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來，凱瑟琳·辛普森（Catherine Simpson）對自己的出身毫無懷疑。

她的臉長得像母親莎拉，性格像父親喬治，冷靜、溫和，做事不慌不忙。
從容的性格讓她勝任護士一職，她照顧孩子們時，也有父親溫柔的影子。

但在父親去世后，凱瑟琳的認知崩塌了……

“一瞬間，哥哥變成了同母異父的兄弟，我奶奶也不是我奶奶，父親那邊的親戚，全都和我沒有血緣關系。”

（哈雷街上的診所）

凱瑟琳有些崩潰，她詢問母親自己的親生父親到底是誰，莎拉說自己也不知道，她只記得她是在哈雷街做的手術，醫生告訴她捐獻者是倫敦圣巴多羅買醫院的醫學生。

而凱瑟琳的哥哥，莎拉說她是在婦產科醫生瑪麗·巴頓（Mary Barton）經營的診所里受孕的，捐獻者也是個醫學生。

（瑪麗·巴頓曾工作過的醫院）

之后10年，凱瑟琳常想自己的親生父親是誰，到2020年9月，50歲的她決定自己找出真相。

一個契機是，她看到南非女子菲奧娜·達羅克（Fiona Darroch）的新聞。

（年幼時的菲奧娜·達羅克和她的母親）

菲奧娜知道母親用匿名捐獻者提供的精子生下自己，但她成年后發現，精子提供者竟然是當年做受孕手術的醫生，他用這種方式偷偷生下100多個孩子。

看到這個新聞，她回想起哥哥是在瑪麗·巴頓醫生的診所生出來的。

巴頓是英國早期推動人工授精技術的醫生，被視為行業先驅，

（巴頓的丈夫Bertold Wiesner）

凱瑟琳的哥哥做過DNA檢測，確認他不是巴頓丈夫的兒子，可這個行業是如此的混亂，說不定，凱瑟琳自己也是某個醫生的孩子？

凱瑟琳當起網絡偵探，她搜索哈雷街上所有生育診所的信息，一個名字不斷跳出來：

（Reynold Boyd）。

(雷諾·博伊德醫生）

博伊德是來自新西蘭的醫生，原本專攻生殖泌尿外科手術，發現人工授精更賺錢后，開始主治不孕癥。

他創建的診所位于哈雷街52號，和巴頓的診所只隔著幾棟房子，在上世紀，兩人在不孕癥領域都享有大名。

（博伊德的診所，現在已經變成牙科醫院）

有時候，前來求診的病人太多了，巴頓會把自己的病人介紹到博伊德那里。
凱瑟琳的母親記得，自己當年確實是被巴頓介紹到第二家診所，看著博伊德診所的照片，她記起來，確實是在這里受孕的。

（博伊德診所內部）

當面詢問博伊德是做不到的，他早在1991年就死了。

凱瑟琳查到他的訃告，發現他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就給他的女兒打電話。

（博伊德的訃告）

對方拒絕透露捐精者的個人信息。雖然英國在2005年更改法律，要求捐精者不能匿名，但當年凱瑟琳母親做手術時，法律是要求匿名的，她希望維護這一點。

凱瑟琳不死心，她看著自己的長相，越看越能找到和博伊德像的地方。

她做了DNA測試，把結果傳到家譜網站Ancestry上，希望能找到生父那邊的遠方親戚。

過了10周后，凱瑟琳找到了答案，一個她完全沒想過的答案：

發現保羅的DNA和她完美匹配后，凱瑟琳馬上找到對方的電話，老人以為自己遇到騙子。

“你什么意思，你說你是我女兒？”保羅問道。

“我媽媽去了生育診所，接受了捐獻精子，是你的。”凱瑟琳說。

“哦，等一下。”這個83歲的老人有些想起來了，

博伊德醫生用病人的精子，去讓另一個病人受孕？

保羅和妻子簡在1962年結婚，兩人很想要孩子，但一直生不出。

他們攢了7年的錢，終于能夠負擔起萬斯特德診所的費用，醫生把他們介紹到哈雷街做測試，那里是全英國不孕夫妻的治療圣殿。

保羅提供了自己的精液做檢測，他清楚地記得，這管精液只是用來檢查自己是否不孕，絕對沒有同意過把它用在其他人身上。

醫生后來發現，導致不孕的是簡，她患有子宮內膜異位癥。

她獲得了所需的治療，五年后，兩人生下一個女兒，因為快40歲了，他們就沒有再要更多孩子。

在知道凱瑟琳的存在后，保羅的妻子和女兒都非常高興，覺得她們多了一個親人。
保羅也沒有生診所的氣，他說自己年紀大了，氣不起來了。

但凱瑟琳非常憤怒，她告訴《衛報》：“這些醫生是拿所有人的命開玩笑！我被騙了，我的親生父親被騙了，我的父母被騙了。”

“

這可能影響數千人，他們怎么敢這么做？”

發現真相后，凱瑟琳趕緊回家把消息告訴母親，但一進門，發現莎拉逝世了。
老太太到死都不知道醫生的騙局。

凱瑟琳算幸運的，至少她沒有從保羅那里遺傳到任何疾病，

在28歲時，麗莎被確診患有1a型糖尿病，這是一個復雜的遺傳疾病，醫生詢問她的家族病史。

但麗莎詢問父母時，只得到“尷尬的沉默”，他們都沒有糖尿病史，整個家族都沒有。

在父母去世后，麗莎找到母親在哈雷街做生育檢查的文件，還是博伊德醫生寫的，她當時沒懷疑什么。
等到十年后，她看了一部關于精子捐獻者的紀錄片，想起這份文件，然后查到自己的生父另有其人。

通過DNA檢測，麗莎在去年9月和一名80多歲的老人達成親子匹配，她聯系上老人，

老人告訴她，在1972年，他的妻子流產了，之后他被要求做精子檢查。
他記得很清楚，精液樣本是在哈雷街收集的，但他不知道醫生會拿它讓女性受孕。

“如果精液以任何方式被使用，那都是未經過我同意的，我完全不知情。”老人說。

哪怕是在上世紀，捐精者提供精子前，都需要戒酒、檢查身體健康，但偷取病人的精子則完全不需要。

麗莎的生父患有糖尿病，如果他想按照正規途徑成為捐精者，都是有困難的。

和博伊德醫生合作多年的醫學生邁克爾·比尼（Michael Beeney）說，他對這些事一點也不驚訝，博伊德大概率是故意的。

比尼就是博伊德向患者們承諾過的“捐精的醫學生”，從1969年到1975年，他每周捐兩次精，每次能拿到3到5英鎊。

比尼說，凱瑟琳和麗莎的生父的精液，基本不可能被誤用。

“他們每天都要檢查精液樣品的數量，每天檢查好幾次，捐精和病人的精液樣本不是混在一起的。”

“博伊德就是個商人，非常無情，也相當務實。如果他需要給不孕者提供精液，而他手邊恰好有個能懷孕的精液，他不會管那么多，直接用就是。”

博伊德已死多年，他的兒子告訴《衛報》，他對此類事件一無所知。

偷竊患者精液的診所絕不止博伊德一家。
在德文郡，有人在捐精者死后，發現他是他的親生父親。他聯系捐精者的女兒，希望能和她成為親人，

他們一調查，發現捐精者曾在當地診所做生育治療，猜測是他提供的精液樣本被盜了。

“診所總是用盡手段去賺錢，他們根本不管會不會出問題，患者的子女是否會查到。“DNA偵探弗萊迪·豪威爾（Freddie Howell）說。

他幫助捐精者的子女們找到他們的親身父親，其中，被盜用的精液案不少見。

“我們就是醫學界骯臟的小秘密，而政府是同謀。他們只希望我們安靜地坐在角落里，接受事實。”

目前，英國法律要求精子捐獻者不得匿名，診所也需要提供關于他的基本信息。

這多虧了喬娜·羅斯（Joanna Rose）做的貢獻，她在2002年打官司，認為捐精者的子女有權利知道親生父親是誰，于是法院在三年后更改了法律。

（喬娜·羅斯）

但喬娜認為，目前給捐精者子女的幫助還是不多，一方面是精子盜竊案仍然發生，精液來源不安全，另一方面，是社會認為子女不需要知道親生父親的身份。

“這個社會認為，‘只要孩子們不知道，就不會傷害到他們’。哪怕孩子成年了，都不會告訴他們，這已經很陰險了。”

“雖然捐精者子女的權利近年變多了，但這種心態仍然存在。沒有合適的機構幫助我們，沒有人承擔責任，到現在，還有很多記錄被不斷銷毀。”

（喬娜·羅斯）

對凱瑟琳和麗莎來說，找到親生父親給了她們心理上的安慰，讓她們知道自己從何而來。

麗莎的生父在疫情期間去世，兩人沒有線下見過面，這讓麗莎很傷心。

凱瑟琳和她的生父見過面，帶著雙方的家人們一起，在酒吧吃飯聊天。

“知道這些就夠了。”凱瑟琳看著生父年輕時的照片，哭著說，“我沒必要知道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