,無不表明唐代對于門閥的看重,而這種觀念在婚姻關系中也得到了集中體現。

“婚姻不問閥閱”,由“榜下捉婿”現象論宋代婚姻觀念的重大轉變

唐代門閥大族

史載:“開成初,文宗欲以真源、臨真二公主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修昏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新唐書》)遂以京兆杜氏子杜中立與“名家子”衛洙(zhū)為駙馬都尉。看看,連皇帝都如此看重門閥士族,爭相與門閥大族聯姻,何況是普通的官僚階層呢?

但是到了宋代,這種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家世門第不再是婚姻首選的因素,“婚姻不問閥閱”成為了宋代婚姻的特色。“婚姻不問閥閱”的意思就是結婚時不注重對方門第,這是中國婚姻制度發展史上的重大轉變,也是婚姻觀念的劃時代轉變。

“婚姻不問閥閱”,由“榜下捉婿”現象論宋代婚姻觀念的重大轉變

榜下捉婿

在這種觀念地帶動下,宋代甚至出現了獨有的“榜下捉婿”現象。“富商庸俗與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錢以餌士人,使之俯就, 一婿至千余緡(mín)”(宋彧《萍州可談》)。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婚姻不問閥閱”這種婚姻觀念產生的呢?

宋代出現“婚姻不問閥閱”這種婚姻觀念的時代背景和內在根源

一、商品經濟的發展乃至財富觀念的轉變

到了宋代,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宋代的商品經濟較前代更為發達,而伴隨商品經濟熱潮的興起,人們的社會生活與社會心理也正在被重塑,從而推動了宋人婚姻觀念的轉變:不問閥閱,只問資財。

“婚姻不問閥閱”,由“榜下捉婿”現象論宋代婚姻觀念的重大轉變

宋代商品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

早在五代后期, 江南一帶“士庶婚姻寖成風俗”(《江南野史》),打破了士庶不通婚的藩籬。而到了宋代, 更是“今之俗, 娶其妻, 不顧門戶, 直求資財”(《宋文鑒》)。對于世人“不問閥閱,只問資財”這一現象同時代的鄭至道也評價說:“今之世俗,每不能然,將娶婦,惟問資裝之厚薄,而不問其女之賢否。”

不僅民間的婚姻風氣如此勢利,官員也未能免俗。如宋神宗元豐年間,屯田郎中劉宗古“規孀婦李財產,與同居”(《續資治通鑒長編》)。更奇葩的是發生在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的一樁事:兩位當朝宰相向敏中和張齊賢,為爭娶一位姓柴的寡婦,居然鬧上公堂,打起了官司。原來這柴姓寡婦家產雄厚,向敏中和張齊賢之所以爭破頭,用程頤的話來說,無非“為其有十萬囊橐故也”。這在其他朝代,可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們都以為宋朝人的生活觀念保守拘謹,但實際上他們開放得讓人目瞪口呆。事件的結局是因為兩個宰相吃相太難看,有傷大雅,最終雙雙被降職,向敏中罷為戶部侍郎,張齊賢罷為太常卿。

“婚姻不問閥閱”,由“榜下捉婿”現象論宋代婚姻觀念的重大轉變

宋代婚姻出現輕門第而重資財的特點

宋代婚姻輕門第,重資財特點的出現,可以說是與宋代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有著密切關系。隨著門閥制度的瓦解,等級觀念的消亡,宋代商品經濟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經濟地位此時成為人們選擇配偶時考慮的重要因素。宋代出現的婚姻新特色可以說是宋代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不但在我國古代婚姻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也對宋以后的封建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科舉制的發展和宋朝的文人治國政策導致宋人價值觀的轉變

士人娶妻“直求資財”,反過來,商人或者富戶也以豐厚的資產吸引士人結親,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甚至出現了宋朝特有的“榜下捉婿”之風呢?歸根結底是商品的趨利性所致。

“婚姻不問閥閱”,由“榜下捉婿”現象論宋代婚姻觀念的重大轉變

伴隨商品經濟發展而興起的宋代商人階層

隨著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以經商致富的商人階層逐漸興起,他們憑借著自己雄厚的財力,千方百計的與官僚聯姻,借此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作為封建王朝的宋政權,對商業始終視為末業,重農抑商政策之下的商人地位自然也就十分低下,而且宋朝政府還千方百計地阻礙商品經濟的發展。

如宋神宗熙寧十年( 1077年 ) , 在全國州縣所設官務(收稅機構)達1993座。為了保證封建國家的財政收入, 宋政府還對鹽、茶、酒、香藥等重要商品實行國營專賣,嚴重損害了商人的利益,也阻礙了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迫于無奈,商人們只好選擇與官僚聯合,以便獲取免稅權或偷銳、漏稅,得到一些專賣商品。如湘潭大商人李遷每年獲利幾千萬貫,在講到他發財的原因時, 他提到一條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為政者的庇護,所以商人們總是設法與官僚攀親。

“婚姻不問閥閱”,由“榜下捉婿”現象論宋代婚姻觀念的重大轉變

宋代士大夫階層

但是大官僚也就那么幾個,在狼多肉少、大官僚難以攀親的情況下,商人只好把結親對象轉向了未來的官僚——科舉及第者或者士人,于是宋代出現了獨有的“榜下捉婿”現象。

彭乘《墨客揮犀.逼婚》中記載著這么一個故事: 有一個科舉及第獲得功名的寒門少年,為商人們所追慕,“命十數仆抓致其第須。......須臾, 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 亦不至丑陋, 原配君子, 可乎?’”少年難以脫身, 只好謊稱家中已有妻子, 眾富商這才散去。

那么,士人為什么這么受歡迎,以至于被人“榜下捉婿”呢?

這是因為秀才、士人雖不是官僚 , 但科舉考試卻為他們提供了一條通往官僚階層的道路, 他們是官僚的后備梯隊。因而與士人結親, 也可以稱得上是富商們的一種長期投資。

科舉制發展到宋代已經變得更加完善。而宋朝在立國以后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防止藩鎮割據的再出現,層層設官,實行“重文抑武”、“以文治國”的政策,這就使得官吏的需求量大增,其社會地位也水漲船高。

“婚姻不問閥閱”,由“榜下捉婿”現象論宋代婚姻觀念的重大轉變

科舉考試之殿試

而科舉取士則成為選拔官吏的重要途徑, 因而大量士人無論家世如何都可以通過這種途徑進入統治機構,甚至出身卑微、貧困潦倒的士人也有可能平步青云,身價大增,連婚姻大事都能水到渠成。如北宋宰相杜衍年青時,因生活貧困, 客居于一縣令家, 看中縣里一大姓“相里氏”之女, 前去求婚, 遭到拒絕。后來杜衍進士及第, 相里氏之兄“厚資往見”,為其妹求婚。(《宋人軼事匯編》卷七)

而且士人一旦通過科舉取士,成為官僚階層一員,就會成為官戶。官戶是宋代建封統治階級的上層, 是宋王朝的主要統治支柱,具有各種特權:除享有優厚的俸祿外, 高中級官僚在政治上可以通過恩蔭使其子孫親屬為官;官戶犯罪可以請求減刑或贖刑,必要時可以去官免罪(又稱“官當” );在經濟上官戶還可以減免賦稅;教育方面,更是可以按照官品高低而使其子弟入學,享受高等教育。因而與科舉士人聯姻, 就意味著可以均享上述的榮耀和種種特權,這是宋代婚姻不問閥閱而問科舉士人的重要原因。

“婚姻不問閥閱”,由“榜下捉婿”現象論宋代婚姻觀念的重大轉變

商人與士人的聯姻可以說是雙贏

同時,商人與官戶聯姻也可以借助其官府力量,保護既得利益和進一步獲取高額利潤。這是商品的趨利性所致,由此也表明了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義利觀念的根本轉變也體現在了婚姻關系中,門第婚逐漸讓位于財婚,婚姻論財成為宋代頗具時代特征的社會現象。

三、門閥士族及良賤身份制度的同步衰落、瓦解,模糊了士庶界限

良賤身份制度是一種身份等級制度,以一種法律形式將身份等級的劃分作為普遍的社會秩序固定下來,并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所謂身份等級,主要是指人們在一個社會中的法律地位、政治地位、社會地位上的權利差等。

唐律中的“良民”主要是指各級官吏和編戶齊民。絕大多數是“依令受田”、“擁力自資”的編戶齊民,“賤民”是指州縣無貫或編入“賤籍”喪失人身自由,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官府和私家的奴仆,包括奴婢、部曲、雜戶、工樂戶、客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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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閥和良賤制度的瓦解打破了士庶界限

而無論是門閥士族還是良賤制度,其形成都是與以部曲奴婢勞動制為特征的士族土地所有制的存在緊密相關的。到唐宋之際,隨著支撐門閥士族的均田制的瓦解,部曲奴婢勞動制也隨之解體,部曲、奴婢等賤民身份大量改變之時,良賤身份制度再也無法繼續下去,士族和庶族之間的界限由此打破。于是士庶不通婚的傳統觀念也逐漸消亡。

宋代婚姻觀念轉變帶來的影響

宋代婚姻觀念的轉變,給宋代的社會風氣和經濟文化都帶來了一定的影響。

影響一:宋代婚姻不問閥閱而重視科舉士人的觀念,促使宋朝上下形成了一股濃厚的讀書風氣, 推動了宋代文化教育和科舉制的發展,使科舉制日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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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奮讀書的士人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古訓激勵之下,宋代士人都拼了命的發奮讀書,因為一旦科舉及第,封官參政,作為士大夫階層其社會地位會大大提高,也十分受人尊重。另外還可以與富商聯姻、從此享受榮華富貴。因此說,科舉或者讀書是貧窮與富裕、卑微與崇高的分界線。“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宋代汪洙《神童詩》),可以說是當時最客觀的寫照。

影響二:商人通過與科舉士人或者官僚聯姻,成功擠入上層領域,大大提高了社會地位, 有利于促進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

到了宋代, 田稅已經與商稅分開,工商業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 出現了商業立法, 劃出了專門的坊郭戶 (住在城鎮的非農業人口, 主要是商人階層)。許多大商人通過聯姻開始進入最高統治階層。

“婚姻不問閥閱”,由“榜下捉婿”現象論宋代婚姻觀念的重大轉變

即便貴為宋朝皇后,出身也不一定高貴,甚至出身商人階層

如宋仁宗曾準備娶壽州茶商陳子城的女兒為皇后, 雖然遭到大臣們反對, 但他態度很是堅決,直到后來有人指出陳子城的名字犯了忌諱才作罷;宋高宗時吳皇后的父親是個“以繽珠為業,累貲數百萬”(《四朝聞見錄》)的富商,但是宋高宗并沒有瞧不起他。吳后的父親后來還被封了個武翼郎。

結語:總而言之,“婚姻不問閥閱”這種婚姻觀念的轉變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如果說“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是門閥政治的重要支柱之一, 那么,“婚姻不問閥閱”便是官僚政治的一個有力杠桿。宋代“婚姻不問閥閱”代替了“必由于譜系”,顯示著歷史的車輪已經邁過嚴格的門閥政治時期,進入了典型的官僚政治階段。封建婚姻制度史的這一變革,無疑是個歷史性的重要進步。另外,宋代婚姻重視科舉士人是與宋代以文治國的國策息息相關的,商人與科舉士人的聯姻,既使得商人擠入統治階層,提高了社會地位,客觀上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推動了科舉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有利于宋代文化教育的發展。

參考文獻:《新唐書》、《通志》、《夢溪筆談》、《萍州可談》、《江南野史》、《宋文鑒》、《宋人軼事匯編》、《墨客揮犀.逼婚》、《四朝聞見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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