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父母期待一個1歲半的孩子摔倒了不哭，結果他卻哭了，他就可能認為孩子很脆弱。即使現在很多家長意識到讓學步期的孩子磕磕絆絆一下沒有關系，鼓勵他爬起來才是家長應該做的事，但是家長鼓勵的聲音又可能加劇孩子的依賴心理，孩子哭得更厲害了。

是孩子們真的在變脆弱，還是我們總認為他們是脆弱的，結果他們就真的脆弱了？

在《嬌慣的心靈》這本書中，兩位作者格雷格·盧金諾夫和喬納森·海特提到了三種近年來廣為流傳的人生謬誤：謬論1. 脆弱人設：凡是傷害，只會讓你更加脆弱。謬論2. 情感推理：永遠相信你的感覺。謬論3. 我們vs他們：生活是好人和惡人之間的戰斗。

他們認為，我們害怕孩子受到傷害，總是盡全力幫他們拔掉眼前的釘子。但是這種安全主義卻讓孩子習慣了把自己的感覺放在第一位，把人做好與壞的二元論劃分，只要看到他們所認為的“爆點”，怒火就能在網絡上燎原。

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整理自《嬌慣的心靈：“鋼鐵”是怎么沒有煉成的？》。在對孩子的過度擔憂中，我們正在更加嬌慣孩子。

《嬌慣的心靈：“鋼鐵”是怎么沒有煉成的？》，[美]格雷格·盧金諾夫/喬納森·海特 著，田雷/蘇心 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0年7月

原作者 | [美]格雷格·盧金諾夫/喬納森·海特

摘編 | 王一

要說今天的孩子被寵壞了，被縱容了，四體不勤，這么說顯然是不準確的。現如今的年輕人，至少那些為進入好大學努力的中學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他們不僅要在學業上表現優異，而且還要應付冗長的課外學習清單。

與此同時，當十來歲的青少年沉浸在社交媒體的空間時，他們還要面臨此前未有的騷擾、侮辱和社會競爭。更不必說經濟問題，全球化、自動化和人工智能已經重塑了我們的經濟，大多數工作都經歷著工資滯漲。再看未來，如今孩子的經濟前景是高度不確定的。所以說，大多數孩子并沒有一個輕松的、隨心所欲的童年。

可是為什么又說他們更脆弱了呢？因為在保護孩子這個問題上，成年人如今做得實在太多了，他們把手伸得太長，這也就會導致某些負面的結果。根據字典的釋義，“嬌慣”就強調了這樣的過度保護——例如，“以極端或者過度的關心或愛意來對待”。

過度保護只不過是更大社會進程的一部分，我們稱之為進步所帶來的問題（problems of progress）。這個概念，指的是原本良性的社會變革卻會產生某些不良的社會后果。

比如說，我們的經濟系統現在可以用較低成本生產出充足的食物，這是進步；但它也導致了肥胖癥的流行，這是問題。我們可以與他人進行即刻的互聯和溝通，不需要任何經濟花費，這是進步；但這種超級互聯可能正在損害年輕人的心理健康，這是問題。我們有了冰箱、抗抑郁藥物、空調、冷熱可調節的自來水，想一想那些從人類物種起源時就伴隨我們祖先的種種匱乏和艱辛，我們現在確實可以輕而易舉地避開它們。對于我們而言，舒適和身體的安全是莫大的福利，但它們也附帶著不可否認的代價。

我們現在適應了更舒適的新生活，若要判斷哪些不安全和風險是不可容忍的，當然也就會隨之降低標準。根據我曾祖父那輩人的判斷，大概我們所有人都是被嬌慣的。每一代人都往往認為下一代是軟弱、不成器、缺乏韌性的。

“懶”不下來的父母

有些家長在安全主義這條道上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2015年，密蘇里州的一家人自導自演了一出好戲，他們“綁架”了自家6歲的兒子。父母想要“給他上一課”，讓他有切身的體會，原來對陌生人友好是最危險的。

當然，這樣的父母確實天下少有，竟想到以這樣恐怖的方式來“教育”孩子。但這只是冰山一角，更常見的情況是安全主義被通過微妙的方式教導著下一代，比如現在的父母不敢讓十來歲的孩子騎自行車去鄰居家，對孩子的事情事無巨細地提供幫助，精細地制作各種食物。

如果你經常在臉書上打發時間，沒準會碰到這樣的標題黨帖子，比方說“70年代孩子早該死光的8條理由”（理由之一：草坪飛鏢……理由之四：愛用助曬油，而不是防曬霜）。我們這輩70年代的孩子，看到此類帖子就喜歡轉發，因為我們在嘲弄當今父母們的安全顧慮。

在我們這代人的成長歲月里，沒有人系安全帶，戴自行車頭盔，大部分成年人都抽煙。盡管這些年來在追求兒童安全的道路上我們已經取得了某些重大成績，比如自行車頭盔降低了腦部創傷的風險，身邊有兒童時不吸煙，有益于孩子們的身心健康。兒童安全運動的成功也有助于解釋為什么現代父母常懷安全之憂，甚至走到了安全主義的極端。畢竟，既然關注重大威脅能產生這樣的紅利，那么何不更進一步，讓童年盡可能安全，做到萬無一失呢？

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存在一個大問題，當我們試圖構建完美無缺的安全系統時，我們就會制造出新的、不可預見的問題，這幾乎無可避免。

我們相信，保護孩子遠離環境危害或交通事故這樣的舉措當然是對孩子好，但很多時候，為了保護孩子遠離危險，所選擇的方式卻會阻止他們獲得經驗，比如步行上學、爬樹或使用剪刀。而這樣的保護會使孩子因此錯失習得技能、學會獨立或進行風險評估的機會。（就是讓他們待在室內，也會增加肥胖癥的風險。）斯科納茲一句話道出真相：這種認為“一切都很危險”的三觀有問題，因為過度保護本身就是危險的。

15年來，記者哈拉·埃斯特沃夫·馬蘭一直在呼吁人們警惕這一趨勢。“父母們正在不遺余力，為他們的孩子拔除生活中可能碰到的釘子”，她說，“然而，來自父母的過度關注，只會導致一個結果，就是孩子變得更脆弱。”某種程度上，大多數家長對此心知肚明，但他們仍會盤旋在孩子周圍，一眼不錯地保護著他們。

當為人父母者聚在一起討論育兒問題時，對“直升機家長”的譴責總是不絕于耳。許多父母也想要少些盤旋，給孩子更多的自由，但往往只能想想而已，做起來太難；壓力從四面八方涌來，有同輩做父母的，有學校的，甚至連法律都在施壓，驅使父母做出越來越多的保護，很多時候遠遠超出其所愿。社會壓力經常促使父母去做“優先最壞結果的思考”。

為人父母者，要為最壞的可能結果做出準備，做不到這一點，就會被其他父母連同老師們看不起，視之為“壞父母”。在人們的預期中，好父母應當相信，一旦無人監管，他們的孩子就會身處險境。

游戲的消失

在戶外自由玩耍時，孩子們總會搞出一些危險舉動或有風險的行動，比如他們會上墻、爬樹，或者從樓梯和欄桿上滑到地面。他們似乎給自己配置了一定劑量的適度恐懼，好像是在有意識地學習，在自身行為導致深陷某種危險處境后，要如何應對身體和情緒上的挑戰……所有此類活動都充滿樂趣，原因在于它們有著恰到好處的驚險。如果引發的恐懼微不足道，那么活動就會顯得沉悶無聊；反之，若是引發的恐懼過多，它就不再是游戲，而成為恐怖事件了。只有孩子自己才知道，多少劑量的恐懼才是恰當。

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起，最有益身心的游戲不再常見且數量急劇衰減。大部分的玩耍活動已經轉入室內，且經常是對著電腦，也沒有其他孩子陪伴。較之于千禧一代（出生于20世紀末的孩子），互聯網世代（生于1995年至2009年的孩子 ）同朋友外出的時間更少了，同父母待在一起的時間則更多了，與屏幕為友的時間更是大大增加。同此前數代人相比，互聯網世代的孩子很難擁有在無人監管的條件下自由玩耍的體驗，但這恰恰是最有價值的活動形式。

一步接著一步，孩子們被剝奪了“以身試險”的機會。互聯網世代非但未能享受那些恰到好處的風險，較之于前輩，他們更愿意躲避風險，也因此變得更加厭惡風險，那么在他們眼中，到底什么是困難或威脅，這一代人很可能會降低判斷標準。在他們看來，很多日常生活的任務卻成為超出能力范圍的挑戰，無法自行處理，必須要依靠成年人施以援手。如此一來，當互聯網世代的青少年進入大學，學生的焦慮程度和抑郁率就會開始急劇增加和升高，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不僅如此，據統計，自1981年至1997年間，孩子們在校時間增加了18%，而用于做家庭作業的時間則增加了145%。根據杜克大學心理學家哈里斯·庫珀的研究，只要目的明確、負擔適中，在初中和高中階段布置家庭作業對孩子是有好處的，但在小學階段的家庭作業卻收效甚微。但問題是，我們的孩子家庭作業更多了，甚至連幼兒園也開始布置家庭作業了。

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中一項主要原因就是，經過媒體渲染放大，父母們捕風捉影，形成了不切實際的恐怖綁架心理，一切都是出于“安全考慮”。

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1994）劇照

履歷的軍備競賽

從學前班開始，一直貫穿整個小學階段，現在的孩子們每一天都要受到更嚴格的安排和設計。自我學習、社會探索和科學發現的機會都要統統讓位，取而代之的是在核心課程上的教學指導。與此同時，放學后鄰里孩子約在一起三五成群自由玩耍的時光是不再有了，他們要參加各種各樣的課外活動，比如音樂課、補習班等，以及其他有人組織并監管的活動。對于更小的孩童，父母也會給他們安排玩伴聚會，通常有一位家長全程看護。

想要進入美國的頂尖大學，競爭也是越來越殘酷了。在《優秀的綿羊》這本書中，德雷謝維奇曾這樣寫道：“擁有更多，唯一的意義就是超過其他人。沒有哪個國家非得20000顆核彈頭，除非別國有19000顆。同樣，沒有哪個孩子必須要參加11項課外活動，想一想，要那么多到底能有什么用？——除非已經有學生參加了10項。”

殘酷的競爭面前，某些社交圈里的父母表現出一種恐慌，緊跟著孩子的成功，他們從初中階段就開始寢食難安。很明顯這是小題大做的一個例子，但在某些競爭高度激烈的學區內，這么想也并非全然捕風捉影。

有些父母可能認為，不計代價，讓他們的孩子竭盡所能，在進階課程中取得成功，這么做有助于培養他們的“堅毅”（grit）。但是，“人們通常會誤解堅毅，把它當作無需熱情的耐性，這是可悲的”，《堅毅》一書的作者安吉拉·達克沃思告訴我們，“堅持不懈，卻沒有熱情，這純粹是在服苦役”。

當前的大學錄取程序，使中學生很難享受校園樂趣，更奢談追求內在滿足。這一過程“扭曲了學生的價值觀，讓他們身陷競爭的狂熱”，同時也“傷害了他們的心理健康”，《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蘭克·布魯尼如是說。要證明這一點，只需關注一下競爭殘酷的中學里接二連三的學生自殺事件。在2016年的一項研究中，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得出結論，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帕洛阿爾托市，十來歲青少年的自殺率高出全國平均數據的4倍。

一個悖論發生在美國中上階層的生活之中：為了幫助子女拿到大學的錄取通知，家長和學校必須去做一些事，而一旦孩子開始讀大學，這些事卻反過來變成制約他們成長的因素。

學校的過度監管

所謂過度監管，就是防患于未然，首先不是管制已發生的冒犯，而是壓制潛在苗頭。這種管理作風，同直升機式父母的過度保護是一以貫之的：為了確保學生們的“安全”，管理者對他們要嚴加控制。

過度反應和過度監管通常是管理者的工作方法，他們身處官僚構架之內，已經發展出一套我們通常所說的“明哲保身”（Cover Your Ass）的思維定式。他們心知肚明，其管轄范圍內出現任何問題，他們都有可能會被問責，尤其是當他們未能采取任何措施，甚至對問題坐視不理時。所以通常他們都會保持一種防御的立場。

在他們的心目中，“過”好于“不及”，與其反應不足，毋寧反應過度；與其監管不力，毋寧監管過度；與其勇往直前，毋寧謹小慎微。這種態度就助長了許多學生從孩童階段就能學會安全至上的思維。

年輕人開始相信，危險無處不在，甚至在教室里，在私人交談中，都有危機四伏。每個人時刻都要保持警惕，遇到威脅就要向當局報告。

受害者文化的興起

2014年，兩位社會學家布拉德利·坎貝爾和杰森·曼寧合作了一篇文章，他們預見到了“脆弱文化”，并稱之為“受害者文化”。 它有三個特征：第一，個體和群體表現出高度的敏感，遭遇怠慢便一觸即發；第二，他們傾向于通過向第三方控訴來處理沖突；第三，他們試圖塑造出一種應當獲得幫助的受害者形象。

當行政救濟唾手可得且人們并不以請求權威干預為恥時，“道德依賴”的狀況就會出現，人們于是選擇依賴外部的權威來解決他們的問題，久而久之，“他們選用其他形式的沖突管理方法，無論是意愿或能力，都會大大減弱”。最終削弱的是孩子獨自解決沖突的能力。

當學生離開校園，沒有人再會站出來保護他們，那些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面對的傷害、輕慢和爭端，他們都要去自己承受。

可以嘗試的九條建議

兒童是 “復雜的適應系統”，不是簡單的機器。《黑天鵝》的作者塔勒布在書中說，預期之外的黑天鵝不可避免，系統和人如何面對此類必然事件，就如同免疫系統，需要用成長得更強大作為回應。

他說，有些東西，如瓷器茶杯，是脆弱的，它們易碎且無法復原，所以我們必須對它溫柔以待，把它們放到孩子夠不著的地方。還有些東西，則是堅韌的，它們可以承受住沖擊。我們不要只盯著“堅韌”這個已經被用濫了的詞，而是要意識到并發現，某些東西是反脆弱的。現代性的悲劇如同有些父母神經過敏，對孩子們的保護無微不至，可那些想要施以援手的政策卻經常傷我們最深。

有句老話說得好：“與其為孩子鋪好路，不如讓孩子學會如何走好路。” 我們可以給孩子們的最好的禮物就是經驗——他們必須經過經驗的千錘百煉，才能成長為堅韌的、自主的成年人。

這種經驗的養成，起始于我們的認知：孩子們需要一些散漫的、無人看管的時間，否則就不足以學會如何判斷風險，并操練如何應對生活中的不如意，如挫折、倦怠和人際沖突。在這些屬于他們的時間里，孩子們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玩耍，尤其是在戶外和其他孩子一起的自由玩耍。在有些情況下，為了孩子們的人身安全考慮，可能要有成年人守在附近，但他不應該以成人的姿態介入一般的爭端和爭論。

第一，假設你的孩子每個月都在長大，這個月比上個月更有能力。請每個月都問問他們，他們認為自己能獨立完成哪些任務，或可承擔起什么挑戰——比如獨自走到位于數街區外的一家商店，自己做早餐，或者是開始遛狗掙錢。看到孩子們遇到瓶頸，做事方法似乎出了錯，不要急著介入，擼起袖子去幫忙。和手把手教導相比，試錯法雖然收效慢一些，但通常卻是更好的老師。

第二，放手讓你的孩子經受更多的小風險，讓他們體會一些磕磕絆絆，并從中汲取經驗。孩童們需要一些“以身試險”的機會。喬的孩子們很喜歡去位于紐約市總督島上的“廢品游樂場 ”，那里允許孩子們玩建筑材料，其中有廢木料、錘子和釘子 (在進場前，家長需簽署一份冗長的免責協議)。全家人第一次來這兒的時候，喬就站在圍欄外，看著兩個10歲的男孩把釘子砸進木頭里。一不小心，一個孩子被錘子砸到自己的大拇指。他疼得齜牙咧嘴，手甩了甩，然后又回去繼續敲釘子了。這樣的事發生了兩次，但這孩子都沒有卻步——他學會了怎樣敲釘子。

第三，放手讓孩子們出去走走，到戶外去玩耍。讓他們和兄弟姐妹或朋友們結伴出去，告訴孩子們，可以同陌生人交談，向他們尋求幫助或問路，這樣是安全的，只是絕對不要跟著陌生人走掉。

第四，鼓勵你的孩子步行或騎自行車上學和回家，在上學路程、交通狀況和犯罪率這些本地狀況允許的情況下，越早越好。要求學校以某種適當的方法記錄學生的到校和離校情況，這樣家長就能定位獨自上學孩子的行蹤，而不需要給他們一部智能手機，實時追蹤他們。

第五，幫助你的孩子找到一個鄰里同齡兒童的社群，這些孩子的家庭都與你所見略同，反對過度保護孩子。想方設法讓孩子們在附近的公園中或操場上聚在一起。家長們首先要劃定界限，給出指引，確保孩子們的安全，遠離嚴重的身體風險，同時教導孩子們要懂得團結一致，互幫互助，如果有誰受傷了，他們也要知道該怎么做。比起在大人監護下的游戲會或由成人安排的活動，在這樣的團體中自由玩耍，孩子們更有可能收獲成長，變得成熟和堅韌。

第六，鼓勵你的孩子參與更多的 “有建設性的爭論 ”。如心理學家亞當·格蘭特所言，那些最有創造力的人，都是在討論氛圍濃厚的家庭中長大的。然而，如今卻很少有家長會教育孩子該如何參與有建設性的爭論；相反，“我們會對兄弟姐妹之間的爭執進行勸阻，我們自己有爭論時，也會先把房門關起來”。但問題在于，學會如何交換彼此間的批評意見，同時雙方又不至于受傷害，這本是生活必備的技能。嚴肅的思考者如果尊重對方，就會愿意同對方展開一場嚴謹的討論。

談到有建設性的爭論，格蘭特提出了如下四條：把它設定為一次辯論，而非一場沖突。論證自己時，要像真理在握；但傾聽對方時，卻要虛心求教 (并且要有改變自己觀點的氣度)。對他人的立場，要抱以盡可能善意的理解。若你在某些方面也同意辯論對手，且從他們身上有所學得，要勇于承認。

第七，當孩子們心煩意亂，有可能陷入認知扭曲時，父母可以帶領孩子進行這樣的練習：讓我們看看你的這個想法，問一些問題。有時候，我們會對某個人有看法，并認為自己是絕對正確的。但問題是，這種思維方式會使我們心神不定、憤怒不已，或是郁郁不樂。人的想法并不總是對的。可能我以為外面正在下雨，但當我走到室外，卻發現一片艷陽天。我們必須查明真相，不是嗎？有時候，我們仿佛在透過一塊墨色的鏡片看世界，眼前的一切都昏暗無光。那就不妨試試不同的眼鏡吧。

第八，給孩子更多的休息時間和更少的監管。在校的休息時間為自由玩耍提供了理想的安全環境。然而，正如我們所注意到的，如果成人守在一旁，隨時準備著解決爭端，或者看到他們冒些小風險時就出手阻止，孩子們就會形成道德依賴。

在一家新西蘭的小學 ,校長逐步取消了成人對課間休息的監管，如此一來，孩子們就能進行 “無人過問的冒險玩耍”。孩子們會爬樹 ,會創造他們自己的游戲，也會玩木板、碎木料和廢棄物。孩子們會估算風險，嘗試下自己的運氣，然后體驗真實世界中的行動后果。

當然，不出意外，校園里存在著風險。因此如要執行這一政策，在人身安全及預防校園欺凌方面，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完成。但是，若校方在討論課間休息政策時 ,可以先播放一段這個視頻 ,那么,其所達成的結論就可能更趨向于 “反脆弱 ”的理念。 (事實上，根據這所新西蘭學校校長的報告，自從實行 “無規則 ”休息以來，校園欺凌已經減少了。)要在保證人身安全的環境中給孩子們創造更多的自由玩耍時間，一個簡便易行的辦法是，創建一個課外游戲俱樂部，每天放學之后，讓操場或體育館繼續開放幾個小時，讓不同年齡的小學生混在一起玩耍。這樣的自由玩耍，可能比許多已安排好的課外活動更有益身心。(這無疑要好過放學后待在家里 ,與屏幕做伴。)

第九，控制 “安全的 ”或 “安全 ”一詞的使用頻率，且僅限于指稱人身安全。喬最近收到一位由朋友轉發的電子郵件，這郵件原本是一位小學三年級任課老師群發給家長的，講的是課間休息以及孩子們結成 “小團體 ”的問題。 (一到課間休息，有些孩子會 “抱團 ”玩在一起，而且不允許 “非成員 ”加入其中。)關于是否應當強制要求孩子們在課間休息時保持開放，平心而論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

但問題出在這封郵件的最后一句話上，它給喬敲響了警鐘：“我們正在思考，要怎么做，才能讓每個孩子在課間休息時都感到安全，感到自己是被包括在內的。”這就種下了安全主義的種子。感到自己被排斥在外，當然是痛苦的經驗，要是這位老師能好好運用這種排斥案例，以之作為討論的基礎，引導孩子們去思考為什么包容是好的，那就壞事變成了好事。但問題就是，偶爾被排斥在外的痛苦，并不會使孩子們不安全。如果我們做出強制要求，無論何時孩子們都必須要包容，并且給他們灌輸 “排斥即危險 ”的觀念——也就是說，一個人只要被排斥在外，他就應當感到不安全——那么就會讓他們在未來經受更多的痛苦，并且使他們形成某種期待。

原作者 | [美]格雷格·盧金諾夫/喬納森·海特

摘編 | 王一

編輯 | 申嬋

校對 | 危卓

來源：新京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