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會典、則例、事例以及理藩院則例中駐藏大臣的選任演變

當前學界對于駐藏大臣的選任，主流認識是以雍正四年（1727）僧格、馬喇赴藏為設置駐藏大臣之始，如乾隆朝《理藩院則例》中《西藏通制·設官》具體記為“（雍正四年）應遣大臣前往，駐扎照看。其大臣更換皆由特簡”。

部分學者還將駐藏大臣追溯到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清朝續文獻通考·西藏職官考》記為“駐藏大臣設于康熙年間，本系一員。雍正時增幫辦大臣，原以一人出巡，一人駐守”。

如果對比藩部整體駐防辦事大臣制度來看，就會發現駐藏大臣的制度溯源應首先從武職屬性較強的地方駐扎大臣或副將軍開始，這一時期皇帝特簡成為駐藏大臣的主要任命方式。隨著駐藏大臣發展成為西北兩路駐防辦事大臣體系之一員，除皇帝特簡外，軍機處開列也成為駐藏大臣選任的重要途徑。

乾隆朝時期

乾隆朝時期，《清會典》、《清會典則例》將駐藏大臣的官職屬性理解為特簡任命的欽差大臣的角色，并且將駐藏大臣作為理藩院派出機構的一種長官。如《乾隆朝大清會典》將駐藏大臣置于理藩院典屬清吏司的機構長官中，如“西藏大臣二人、司官一人、筆帖式二人”。

再者，乾隆初年，清代官方政書是將駐藏大臣理解為具有較強武職屬性的地方駐扎大臣，因此在筆帖式的換任與派出上，曾參酌部院與喀爾喀蒙古副將軍的隨印筆帖式，駐扎庫倫司官，哈密、瓜州以及西寧辦事大臣筆帖式的派出。如《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則進一步比對各部院、副將軍隨印筆帖式的更換，來強調駐藏大臣及其司員、筆帖式的相同派出性質與三年一更換。

順治初年，哈密于1696年已內附，1798年編旗設扎薩克。乾隆元年，清廷始設哈密提督、哈密總兵，控馭哈密駐軍，至1759年始設哈密辦事大臣。當時的哈密和巴里坤正是構成防御準噶爾的西線前沿，因此上述史料應指哈密漢城或滿城中的其他駐防大臣而非哈密辦事大臣，也能看出駐藏大臣初期較強的武職屬性也間接影響到了筆帖式的換任。

嘉慶朝時期

至嘉慶朝時期，《清會典》、《清會典則例》對于駐藏大臣的理解已經發生了轉變，即由欽差到常設，在養廉銀和官員體系上側重了西寧辦事大臣—西藏辦事大臣—回疆駐扎大臣在官員設置的連續性。

首先，從藩部整體駐防辦事大臣制度來看，《嘉慶朝大清會典》在“派任”這一選任方式中，認為駐藏大臣與其他西北兩路駐防大臣無異。如：“西北兩路參贊大臣、辦事大臣、幫辦大臣、領隊大臣，西寧、庫倫辦事大臣、駐藏大臣，皆由欽派。”

其次，《嘉慶朝大清會典》又突出了西寧、西藏在武職屬性上與直省制的不同，如“土司、甘肅、四川、廣西、云南、貴州，統以總督、巡撫。西寧、西藏，統以大臣。”此后這一區分在《光緒朝大清會典》中又得到完整延續。在養廉銀方面，《嘉慶朝大清會典事例》記載有新疆西路各處辦事大臣借鑒西寧和西藏辦事大臣的例子，如“乾隆二十五年議準，新疆西路各處辦事大臣，照駐札西藏、西寧之例，給與養廉。”

光緒朝時期

到光緒朝時期，進一步延續自乾隆朝以來駐藏大臣的駐扎大臣屬性、人數與特簡的選任方式。還側重軍機處開列，把駐藏大臣作為西北兩路駐防大臣中的一部分去考量。此外，進一步明確了駐藏大臣衙門官員構成的多元化特征。

在特簡方面，光緒朝《理藩院則例》以及《大清會典事例》均將駐藏大臣視為特簡官員。如《光緒朝理藩院則例》増纂·西藏設駐扎大臣中規定“西藏設駐扎大臣二員，辦理前后藏一切事務，其大臣更代，均由特簡”。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有“西藏設駐札大臣二員，辦理前后藏一切事務，其大臣更代，均由特簡”。

從“開列”來看，《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載有駐藏大臣與西寧、庫倫辦事大臣相比“實抵各處駐防大臣”。因此，駐藏大臣才會列入邊區駐扎大臣中，由軍機處每年十月輪流開列候旨補放。

由上可知，駐藏大臣的選任條例在選任方式上經歷了由欽派特簡到特簡、開列的轉變，在官職屬性上經歷了由欽差大臣或理藩院派出機構長官到常設的西北兩路駐防大臣的轉變。從駐藏大臣衙門成員的構成上，經歷了由理藩院派出人員和駐藏大臣的合作機構到清中央派出官員、川省衙門與西藏官員等多元化人員構成的轉變。

駐藏大臣的主要選任來源

學界目前對駐藏大臣的選任側重點仍在于前職銜，其缺陷在于忽視了選任的途徑的多樣化以及對官員選任的長期性考察，因此必須從駐藏大臣赴藏前的整體履職經歷才能看出主要選任來源以及主要途徑。

對1727-1799年間駐藏大臣赴藏前的整體履歷進行分析后，認為駐藏大臣的選任來源可以劃分成兩類四種，即兩種長期選任來源與兩種短期選任來源。其中兩種長期選任來源是：自筆帖式、拜唐阿、侍衛或閑散宗室入仕的各部院（包括理藩院）堂官與地方藩臬道臺，由筆帖式、旗缺、授世職或高級侍衛出任京內外八旗高級武官。兩種短期選任來源是：由內閣中書、六部和理藩院司員出任軍機章京與理藩院堂官，由京外高級武官以及部院侍郎補授都統、副都統。

自筆帖式、拜唐阿、侍衛或閑散宗室入仕的部院堂官與地方藩臬道臺

在此類駐藏大臣的選任來源中，有通過科舉入仕的筆帖式如僧格、兆惠、和琳與和寧，有通過國子監貢監生入仕的官保和巴忠，有通過八旗官學生入仕的班第，有通過無爵閑散宗室或蔭子入仕的同寧、杭奕祿、阿敏爾圖、普福，有通過調補拜唐阿入仕的保泰。

這些官員雖然入仕途徑各異，但是其共性在于均從各部（包括理藩院和內閣）司員升任部院堂官或地方藩臬道臺官員，其京城部院侍郎與地方布政使、按察使或道員履歷的八旗文職屬性較強。在駐藏大臣的選任中，具有豐富文書奏擬經驗與地方政務處理經驗的部院官員以及地方藩臬道臺官員自然也成為選任重點之一。

由內閣中書、六部和理藩院司員或堂官出任軍機章京、部院堂官

此種選任來源主要對內閣、六部和理藩院司員或堂官出任軍機章京與部院堂官者進行考察。其中通過內閣、理藩院和六部司員入直軍機處而擔任部院堂官者，有班第、索琳、傅清額、舒濂、巴忠、福康安、松筠。

通過內閣、理藩院和六部司員或堂官出任部院堂官者，有保泰、普福。因軍機章京多以內閣中書、部院司員或筆帖式充任，內閣中書入直，充軍機章京，也成為他們日后迅速升遷的重要途徑。從具有軍機處履歷的駐藏大臣來看，部院司員在擔任軍機章京后，大多迅速升遷至部院侍郎，加之具有民族事務處理經驗的優勢。又因康熙二十二年規定，增八旗侍郎入選滿洲、蒙古、漢軍副都統。這些恰恰為其選補駐防八旗副都統奠定了選任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