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感應的理論基礎是“天人合一”。古代認為“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為”是合一的。戰國時子思、孟子就提出了這一理論。

后來中國漢朝的思想家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的天人感應學說，成為當時君主獲得統治合法性的一個依據，同時也是儒生集團制衡君主的一個思想工具。

什么是“天人感應”?明宋濂《序》:“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感應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

這其實是中國哲學中關于天人關系的一種唯心主義學說，指天意與人事的交感相應。#王燦#

認為天能干預人事，預示災祥，人的行為也能感應上天。也就是說，如果天子違背了天意，不仁不義，天就會出現災異進行譴責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會降下祥瑞以鼓勵。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張世英曾撰文討論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其中引用董仲舒的想法:天與人交相感應，所以人的道德或不道德都會從天那里得到賞或罰。

關于對“天人感應”的解釋，主要學派有孔子學說、墨子學說和董氏學說等。

儒家學派認為，天人感應思想起源首先見于先秦古籍之中。#念念和四火#《洪范》說:“肅，時寒若”義，時旸若”，認為君主施政態度能影響天氣的變化。#陳慧嫻#這是天人感應思想的萌芽。

春秋時盛行的占星術，依據天體的運行推測人事的吉兇禍福，后來由漢代董仲舒繼承和發揮了陰陽家的思想，使天人感應說瑧臻于成熟。

戰國后期，陰陽家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遇之變”，使天人感應思想趨于系統化。#吳組詞#

到了墨子這里，他認為:“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而之后董仲舒理論的形成也是吸收了墨子的天罰理念。#辛德勒#

《春秋繁露·郊語》里面也認為，我們要敬奉天，就好像我們要謹慎地侍奉自己的君主。

不謹慎地侍奉君主，禍患就會從最明顯的地方發生，而不敬奉天的話，那么禍患就會從最無形的地方到來。

天禍的發生是沒有緣由的，就這樣默默地發生。這樣看來，人君的處罰和天的禍患就是這種線性與隱形的區別。

在《墨子·天志上》中，墨子認為人只是知道不應得罪父母、君王，卻不知不應得罪于天，是只知小道理而不知大道理。墨子認為“天欲義而惡不義”、賞善罰惡，人不得不遵從天的意志。

于《墨子·天志中》，墨子舉出論證，論證遵從天的意志帶來的國富民強的理想形象，以及不遵從天志帶來的弊端，譬如以古代的暴君為例，進一步深化其論證。

于《墨子·天志下》，墨子把兼愛的思想聯結到天志的思想，指天的意志是兼愛天下人，并呼吁君王遵從天的意志，兼愛天下人，方符合真正的仁義。

胡適也認為天人感應此套理論是源自墨家中的“天志論”。墨家天道觀得到了董仲舒的借鑒吸收，在其儒學體系的建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理論貢獻作用。

董仲舒在這個前人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天人感應”之說。董仲舒把“天”人格化，認為天是有意志的，能夠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為“百神之大君”。

自然界的一切規律，以及人類的人事變化都是由“天”決定的。而人的生理構造，思想、感情、道德品質也是“天”按照自己的特點塑造的，人是為了體現天意被創造出來的。

因此，董仲舒認為君主則是天的代表，受命于天。天現祥瑞是在表彰帝王功績顯赫;而災異則是譴責帝王昏庸。

所以，人君為政應“法天”行“德政”，“為政而宜于民”;否則，“天”就會降下種種“災異”以“譴告”人君。如果這時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會使人君失去天下。

正因為這種“政治上的過失是災異產生的根本原因”的觀點。在古時，一旦出現災情，如地震或久旱不雨，皇帝必須發表“罪己詔”，自稱無才無德，要避殿、減膳、罪己、求言，或赦免罪犯，詔求直言無隱，以補過失。

天人感應思想在中國古代君主施政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中國學者蕭瀚曾經統計，漢朝15位皇帝下過罪己詔:其中漢宣帝下罪己詔8次，漢元帝13次，漢成帝12次。

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天人感應是其神學目的論體系的核心。天人感應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內容:1.災異譴告說，認為自然災害是由于統治者的執政錯誤而產生。

“凡災異之本，盡生于國家之失”。如果天子違背了天意，不施仁政，天就出現災異，進行天譴。若“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

“天人同類”說，認為“天有陰陽，人也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是由于人的陰氣而發起;人之陰氣起，而天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

這種說法，以氣為人與天的中介，認為氣具有刑德的作用，“陽為德，陰為刑”。

同時，人的道德行為也可以引起氣的變化而相互感應，說“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而萬物之美起;世亂而民乖，志癖而氣逆，則天地之化傷，氣生災害起”。

董仲舒把“天”塑造成至高無上的神，以“天人感應”說來限制了無限的君權，同時也給君父的尊位及其統治找到了理論根據。在董仲舒著作中，上述兩種說法是相互結合交替發生的。

董仲舒“天人感應”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欲和權利，為整個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其意義是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