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文/石晗旭2005年春天里普通的一天，邁克爾·布瑞德（MichaelBreed）像平常一樣去探望他的蜂巢。作為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研究蜜蜂的研究人員，....

文/石晗旭

2005年春天里普通的一天，邁克爾·布瑞德（Michael Breed）像平常一樣去探望他的蜂巢。作為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研究蜜蜂的研究人員，這是他過去二十年中再尋常不過的工作。

然而，這次他震驚地發現，蜜蜂不見了，就像它們從來沒存在過一樣“蒸發”了，而不是死亡——因為沒有找到尸體。可就在此前，它們看起來還十分健康。

更讓布瑞德驚訝的是，從這以后，蜂群消失現象開始持續發生，以至于每年春天他不得不購買越來越多的新蜂群。

這樣的噩運不僅降臨在布瑞德一個人身上。美國政府調查顯示，每年有多達1/3的職業養蜂人所飼養的蜂群“崩潰（collaps）”。后來，這一奇怪的現象被命名為“蜂群崩潰癥候群”，也稱之為“蜂群崩潰綜合癥”。

至今，這一現象仍沒有公認的解釋。

12年前，還在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任教的呂陳生用實驗揭示“蜂群崩潰癥候群”很可能與全球使用最廣泛的一種農藥——新煙堿類農藥有關。

如今，已是西南大學資源環境學院特聘教授的呂陳生，正在繼續探究新煙堿類農藥的廣泛使用對國內生態環境的影響，包括人類在長時間低劑量暴露下的未知健康風險。

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并不反對農藥的使用，但在用量、使用方式等方面，如何平衡農業保障與防止健康風險，還需要做更多的研究。

尋找蜜蜂殺手

自從2005年“蜂群崩潰癥候群”被發現后，這一現象不斷在多個國家和地區上演。

2011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全球蜜蜂數量正在不斷下降。該機構呼吁，全球應當共同解決蜜蜂數量減少的問題，因為這將威脅到糧食安全。

有研究顯示，作為傳粉媒介，昆蟲及鳥等動物幫助約88%的開花植物產生果實和種子；其中，蜜蜂在授粉效率上表現出色，因而承擔著更重要的任務。

而拯救蜜蜂的第一步，便是找到“殺手”。學界和相關企業都在試圖找到癥結，紛紛提出不同猜測并想辦法驗證。

呂陳生注意到，早在幾年前，耕種農作物高度依賴蜜蜂授粉的法國農民便開始懷疑，普遍使用的新煙堿類農藥可能是蜜蜂消失的原因。

曾從事農藥行業研究多年、農業服務平臺“35斗”高級研究員李靜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是一類廣泛用于害蟲防治的殺蟲劑，主要作用于昆蟲的乙酰膽堿酯酶發揮作用，“簡單的說，便是阻斷靶標害蟲的中樞神經傳導，從而使其死亡”。

經過對比，呂陳生發現，美國蜂群崩潰高發與這類農藥的使用，在時間上高度重合。

“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全美國只要有農業生產的地方都用了噻蟲胺（新煙堿類農藥的一種），而且95%都用在了玉米上”，呂陳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蜂農一般會用高果糖玉米糖漿喂養蜜蜂。

為了證實蜂群消失與新煙堿類農藥的關系，呂陳生與同事們做了一系列實驗。他們用了一年的時間發現，在喂養低劑量的新煙堿類農藥后，4個蜂箱中所有的蜜蜂都不見了，幾乎沒留下一點痕跡，而正常喂養的蜂箱里則沒有出現蜂群消失的現象。

與此同時，其他越來越多的研究也表明，新煙堿類農藥與蜂群消失脫不了干系。

2017年，英國生態和水文中心的研究者在對英國、德國和匈牙利的33處大型農田調查發現，使用噻蟲胺、噻蟲嗪等新煙堿類農藥對蜜蜂健康產生了負面影響，包括降低越冬和繁殖成功率等。

隨后，歐洲食品安全管理局評估結果亦表明，在所有殺蟲劑中，有三種新煙堿類農藥對蜜蜂構成了健康風險。

中國科學家亦曾得出相似結論，發現該類農藥會影響蜜蜂通過嗅覺尋找花朵，使蜜蜂覓食行為減少。

作為新煙堿類農藥的主要研發者，拜耳等農藥巨頭并不認同這些結論。“近年來，拜耳方面的研發團隊發現蜂群數量的減少，可能與一種寄生性螨類有關”，李靜說。

但呂陳生指出，寄生螨問題一直存在，但蜂群崩潰癥候群卻是新近發生的現象。

中國亦廣泛使用

如果新煙堿類農藥對蜜蜂有害，那它是否也會給其他生物，甚至是人類帶來負面影響呢？

順著這個思路，近年來，一些相關的研究成果陸續發表出來。科學家們發現，該類農藥的使用與斑馬魚、鳥類、大鼠等動物的健康風險都存在相關性。

譬如，新煙堿農藥暴露可導致雄性大鼠睪丸受損從而影響繁殖，也會使雌性大鼠卵巢質量減輕。

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姜慶五曾指導學生對相關研究做出梳理。他們總結，新煙堿農藥可能對非靶標生物具有生殖毒性、遺傳毒性、神經毒性、免疫毒性、肝毒性和腎毒性。

同時，由于新煙堿類農藥水溶性較大，很容易通過地表徑流、地下排水等途徑污染水體。多個國家在不同流域、不同來源的水樣本中，都曾檢出一種或多種新煙堿類農藥。

中國是新煙堿類農藥的生產和使用大國。2018年回國后，呂陳生也試圖在中國找到答案。

他一邊在國內繼續此前對蜂群的研究，一邊在此基礎上擴大實驗對象范圍，譬如蚯蚓、溪水中的魚類、濕地中的生物等，同時將環境分析也納入其中。

呂陳生在杭州收集到的水果——無論是蘋果、香蕉、梨，還是草莓——都至少含有一種新煙堿類農藥。

此外，他們還在錢塘江、東苕溪等水源地及自來水中，檢測到了新煙堿類農藥。

這樣的研究并非孤例。中國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對全國20個省份第五次和第六次膳食調查顯示，新煙堿類農藥的總檢出率分別為53.3%和70.5%。另一項對珠江流域三個干流地表水樣的分析也顯示，噻蟲嗪、噻蟲胺等新煙堿類農藥的檢出率接近100%。

當然，幾乎所有測定的各類樣本中該類農藥的濃度均低于風險劑量。但即便是極低的劑量，長期暴露所帶來的風險，也很難令學界放下擔憂。

使用應更為謹慎

農業農村部農藥管理司有關工作人員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在中國，農藥登記時需要先對蜂、鳥、魚、蠶等做安全性評價，目前在國內暫未觀察到“蜂群崩潰癥候群”類似的現象。

“農藥研發過程中有一套非常復雜的評價體系，包括對哺乳動物和非靶標生物的毒性評估及環境安全評估。”李靜說。

具體而言，研究中通常要用大鼠、兔子等哺乳動物來完成急性毒性、慢性毒性、致畸性、致癌性等多種毒性數據的評估。此外，還會對蜂、鳥、魚、蠶等非靶標生物的毒性水平進行實驗。

除此之外，農藥研發和登記時，也需要完成一系列嚴格的實驗以進行環境風險評，如殘留實驗、不同條件下的降解和代謝等。

自1991年吡蟲啉獲批后至今，全球已有12種新煙堿類農藥上市，登記產品數以千計。那為什么投入使用這么年后，這類農藥有害的一面才逐漸暴露呢？

在李靜看來，這與農藥最大的問題——抗藥性有關。

長期使用同一類型的化學農藥，害蟲很容易產生抗藥性。她說：“這就需要用不同類型的農藥輪換或復配使用。此外，開發全新作用機理的新產品，也是解決抗藥性的有效途徑。”

但問題是，從農藥研發的角度看，目前全新作用機理的新農藥開發難度越來越高，時間周期也越來越長。

一位農藥銷售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相比之前的殺蟲劑，新煙堿類農藥更廣譜，也能防治更多害蟲。同時，無論是拌種劑還是噴劑，藥效都持續較長時間。

這一說法也得到了李靜的認同。她說，“對于農民來說，眼下并沒有更合適的替代產品”。

雖然研究人員已在探索其他方向，譬如對蛋白類、核酸類等生物制劑農藥的研發，然而從研發到上市平均需要10年左右的時間，“遠水解不了近渴”，李靜說。

盼不到新產品，為了保護農作物就不得不交替使用不同類型的新煙堿類農藥或加大劑量。這就會導致另一個問題，農藥的實際用量，超過了其包裝上明確標示的用法與用量。

“用量超標之下，就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功能造成難以意料的影響。”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呂陳生提醒說，過去很多被禁用的農藥在上市之初，人們并不知曉它們對人類或是生態健康的危害。

在他看來，農藥不應當是預防的工具，使用應更為謹慎，“不能假設玉米種下去會有蟲害，就把種子都包上農藥”。

事實上，多個國家已陸續推行了對新煙堿類農藥的限用，甚至禁用政策。早在2013年，歐盟便對部分品種的該類農藥做出了限制，禁止將其應用于大米、油菜籽和其他春季谷物。此后，巴西、加拿大乃至非洲等國家和地區也相繼采取措施。

因拜耳用于水稻的新煙堿類農藥氟苯蟲酰胺對水生生物存在較高的潛在風險，2016年，其在中國的農藥登記被撤銷，并于2018年10月1日期禁止其在水稻上的使用。

但目前來看，對其余11種登記在冊的新煙堿類農藥的觀察與評估，或許仍需要進一步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