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4日，英國以大英帝國的名義對德國宣戰，作為帝國成員年輕的澳大利亞聯邦隨即宣布進入戰爭狀態。

參戰后，澳大利亞社會各界參戰熱情高漲，全國在參戰態度上表現出空前一致。

澳大利亞聯邦通過一系列立法將國家轉入戰時軌道，并迅速組建澳大利亞帝國軍，實施戰爭動員。由此，澳大利亞歷史上一支全新組建的軍隊，從澳大利亞海岸出發，奔赴歐洲作戰。

澳大利亞帝國軍成立的背景

澳大利亞參加一戰有著復雜的原因，既有現實因素，又有歷史因素。澳大利亞聯邦迅速決定參戰并組織軍隊準備作戰，為配合戰爭的進行，整個國家快速轉入戰時軌道。

澳大利亞參加一戰

1914年8月一戰爆發，作為英帝國成員的澳大利亞卷入其中。澳大利亞社會各界對參加一戰的態度表現出奇一致。時任澳大利亞領導約瑟夫·庫克在1914年7月31日宣稱，“如果歐洲爆發戰爭，我想很明確地表明，我們澳大利亞的所有資源都在帝國，是為了帝國，是為了維護帝國的安全。”

澳大利亞工黨領袖安德魯·費舍爾則說，“澳大利亞人將站在我們自己的身邊，幫助和保衛她，直到我們的最后一個人和最后一先令。”珀斯的自由黨領袖同樣宣稱，西澳大利亞人將對帝國效忠到“最后一先令和最后一個人”。主流媒體也強烈支持這場戰爭。即使在西澳大利亞，也有媒體保證說：“澳大利亞人民（對帝國）的忠誠沒有任何疑問。”

1914年8月10日，在澳大利亞征兵辦公室成立當天，僅在悉尼就有2，000名男子志愿參加，兩周內，人數增加到1萬人，而在維多利亞州有7，000人應征入伍。澳大利亞聯邦最初設定的2萬名志愿者的目標只用了一個月便已實現。澳大利亞社會各界對戰爭的支持可見一斑。

1914年8月4日，英國向所有的自治領發出電報，大英帝國向德意志帝國宣戰，澳大利亞立刻做出反應，當即對同盟國宣戰。8月5日下午，庫克在墨爾本辦公室召集報界代表宣布：“我已收到帝國發來的如下電文:同德國的戰爭已經爆發。”澳大利亞參加一戰的原因比較復雜，既有歷史因素又有現實因素，是一個合力的結果。(www.ws46.com)

首先，澳大利亞與英國有長遠的軍事合作傳統。1884年，新南威爾士州派出一支特遣隊協助英國打壓蘇丹馬赫迪起義。這被澳大利亞視為一個歷史性的時刻，標志著澳大利亞第一次參加帝國戰爭。

1899年澳大利亞軍隊積極參與布爾戰爭，第一批澳大利亞軍隊于1899年12月抵達南非。次年，澳大利亞軍隊作為英軍的一部分亦參加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在一戰前，多次的帝國會議中均強調了澳大利亞與英國軍隊的合作經歷，亦突顯了澳大利亞參加一戰的必要性。

其次，1914年的澳大利亞并不是一個獨立的國際行為體。1901年，6個獨立的澳大利亞殖民地聯合成為澳大利亞聯邦。澳大利亞憲法在英國議會兩院獲得通過，澳大利亞部分地控制了其內部事務和與其他國家的貿易，盡管外交政策仍然掌握在英國手中。

事實上，澳大利亞憲法沒有明確規定誰對宣戰或部署軍隊負責，在澳大利亞聯邦成立后，歷屆澳大利亞都不確定是否可以在未經英國批準的情況下向另一個國家宣戰。人們普遍認為，發動戰爭和宣布和平的權力仍然是英國的特權。因此，如果大英帝國的一部分處于戰爭狀態，那么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整個帝國必定處于戰爭狀態，這一點在當時并沒有引起嚴重爭議。

正如1916年，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大法官艾薩克斯所說，“戰爭狀態的產生與和平的建立，必須由作為帝國元首的君主本人來承擔。”簡單地說，1914年澳大利亞沒有做出任何決定，因為這是一個法律上的既成事實。

盡管澳大利亞聯邦已經控制了憲法所宣稱的對外事務，但政客們并沒有將這種含糊不清的權力解釋為管理澳大利亞與世界其他國家外交關系的權利。這些都被認為是英國的特權，英國代表整個大英帝國推行外交政策。因此，1914年8月，英國宣戰，并期望澳大利亞和其他自治領也會隨之而戰。

再次，澳大利亞需要英國，尤其是英國皇家海軍的保護。自1788年澳大利亞殖民地建立以來，由于人口稀少，加上亞洲人口眾多，澳大利亞人無法保衛澳大利亞大陸的漫長海岸線。只有英國的全球力量才能遏制其他歐洲國家的野心，以及日本在亞太地區日益崛起的力量，也只有皇家海軍才能保持澳大利亞國際貿易所依賴的海上交通航線的開放。

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澳大利亞的國防戰略都建立在帝國防御的框架內。雖然澳大利亞并不總是與英國利益一致。1902年，英國實際上已經與日本簽訂了同盟關系，而澳大利亞則堅持在國內長久以來形成的“白澳政策”，并且對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存在深感擔憂。但無論澳大利亞對英日同盟持何種保留態度，澳大利亞必須繼續依賴并盡其所能加強帝國防御體系，因為英國在全球范圍內權力的進一步削弱，只會增加澳大利亞的危險性。

1897年，德意志帝國從中國手中奪取了膠州，并在青島建立了海軍總部和基地，從而在北太平洋地區站穩了腳跟，而隨著德國在整個亞太地區獲得更多的領土，澳大利亞的不安情緒也在增長。雖然澳大利亞人離歐洲戰爭距離1.2萬公里。在這些危機中，人們很容易認識到，如果大英帝國的海軍戰敗了，澳大利亞便失去防衛。在領導的告誡下，隨著戰爭的深入，這種動機變得更加強烈。

最后，1911年，總人口430萬的澳大利亞人中有50多萬人出生在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或愛爾蘭，此外更多的是盎格魯、凱爾特人的后裔。對于很多人來說，他們同時是“澳大利亞人”和“英國人”，而英國被認為是所有最好的文化、建筑、教育和法律制度的源頭，澳大利亞人也以“深紅的血緣關系”而自豪。

正如亨利·帕克斯所說，這種血緣關系將他們與英國人聯系在一起，確保了澳大利亞白人的純潔，這是年輕的澳大利亞聯邦的核心價值觀[3]。因此，對英國的忠誠遠不止戰略實用主義，勞埃德·羅布森指出，它“具有宗教的所有深度和全面性”。對帝國的忠誠是在澳大利亞擁有文化和經濟權力的人的主要價值觀。

這在今天很難理解，但帝國框架內的愛國主義和對大英帝國的忠誠，是澳大利亞民族主義的延伸，一個不可分割的組合。這個假設在澳大利亞人心中根深蒂固，如果忽視它，就會從根本上歪曲那個時代澳大利亞身份的本質。

總之，無論是現實因素還是文化情感因素，在澳大利亞，帝國團結的概念是根深蒂固的，而共同的經歷與利益強化了這種團結。澳大利亞長久以來對英帝國的效忠與新興民族主義相結合，產生了獨特的形式—帝國民族主義。對帝國的效忠就是對民族的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