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新中國奧運史的起點，人們總會想到1984年美國洛杉磯舉辦的第23屆奧運會，想到許海峰以一枚射擊金牌實現(xiàn)了“零的突破”。其實，五星紅旗與奧運第一次“結緣”，是在1952年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辦的第15屆奧運會上。

此后，新中國離開奧運賽場長達28年之久，再次出現(xiàn)在奧運會，已經是1980年2月在美國普萊西德舉行的第13屆冬奧會了。

圣火在普萊西德冬奧會主會場燃燒 東方IC供圖

這是新中國恢復在國際奧委會合法地位以來，第一次全面參加奧運比賽，也是我國首次參加冬奧會。由于當時對冬季項目的重視程度不如夏季項目，加上那次冬奧會沒有取得好的成績，所以這次“冬奧首秀”幾乎沒有走進大眾視線。但對親歷者而言，冬奧首秀故事說也說不盡，不僅影響了自己人生，也奠定著中國冰雪運動基礎。

去，還是不去？

1952年7月18日晚，北京收到了一封發(fā)自赫爾辛基的電報:

根據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7月17日會議，我們很榮幸邀請中華全國體育總會運動員，參加赫爾辛基第15屆奧林匹克運動會。

此時，距奧運會開幕式只有幾個小時了。去，還是不去？意見自然而然地分成了兩派：

有人主張去，理由是經過反復解釋好不容易才得到國際奧委會的承認，如果不去影響關系，還會辜負支持我們的那些朋友的盛情。再說電報上又沒有提及邀請臺灣的情況，當然應該參加。

有人則不大主張去。如果我們去了，臺灣代表團也去了，會不會有人趁機制造“兩個中國”？再者，新中國運動員水平落后，奧運會上肯定不會有好成績，會不會給新中國臉上抹黑？

此事關系重大，大家趕緊把意見寫成報告，提交給周恩來總理。

與此同時，赫爾辛基正沐浴在奧林匹克的榮光里。這是二戰(zhàn)結束后人們迎來的第一屆奧運會，在此后的十幾天里，近5000名運動員同場競技，700萬人涌入芬蘭，100萬觀眾在看臺上為各國體育健兒吶喊助威。

7月19日，總理的指示傳達下來。結果出乎許多人的預料，報告上爽快利落地批了兩個字：要去。

用“炸鍋”來形容當時的狀況，一點也不過分。在所有親歷者的回憶里，當時完全亂成一片。有個別運動員還沒有到京，趕緊坐火車趕過來；代表團成員馬上趕到當時最有名的“紅都”裁縫店，排著隊請老師傅量衣服，每人一件咔布丁咖啡色西裝上衣，一條舍維呢的灰色褲子，還有一件300號毛線織的毛衣，胸前繡著“中國”兩字；景泰藍的壇壇罐罐找來了不少，都裝在禮盒里，準備當作禮品……

忙忙碌碌中，臨時組建的中國代表團出發(fā)了。50多年后，每一位受訪者對總理的最后一句囑托都記憶猶新：“總之，重要的不在于是否能取得獎牌，在奧運會（一說為奧運村，記者注）升起五星紅旗，就是勝利。”

三架小飛機跨越重洋，40人的代表團星夜兼程，終于在7月29日11時抵達奧運村。此時，比賽已近尾聲，足球、籃球都錯過了參加預賽的時機。只有游泳選手吳傳玉能夠趕上將于30日進行的100米仰泳預賽。

到達位于赫爾辛基市郊的奧運村后，中國代表團顧不得休息和吃飯，在中午12：30舉行了升旗儀式，曾參加過第14屆奧運會的足球選手張邦倫，榮幸地成為升旗手。

升旗儀式上，代表團團長榮高棠做了鏗鏘有力的發(fā)言:“雖然我們來遲了，但我們終究來到了，我們帶來的是和平的愿望與良好的友情。”

五星紅旗第一次飄揚在奧運村，奧林匹克大家庭也因此吸納了占世界人口 1/4的中國。然而，真正的問題并沒有解決，在冷戰(zhàn)的大背景下，反而復雜起來。

1954年在雅典舉行的國際奧委會第49屆年會，以23票對21票通過決議，承認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為中國奧委會。臺灣體育界的郝更生在雅典舉行記者招待會，痛哭流涕地宣布退出國際奧委會。

但是，國際奧委會的布倫戴奇主席卻未經全會討論，悄悄地把所謂“中華民國”列入國際奧委會承認的國家奧委會名單里。其后，一些國際單項體育組織也仿效國際奧委會的做法，在國際體育界制造出“兩個中國”。

新中國迫不得已放棄了1956年的墨爾本奧運會，并在1958年8月宣布中斷和國際奧委會以及9個單項國際運動聯(lián)合會的關系。此后，新中國離開奧運賽場長達22年之久。

雖然長期被隔絕在主流國際賽事之外，但拼搏的種子，在1952年已經埋下：

在團委工作的何振梁作為隨團翻譯奔赴芬蘭赫爾辛基，在完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踏上體育之路。這個“歷史的誤會”是他與奧運一生結緣的開始。

赫爾辛基奧運會歸來，代表團團長榮高棠于1952年8月21日向中央匯報，報告中提出：“應加強我國體育運動的領導工作，必須首先加強這一工作的領導機構，我們建議在政務院下設一個全國體育運動事務委員會，最好請一位像賀龍同志那樣的將軍任主席……”11月，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簡稱：“國家體委”）成立。

誰來代表中國？

轉機發(fā)生在197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申請恢復在國際奧委會的資格，并提出只有臺灣被驅逐才會重新參加奧運會。

舉辦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的加拿大政府，于1970年開始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所以提出，如果臺灣打算以中國的名義參加，將拒絕其參賽。一些國際奧委會成員表示出震驚和不滿，強烈要求取消該屆比賽，但最終奧運會還是如期舉行了。加拿大政府頂住美國的壓力，最后以臺灣代表隊在賽前收拾行囊打包回家而收場。

1977年秋，國家體委的工作重歸正軌，我國的對外交往也逐漸恢復正常。不論對我國，還是對國際奧委會來說，恢復中國在奧林匹克運動中的合法席位都十分緊迫。

1978年，國際奧委會在突尼斯舉行執(zhí)委會。東道主的體育部長在賀詞中說：“難道人們可以忽視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一個整個大陸而同時相信奧林匹克運動是世界性的嗎？”

對這一議題，基拉寧主席顯然早有準備。會議前，他就曾寫信給聯(lián)合國，要求聯(lián)合國說明其對臺灣地位的態(tài)度。聯(lián)合國法律事務辦公室回信說：“……就聯(lián)合國而言，根據聯(lián)合國大會1971年10月25日的第2758號決議，臺灣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聯(lián)合國的立場促使基拉寧朝更堅決的方向前進，他向執(zhí)委會報告了自己在1977年9月的中國之行。不過，仍有許多委員不希望臺灣運動員被排除在外，“找個過渡辦法”的重擔，落到了國際奧委會第一副主席薩馬蘭奇肩上。

薩馬蘭奇一到北京，就顯示出不愛游山玩水的“工作狂”性格。他對翻譯說，他是為了工作而來的，如果需要，在華期間可以一直在北京商談和參觀體育場地，禮儀性的活動就讓夫人參加吧。

何振梁以中華體育總會常委的身份擔任薩馬蘭奇的全程陪同，他倆著名的友誼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何振梁夫人為其撰寫的傳記中披露，薩馬蘭奇對何振梁說：“最徹底的辦法是通過投票驅逐臺灣，但這存在失敗的風險。雖然國際奧委會的85個委員中只有8個人的政府與臺灣有‘外交’關系，但是國際奧委會委員絕大部分持獨立立場, 不受政府影響，所以表決結果難以預測。”

薩馬蘭奇認為，從策略考慮，可以提出要求臺灣改名的方案，他估計臺灣不會接受，這樣國際奧委會就可以予以除名或停止會籍。然而，這一方案，并沒有得到積極回應，畢竟，中方參加商談的人沒人敢拍這個板。

1979年對中國同國際奧委會的關系來說，是關鍵一年。這是1980年冬、夏季奧運會到來之前的最后一年。國際奧委會將在年內舉行一次全會和五次執(zhí)委會，能否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問題，將決定我們能否于翌年參加奧運會。

1979年在國際政治和對臺關系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同一天，全國人大發(fā)表《告臺灣同胞書》，文中明確提出了“和平統(tǒng)一祖國”的方針，倡議通過商談結束兩岸對峙狀態(tài)，呼吁兩岸間盡早實現(xiàn)“三通”。

中央對臺政策發(fā)生了重大轉變，相應的，重返奧運的努力也有了更多運作空間。1979年2月，一份談話記錄傳到體委，讓何振梁大受鼓舞。

時任副總理的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共同社社長渡邊時，渡邊問鄧小平：“1980年將在莫斯科舉行奧運會，中國是否有意思參加或將來在中國舉辦奧運會？”鄧小平回答說:“首先要解決臺灣的資格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當然我們要成為奧運會的成員，中國正在準備參加莫斯科奧運會。奧運會四年一次，1984年、1988年都舉行。1984年不一定行，但是1988年也許我們可以承擔在中國舉行奧運會。”渡邊說：“你向我講了個喜訊。”鄧小平說：“1984年條件困難一點，1988年條件就成熟了。”

連重返奧運都困難重重，鄧小平卻信心滿滿地提出，要在不遠的將來，在我國舉辦奧運會，這對何振梁來說，這簡直是“守得云開見月明”。

有小平同志“撐腰”，兩個月后，在蒙得維的亞舉行的國際奧委會全會上，何振梁在答辯中即使1對80，也毫不怯陣。當時有個委員提出來，體育跟政治無關，不要在這種場合發(fā)表政治言論。對方有挑釁的意味，何振梁仍沉著應對：“先生，首先你問的是政治性的問題，我必須以政治性的語言來回答你。”

類似的問題不計其數，兩年之后，薩馬蘭奇對此還記憶猶新，他對何振梁說：“你在蒙得維的亞會議上對各種提問的回答，贏得了委員們的尊敬。”那次會議，后來常被戲稱為“舌戰(zhàn)群儒”。

何振梁答辯離場后，委員們通宵開會，討論臺灣應該改用什么名稱。在1960年舊金山會議上，喬治·瓦爾加斯曾提議：“為什么不把‘中國’和‘臺灣’放到一起，就叫中國臺北奧林匹克委員會？”可惜，國際奧委會用了20年才想起采用這個精確的名字去解開長期的僵局。

多年的努力終于在10月的名古屋會議上獲得了回報，“名古屋決議”決定：根據“一個中國”的原則，確認中國奧委會的會籍；并在改名、改旗和徽、改歌的條件下，同意臺灣的體育組織作為中國的一個地區(qū)組織保留其會籍。這就是所謂“奧運模式”。作為“一國兩制”構想在體育領域里的具體化，之后各個國際體育組織都按照這一模式處理了臺灣的會籍問題。

從1951年準備參加赫爾辛基奧運會算起，這場在國際體育界維護“一個中國”的斗爭，整整斗了28年。慶功會上，鄧穎超發(fā)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她豪邁地說：“從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面走上了世界體育舞臺。”

國家體委也說干就干，1979年便進入“奧運模式”，指示各省將贏得奧運比賽這一集體目標作為體育發(fā)展的指引。1980年又打造出“沖出亞洲，走向世界”新口號。

事已至此，臺灣當局仍在耍花招。對于“Chinese Taipei”的中文譯名，北京堅持叫“中國臺北”，而臺北偏要譯成“中華臺北”。一字之差在兩岸之間引起激辯，臺灣代表吳經國回憶，討論了快一年，最后還是鄧小平拍板才接受了臺灣的翻譯。糾葛一直綿延到1989年，為了以大局為重，允許臺灣使用有爭議的“中華臺北”參加1990年北京亞運會。

薩馬蘭奇對我國如此大度地對待臺灣非常感激。他在許多場合都說：“臺灣問題所以能順利解決，完全是由于中國的寬宏大量。”

“我們能參加奧運會了！”

“名古屋決議”兩天后，消息傳到黑河，在那里訓練的中國運動員奔走相告：我們能參加奧運會了！當時，黑河云集著中國最優(yōu)秀的速度滑冰和花樣滑冰運動員，他們?yōu)槭裁磿R聚黑河呢？

在沒有室內冰場的年代，只有黑河才能“早期上冰”。那里一般在十月初開始結冰，到十月中下旬就能開始滑，作為中國結冰最早的城市，比哈爾濱還早十來天。

早期上冰的困難之一，是冰凍得還不夠結實，運動員稍不留意就會掉進冰窟窿里去，因此，教練員總隨身帶著繩索和木桿，隨時準備打撈落水者。

對于這些滑冰運動員來說，在黑河上冰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悄悄地收看蘇聯(lián)電視臺播放的冰球、花樣滑冰或者速滑的比賽實況，以便揣摩其中的技術。1979年的黑河集訓不同平常，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參加冬奧運。

普萊西德奧運會于1980年2月舉辦，如果我們爭取到“門票”再進行準備，豈不又要“炸鍋”？這次，國家體委吸取了1952年赫爾辛基奧運會的教訓，早早地，甚至在沒有定論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布局了。

1979年9月，北京舉行了第4屆全運會。期間，中方密集邀請了9名國際奧委會委員來訪。何振梁給他們講故事，從甲午戰(zhàn)爭講到推翻蔣家王朝。澳大利亞委員高斯珀在一封信中說，他本來不理解為何一定要臺灣改名，“現(xiàn)在更好地了解50年代發(fā)生的、造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排除在奧運會之外的事情，而更加重要的是，我接受了你們目前關于重新參加奧運會的前提和條件”。

多名委員“倒戈”，讓即將到來的“名古屋決議”投票，越來越樂觀。全運會剛閉幕，時任國家體委副主任的李夢華，便召集吉林和黑龍江兩省的體委領導開會。

時年38歲的吉林省體委副主任王鳳祥參加了會議，并成為第13屆冬奧運的全程參與者。如今雖然已年近八旬，但他仍精神矍鑠，特別是講起中國首次參加冬奧會備戰(zhàn)、參賽的一幕幕，更是滔滔不絕。

他記得很清楚，李夢華說道：“我國在奧委會的合法席位即將恢復，決定派速度滑冰和花樣滑冰兩個項目參加第13屆冬奧會。國內主要是黑吉兩省開展冰雪運動，吉林負責速度滑冰集訓，黑龍江負責花樣滑冰集訓，請你們派年富力強懂業(yè)務的體委領導負責。”

王鳳祥曾是吉林省籃球隊主力，從球員到教練，再到全國最年輕的省級體委副主任，他自然挑起了速滑集訓的大梁。

“名古屋決議”一個月之后，國際奧委會通過通信表決，在11月26日正式通過了這一決議。次日，中國奧委會即宣布：中國將參加1980年的冬季奧運會和夏季奧運會。這時，距離普萊西德冬奧會開幕還有77天。

在我國本就薄弱的冰雪運動中，速滑是唯一參加過國際比賽的，上世紀60年代還創(chuàng)造過世界紀錄、獲得過世界冠軍。但“文革”以后，中國速滑成績一落千丈，運動員隊伍也青黃不接。

雖然派不出可以在國際上一爭高下的運動員，但這次出征的主要任務是在政治上表明權利，如果僅由寥寥數人組成，顯然不足以反映中國首次參加冬奧會的重大意義。因此，集訓到一半，國家體委又臨時決定增加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冬季兩項三個大項，派出28名選手。

新增的三個項目，都是我們的弱項，越野滑雪和射擊相結合的冬季兩項更是從零起步。由于這是個半軍事項目，于是由“八一隊”組隊，臨時從聯(lián)邦德國訂購了專用槍支，直接發(fā)貨到美國參賽。

不僅運動員難找，國內的冬季運動裝備和場地也與國際脫軌多年。雖然，北京服裝八廠派出了幾位老裁縫，專程到哈爾濱和長春去給代表團的成員們量體裁衣，但滑雪服光靠老手藝可不行。

滑雪訓練場的條件更是艱苦，東北雪很干，山很高，沒有索道，爬一個小時，滑一分鐘，再爬一個小時，滑一分鐘。

一籌莫展之際，由中日友好協(xié)會牽線搭橋，給代表團找了個日本贊助商。阿西克公司主營滑雪鞋服，不僅提供了大部分服裝、器材，還為中國隊安排了一個月的日本集訓，承包了在日備戰(zhàn)的全部保障工作，包括提供教練、場地和食宿交通等。

樸東錫等運動員在日本訓練期間

“1979年12月下旬，由我?guī)ш牭搅巳毡荆數刂耙恢睕]下雪，我們到的第一天晚上就下了一場中雪，日本朋友高興地向我們致謝：是你們帶來了吉祥之雪。”如王鳳祥所言，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正是中日友好的蜜月期，日方的接待可謂是盡心竭力。

中國冰雪健兒到日本后，才體會到“文革”十年與世隔絕，帶來的差距：他們第一次穿上用玻璃纖維制作的滑雪板（國內還是膠合板制作的），不知如何打蠟；長野高山滑雪場是世界標準的滑雪場，但滑道的難度和長度在國內都沒見過，隊員不免有些膽怯；速滑男女隊同日本高中生在一個場地訓練，可這些學生的訓練量，竟比我們的國手還要大；花滑選手包振華赴日前甚至從未在室內冰場滑過冰。

冬季兩項“最慘”，我們的運動員在日本才第一次見到場地和槍支，教練員也沒看過國外的訓練和比賽，不得不請日本教練幫忙，從規(guī)則學起。

經過一個多月的訓練，各個項目都有了長足進步，冬季兩項更是突飛猛進，在一次友誼賽中，中國隊員已經達到了日本隊的中游水平。宋永軍訓練刻苦，深得日本教練喜愛，臨別時，教練還將自己的手表脫下來送給愛徒。當年在北海道為他倆做翻譯的，就是如今的北京冬奧組委副主席于再清。

1980年1月17日中國代表團成立，團長是時任國家體委副主任的李夢華、副團長是時任中國奧委會副秘書長的何振梁。

1月22日，兩位“光桿司令”到東京同隊員和教練會合。當晚，在日本著名的新大谷酒店召開了盛大的壯行會。王鳳祥感慨道，“參加壯行會的大部分是旅日僑胞，見到我們比親人還親，緊緊握著手不肯松開。”

“其重要意義超過了冬奧會本身”

普萊西德，英文原意“寧靜山湖”，它是湖名，又是市鎮(zhèn)名。說是市鎮(zhèn)，這里方圓不過15公里，常住居民不到2900人，小得像個村莊。由于冬季多雪，離紐約市又只有200多公里，這個“世外桃源”成了滑雪度假勝地。

不可思議的是，這么個小地方，竟然舉辦過兩屆冬奧會。1932年，第3屆冬奧會即在這里舉行，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主持了開幕式。此后近半個世紀，普萊西德曾4次申辦冬奧會，終于取得第13屆冬奧會的舉辦權。

隨著冬奧會的到來，這個彈丸之地一下子涌進了十多萬客人，光是各國記者就有3000多名。普萊西德的居民們知道：和將近半個世紀之前相比，這次因奧運會而來的人會多很多，于是決定新建一座奧運村。

奧運村位于普萊西德湖以西約十公里的地方，不但小，而且是按照監(jiān)獄的規(guī)格建造，房間只有一個小窗戶，連頭都伸不出去。把奧運村用作聯(lián)邦監(jiān)獄，這實在是個腦洞大開的賽后利用辦法，各國選手都無奈地成了住進“號房”的第一批人。

由于聯(lián)邦監(jiān)獄管理局僅投資2200萬美元，奧運村按500人規(guī)模設計，而運動員卻有1000余人。組委會一早就通知各國代表團壓縮名額，就連王鳳祥這個集訓領隊，也是在最后階段才爭取到赴美資格。

1月30日上午，中國體育代表團乘汽車從紐約市奔馳而來。“五星紅旗迎風飄揚”的昂揚歌聲從車廂飛出，響徹在普萊西德湖畔。

當中國代表團到達奧運村時，村長和工作人員已經迎候在大門外。一位名叫凱瑟的美國姑娘是接待中方的專屬聯(lián)絡員，她會講流利的中文，逢人就報喜“中國代表團快要到了”。許多國家的記者堵在門口，爭先恐后地拍下了中國冰雪運動員到達的第一個鏡頭。

讓中國代表團意外的是，他們到達奧運村時，五星紅旗已經飄揚在廣場上了。

按國際慣例，一般是代表團到達奧運村后才舉行升旗儀式，這次例外，蘇聯(lián)出兵阿富汗使奧運大家庭出現(xiàn)了裂痕，國際奧委會怕節(jié)外生枝，決定在各國代表還沒到達之前，就升起國旗。等代表團到達后，再搞一次升旗儀式。

看著五星紅旗與奧運五環(huán)旗一同在寒風中飄展，中國代表團成員個個心潮逐浪。他們深知，自己站在這里也意味著：國際奧委會、冬季奧運會不公平對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結束了，前面是嶄新的時代。

當晚，中國代表團團長李夢華在新聞中心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他說：“我們高興地來到普萊西德參加冬奧會。我們的目的是通過這次運動會同其他國家的運動員加強友誼和合作，并且向他們學習先進的運動技術，交流經驗。”中國代表團所表現(xiàn)出的誠摯和謙虛，博得了各國記者的好評，他們在電訊中寫道：“代表十億人的中國冰雪運動員走上了世界冰壇，其重要意義超過了冬奧會本身。”

在紐約、奧運村、滑雪場、餐館、新聞中心……處處可見熱情的笑臉和親切的問候。一些美國朋友還主動為中國代表團服務，甚至當起了榮譽教練。約翰·霍爾是美國冬季兩項運動員，由于腳部受傷沒有參賽，被推薦來幫助中國隊訓練。

他每天一早就來，親自動手為雪板打蠟，還毫無保留地把多年經驗反復向中國隊員傳授，并把自己的全套設備和滑雪板供中國隊員使用。中國隊冬季兩項所用的槍支，在日本訓練時是借用的，從聯(lián)邦德國訂購的，到了美國才開箱取出。約翰·霍爾手把手地教我們怎樣使用這些槍，怎樣縮短背槍、卸槍的時間。

奧運村餐廳有位頭發(fā)花白的女志愿者，她見到只有14歲的中國花滑選手包振華，對中國小花喜歡得不得了，還換上滑冰鞋，同她一起冰上起舞。這時候，人們才發(fā)現(xiàn)，她是1948年美國東部花樣滑冰比賽亞軍菲麗絲·費應堡。

1980年2月24日，包振華在冬季奧運會上。

奧運村對中國隊處處特殊照顧。按規(guī)定，每個國家的男女運動員都要分兩地居住，但為了讓中國隊方便聯(lián)絡，村里單獨騰出一棟二層小樓，門口還配了保安。

紐約華僑會和臺胞先后兩次舉辦有200多人參加的宴會和聯(lián)歡會，就連著名的美籍華人楊振寧教授也趕來看望隊員。

小鎮(zhèn)里掀起了“中國熱”，三十多年后，當房學峰以記者的身份回訪普萊西德時，那里的大媽還記得中國運動員曾到家里做客，并自告奮勇地燒中國菜，“還差點把廚房燒著了”。

“雞蛋想要取代公雞，做夢！”

離冬奧會開幕只有5天了，就在中國健兒興致勃勃地準備開幕式時，突如其來的陰云籠罩下來。

代表團得到一個令人震驚的壞消息：臺灣方面一名高山滑雪運動員在普萊西德湖所在地的阿爾巴尼市地方法院控告美國奧運組委會。2月7日，阿爾巴尼地方法院竟以電視直播的方式判決說，組委會應允許臺灣運動員使用所謂“中華民國”的旗、歌。

“我們非常氣憤，法律應該是公平公正的，一個地方法院怎么可以否定國際奧委會的決議？一個地方法官怎么可以同意一名運動員的無理要求？”王鳳祥說，他當時非常不理解，但長期從事外交工作的何振梁很清楚，這只是陰謀的一部分。

“名古屋決議”后，臺方委員徐亨便在瑞士發(fā)起訴訟，狀告國際奧委會。《薩馬蘭奇?zhèn)鳌分袑懙溃?/p>

薩翁對臺方沒有把不同意見提出來協(xié)商，而是告上法庭這個做法極為憤怒。在執(zhí)委會會議上，一貫平靜的他一臉慍色，憤憤地說：“雞蛋想要取代公雞，做夢！”隨后，他親自前往洛桑法院，得到了法官“駁回上訴、不予受理”的親口允諾。最后，才把徐亨叫到辦公室說：“你們永遠也打不贏這場官司，我現(xiàn)在可以明確地告訴你，假如瑞士聯(lián)邦法院判決臺灣方面勝訴，國際奧委會就會把總部搬到巴黎去注冊。”

徐亨還要繼續(xù)糾纏，薩馬蘭奇臉上的微笑不見了：“我勸你不要再幻想了，國際奧委會絕對不能容許委員起訴自己的組織，同時也絕對不會改變已經板上釘釘的決議，如果你一意孤行，堅持要起訴國際奧委會，等待你的只有一條出路——離開這個組織。”說完，薩翁拂袖而去。

經過國際奧委會的努力和我國通過外交途徑的交涉，洛桑地方法院于1980年1月8日駁回了臺方的起訴。

誰想到，徐亨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在美國又發(fā)起了訴訟。

為了“一個中國”的原則，李夢華團長、何振梁副團長一起到美國奧組委抗議，要求立即糾正。至今，王鳳祥還記得美國奧組委官員打著官腔回答說：“法院的判決我們不敢不執(zhí)行，你們參加比賽半個月就走了，可我們不執(zhí)行是要坐牢的。”

幸好，通過國際奧委會協(xié)調，美國奧組委馬上上訴到美國紐約州法院。

“這時離冬奧會開幕就3天了，忐忑的心情不言而喻。李夢華團長決定做多手準備：一是‘內緊外松’，運動員照常訓練，準備參加比賽；二是，如果美國紐約州法院維持原判，我們就退賽并發(fā)表嚴正聲明提出強烈抗議。說實話，當時連返程的時間和路線都研究好了。”王鳳祥說。

開幕式2天前，紐約州法院駁回了地方法院的判決。臺方代表團只好倉促地發(fā)表了一份“不是我們不參加冬季奧運會，是國際奧委會不讓我們參加”的退賽聲明。

臺方在向瑞士和美國法院控告時，大概滿以為可以勝訴，所以他們同時組成了參賽代表團。報名時按規(guī)定要填寫奧委會名稱時，他們寫的是中國臺北奧委會。但在辦理奧運村入住時，他們卻堅持要用所謂“中華民國”的名義。組委會拒絕了他們的要求，臺方運動員未住進奧運村。

“翻案企圖被挫敗了，攪局的勁頭卻一點沒減，因此還鬧出了不少笑話。”王鳳祥說，臺方運動員住不進奧運村，就提出以來賓名義參觀，可他們一進奧運村，就到處散發(fā)特制的有“中華民國”字樣的奧委會會章，還特意向中國代表團隊員散發(fā)。

臺方代表團退出后，中國體育代表團還接到了幾次莫明其妙的電話。一次是“給你們李團長去澳大利亞的機票訂好了，快來取”，可是李夢華團長根本沒有訂去澳大利亞的機票；第二次是“你們的雪橇還在這里，請你們拿走”，但中國代表團根本沒有參加雪橇這個項目。

分析表明，這兩次電話實際上是打給臺方代表團的，因為他們的團長也姓李，叫李炎。至于雪橇，臺方是準備參加這個項目比賽的，退賽后連雪橇都沒取就灰溜溜地走掉了。

國際奧委會為了對付臺灣方面的指控，特地在冬奧會期間召開的全會上決定，把儀式上使用的“國旗”一詞，改為“代表團的旗幟”。這個新規(guī)定對其他各奧委會毫無影響，卻使臺方難以用“歧視”的借口來控告國際奧委會。

“CHINA！CHINA!”

雪后晴空和遠近群山，把普萊西德湖打扮得分外妖嬈，在當地中學的室外廣場上，即將舉辦1980年代的第一次冬季奧運會開幕式。雖然天氣寒冷，但臨時搭起的看臺上，擠滿了兩萬多名衣著絢麗的觀眾。

新中國的歷史，不會忘記這一天：1980年2月13日。中國體育代表團在五星紅旗的引領下，昂首闊步地步入奧運殿堂，這是多么來之不易啊！

中國隊入場。新華社記者 夏道陵攝

體育外交家屠銘德記述了那天的經歷和感受。他寫道：

天空飄著雪花,寒風刺骨,會場上卻是色彩繽紛，氣氛熱烈。當中國運動員高舉五星紅旗，健步走進會場時，全場響起“CHINA！CHINA!”的歡呼聲。一些從美國各地趕來觀看比賽的華僑激動萬分，他們揮舞著小五星紅旗,歡呼雀躍，此情此景使我眼中充滿熱淚。

第13屆冬奧會共有來自37個國家和地區(qū)的1072名運動員參賽。這屆冬奧會共設有9個大項38個小項，比上屆增加冬季兩項男子10公里短距離比賽。除了項目的增加，這屆冬奧會上還有3個國家第一次踏上冬奧會的舞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無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亮相。

“中國首登冬奧會入場式的場景，多年來一直在重大時刻和重大賽事前轉播回放，走在旗手后面那個1米87的大個子就是我。”每每在電視上看到這個畫面，王鳳祥總要感慨，這是我國冰雪運動騰飛的起點。

擔任此次開幕式旗手的趙偉昌，是新中國奧運會（含夏奧）旗手第一人。他拿著彩照對媒體說：“1980年，我已經30歲了，真是非常榮幸，也非常幸運，在運動生涯的最后階段能參加冬奧會這樣的大賽，而且擔任中國代表團的旗手，這是巨大的榮譽。”在他看來，新中國邁進奧運開幕式，他走了第一步，歷史意義重大。

眾所周知，擔任奧運會開幕式旗手，不僅是巨大的榮譽，更有嚴格的要求。但在普萊西德，旗手的選擇似乎沒有太多“糾結”。速滑是中國在冬奧會上“最拿得出手”的項目，而在20世紀70年代，趙偉昌是中國速滑賽道的巔峰存在。他包攬了連續(xù)11年全國冠軍，26次打破全國紀錄，還拿到過世錦賽銀牌，由他來擔當旗手，幾乎是一種必然。

這屆冬奧會上，強手如林，僅男女速度滑冰的9個項目就有63人108次打破奧運會紀錄并重寫1項世界紀錄。趙偉昌參加了速度滑冰男子500米、男子1000米和男子1500米三項比賽，最好成績是1000米的第24名，但和獲得該項目金牌的海登比，足足慢了6秒。

年已30歲的他，看到了中國與世界的差距，回國后便退役成了教練。如今，趙老身體硬朗，雖然已經71歲，但仍能在冰場上馳騁。吉林速滑館中，經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2021年3月30日在長春市家中拍攝的趙偉昌。 新華社發(fā)

普萊西德冬奧會開幕是在2月13日，那以后，中國的速滑運動員連續(xù)參加了10屆冬奧會，卻始終沒有贏得金牌，直到2014年的索契，也是在2月13日這天，中國選手張虹獲得了速滑女子1000米的金牌。從趙偉昌高舉五星紅旗入場開始的這個故事，有了一個相距34年的巧合。

1980年成績最好的速滑女選手是曹桂鳳，她在500米和1000米的比賽中取得了第21名和第27名的成績。四年后的冬奧會，曹桂鳳又參加了，還與參賽選手姚濱結出一段“冰雪奇緣”。誰能想到，這個當時排名墊底的小伙子，竟然成了后來的花滑“教父”，申雪、趙宏博的師傅。

一共9名中國滑雪運動員參加了比賽，他們幾乎都是各個項目的最后幾名，并且和冠軍的成績是天壤之別。

在國內“獨孤求敗”的高山滑雪冠軍樸東錫有個小“秘密”，他在適應雪場的第一天就摔倒了，雪板飛出去200多米。他在雪地中坐了半個小時，也思考了半個小時，甚至沒去找他一直視為最愛的雪板。“當時我在想，差距這么大，還要不要繼續(xù)干下去（滑雪）。”最終，樸東錫放下包袱：“第一我肯定拿不了，但我超越一個，就是成功。”

普萊西德湖冬季奧運會樸東錫參賽照片

習慣了祖國土地上那干澀的雪，習慣了東北的嚴寒和狂風，在異國的賽場上，他們第一次領略了濕潤的雪和柔和的風，也第一次覺得雪比冰還滑，甚至第一次覺得自己“不會滑雪”。參賽前，隊里對隊員的要求是——不摔跤。

王桂珍在高山滑雪女子小回轉項目中獲得的第18名，這已經是這屆冬奧會中，中國運動員的最好排名。隊里給隊員們減壓，說我們這次來主要是“登門學魯班”。

比賽進入緊張階段時，恰逢中國的傳統(tǒng)節(jié)日春節(jié)。2月15日除夕夜，中國代表團在小樓的客廳里舉辦了一場“家宴”，邀請了美國代表團團長豪伊及夫人，日本速滑隊教練星野仁及八位運動員出席，組委會聯(lián)絡員凱瑟還以“半個主人”的身份邀請自己的父母、兄妹以及奧運村的工作人員。

對曹桂鳳來說，那個彌漫著茅臺香氣的除夕夜，永生難忘。有家廣播公司還錄制了她在聯(lián)歡中唱的一首思鄉(xiāng)民歌，當歌聲通過無線電傳回萬里之外的祖國，傳到了親人的耳中，那是何等的榮耀。

12天后，這屆簡樸而溫馨的冬奧會在《歡樂頌》的歌聲中結束了。歸國后，隊員們仍在北京集結，對參加冬奧會進行了一周的認真總結，王鳳祥提出“要想盡快追趕世界水平，必須根據我們中國人的身體條件和特點，選擇從短距離和小巧玲瓏的項目進行重點突破”。他還在《體育報》上發(fā)表了《我們見到了什么學到了什么》的兩個半版文章，“差距是難以想象的大，冰雪運動要上去，非實現(xiàn)體育現(xiàn)代化不可”。

1980年3月7日，王震副總理和王任重副總理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接見了參加第13屆冬奧會的中國代表團全體成員，會場氣氛輕松愉快，兩位副總理滿懷信心地鼓勵大家：只要我們齊心協(xié)力，經過嚴格的科學的訓練，就能多出人才，再過幾年，在奧運會上爭取前幾名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實踐證明，當時的想法和舉措是正確的。經過一代代努力拼搏，我國的花樣滑冰、短道速滑和雪上空中技巧等項目已經在冬奧會上摘金奪銀了。

北京冬奧會申辦成功后，中國掀起冰雪運動熱潮，不少南方城市建起冰場，一時間好教練十分搶手。早年留學日本并定居的包振華夫婦選擇回國，希望為冰上運動普及和人才培養(yǎng)貢獻力量。

樸東錫62歲時在老家通化成立了風雪行滑雪俱樂部。75歲的他說，“沒錯！60多年了，我還在‘玩’雪。”

王鳳祥現(xiàn)任吉林省老年人體育協(xié)會常務副主席，值此北京冬奧會即將開幕之際，他又有了新的期許：“在第24屆冬奧會的帶動和影響下，我國的冰雪運動必將會有新發(fā)展新飛躍，2022年的北京冬奧會，必將取得輝煌成績，贏得世界贊譽。希望我還能出一份力。”

（原標題：冬奧首秀）

來源：北京日報 記者 孫文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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