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本文刊載于《中國科學院院刊》2021年第9期“學部咨詢”王心源1,2郭華東1,2*駱磊1,2常睿春31中國科學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2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自然....

本文刊載于《中國科學院院刊》2021年第9期“學部咨詢”

王心源1,2 郭華東1,2* 駱 磊1,2 常睿春3

1 中國科學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

2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自然與文化遺產空間技術中心

3 成都理工大學 數字胡煥庸線研究院

中國西部開發與東西部發展平衡的問題是由來已久、歷久彌新的一個話題。80多年前，胡煥庸立足于當時的國情開展人口分布與農業區域開發問題研究。今天，我們所說的西部開發，決非傳統農業的種植業開發問題，而是在新時代的國情下如何提出適合西部的新業態與新發展的問題。“胡煥庸線”（以下簡稱“胡線”）與“美麗中國中脊帶”（以下簡稱“中脊帶”）的提出，反映的是不同時代背景下關注著不同的發展模式、方式問題。“胡線”是近代中國作為傳統農業大國人口密度突變分界線的特征反映，“中脊帶”則是新時代高質量發展新模式下的國土空間新規劃的戰略需要，是縮小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的戰略抓手。

當今，我們正處于歷史上發展的最好時期，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從璦琿（今用“愛輝”）到騰沖的人口密度突變分界線即“胡煥庸線”（以下簡稱“胡線”）就是我國東、西部區域發展不平衡典型現象的分界線，而構建“美麗中國中脊帶”（以下簡稱“中脊帶”）則是縮小“胡線”兩側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戰略抓手。研究與認知從“胡線”到“中脊帶”的內涵變化，以及未來科學戰略舉措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深遠的戰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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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煥庸線”與“美麗中國中脊帶”提出的時代背景

“胡煥庸線”提出的歷史背景

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正處于全面抗戰前夜，東北已淪陷于日本人之手，人口開始流入關內；隨后的全面抗戰時期，大半個中國都是戰火紛飛的狀態，更產生了大規模的中國人口向西遷移現象。在決定長期抗戰國策之后，開發西北和建設西北的旗幟又被高高舉起來并成為當時熱門話題之一。

1935?年，中國人口?4.5?億，中國人口是否過剩？還有沒有適合移民之所？在當時內憂外患的特殊時期，移民問題不僅是政府也是科學界需要回答的問題。

胡煥庸在《中國人口之分布——附統計表與密度圖》一文寫道：

“年來中外學者，研究中國人口問題者，日見其多，中國人口是否過剩，國境以內，是否尚有大量移民之可能，其實當今亟須解答之問題，各方面對此之意見，甚為分歧。”針對這個亟須回答的問題，胡煥庸在統計資料不全且難以收集的情況下，克服種種困難，終于鑄就該不朽的名作。“今試自黑龍江之璦琿，向西南作一直線，至云南之騰沖為止，分全國為東南與西北兩部，則此東南部之面積，計四百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面積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積，計七百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面積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則東南部計四萬萬四千萬，約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僅一千八百萬，約占全國總人口之百分之四”，人口比例“其多寡之懸殊，有如此者。”

這條“璦琿—騰沖線”被后人稱為“胡煥庸線”。

“美麗中國中脊帶”提出的時代背景

2013?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專門邀請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及有關專家到北京中南海，聽取城鎮化研究報告并進行座談。李克強在座談會上提出了“胡煥庸線”“該不該破？能不能破？如何破？”3?個問題。中國科學院學部遂于?2015?年設立學部咨詢評議項目“‘胡煥庸線’時空認知：聚焦‘總理三問’”對此進行專門研究。

對于“總理三問”諸多學者進行了廣泛研究與討論。基于前期的系統分析研究，郭華東等對在新時期、新發展條件下，“胡煥庸線”應該破及其依據、“胡煥庸線”可以破及其理由、破解“胡煥庸線”的思路給出初步認識與建議。

在?2017?年?12?月，“‘胡煥庸線’時空認知：聚焦‘總理三問’”項目組在華東師范大學召開會議進一步研究討論如何破解“胡煥庸線”時，學者們對于近?80?年來中國人口突變線的位移而形成的包絡帶——這在呈金雞狀的中國版圖上此區處于“中脊”的位置故稱“中脊帶”——進行熱烈討論。郭華東結合黨中央對于美麗中國建設要求，在會議上提出把“美麗中國中脊帶”作為破解“胡煥庸線”東、西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戰略抓手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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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胡煥庸線”到“美麗中國中脊帶”是科學認知的改變

“胡煥庸線”是近代的人口密度突變分界線，刻畫了線東、西兩側人口密度的差異

胡煥庸根據當時的縣（區）為統計口徑的人口數據，分別做了人口分布圖和人口密度圖。事實上，胡煥庸并沒有在其文章的附圖中直接畫出“璦琿—騰沖”這根直線。這是由于該圖是按照行政縣域進行的人口統計，即在一個縣域內人口被看作是均勻分布的。所以，如果從璦琿—騰沖直接拉一條直線，那么就會破壞一些縣域的完整性，從而打破按照縣域人口分布均勻的假設前提。

人口數量、質量與密度是社會、經濟、生活方式與環境的綜合反映。中國人口格局形成是作為農業大國的人口在社會-經濟-科技-環境等因素共同作用長期演化的結果。在西漢時期，中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是在黃河沖積平原和太行山以東、黃河以北的河北平原。

葛劍雄提出那時人口疏密分界線應該是燕山—太行山—中條山—淮河。此后經歷了“永嘉喪亂”“安史之亂”“靖康之變”等幾次大規模自北向南的人口遷徙活動，以及明清及民國時期“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湖廣填四川”“闖關東”“走西口”等幾次大規模移民，使得中國人口分布的格局在不斷調整。1935?年，胡煥庸提出以“璦琿—騰沖線”將我國人口分布分為東南和西北人口疏密懸殊的兩部分，這反映的就是近代中國人口密度分布格局的狀況。

我們對《中國人口之分布——附統計表與密度圖》一文中給出的數據進行較精確的計算表明：1935?年，若扣除現在屬于蒙古國的地區人口，則“胡線”西部人口占總數的?3.21%，東南人口占?96.79%。到第六次人口大普查的?2010?年，“胡線”西部人口占全國比例增加到?6.35%。75?年間，西部人口比例增加了?3.14%，比?1935?年約翻了一番；而“胡線”西部人口的絕對數量更是?1935?年的約?4?倍。“胡線”兩邊無論相對數量或是絕對數量絕不是什么“巋然不動”。近代—當代的人口密度變化速度與人口增長速度變化的轉折大概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這個時間的分界也暗示中國脫離傳統農業發展模式而伴隨全球化征程開始走向了新的發展模式。

“胡線”是中國近代的人口密度分布的突變線。至于這條線與一些自然要素甚至人文要素的應合，那是因為這條線位于農牧交錯帶背景下。我們既不能把“胡線”與降水線、生態線、文化轉換線等分界線等同，也不必用“胡線”去綜合它們。“胡線”原本就是反映中國人口分布的疏密情況，是中國人口地理的重要分界線。“少量關于胡煥庸線的引申研究和應用屬于穿鑿附會的形式命題，是對胡煥庸線概念的一種不恰當的‘學術消費’，是不值得提倡的。”

“美麗中國中脊帶”因規劃未來新發展空間而提出，其地理學背景是農牧交錯帶

農牧交錯帶是自然與人類共同作用形成的一種生產、生活空間。中國東北—西南走向的農牧交錯帶，是緯度地帶性與經度地帶性再加上山地垂直地帶性下的人與自然共同作用的綜合反映。由于自然條件的差異，中國農牧交錯帶又形成東北段與西南段的不同。東北段的農牧交錯帶是緯度地帶性與經度地帶性的疊加。北方農牧交錯帶生產特點的形成也許可以追溯到距今?4500—4300?年前龍山時代的前期。而西南段，由于青藏高原東緣及中高山地的影響，呈現出山地農牧交錯帶的特性，即在緯度地帶性與經度地帶性上再疊合山地垂直地帶性的作用，形成諸多民族分布其中。

“中脊帶”是基于“胡線”東南、西北兩側傳統的半農半牧的生產與生活空間，并考慮未來國家戰略新發展需要而建議劃定的自東北到西南的地域空間。在呈金雞形狀的中國版圖上，此區處于“中脊”的位置（圖?1）。在劃定邊界時，考慮到縣（區）級行政區域的完整性并進行適當調整。“中脊帶”核心區涉及黑龍江、吉林、內蒙古、山西、陜西、甘肅、寧夏、四川、云南?9?省份，旁及遼寧、河北、青海、重慶等省份。此區是我國相對貧困區集聚帶，是生態戰略防護帶，也是國家戰略空間安全帶。

圖 1 “美麗中國中脊帶”位置與分段圖 黑色虛線指示“胡線”，紅色多邊形指示“中脊帶”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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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胡煥庸線”到“美麗中國中脊帶”是發展方式的轉變

80多年前，胡煥庸是立足于傳統的農業且當時4.5億人口與可耕土地尖銳矛盾情況下，討論人口分布與農業區域開發問題：“今試就國境以內，加以檢討，其猶有地形平坦，土壤肥沃，雨量相當充分，而人口亦比較稀少者，殆惟滿洲北部嫩江流域一帶之地，……是為國內惟一可供移民之區”。然而，當前我們所說的西部開發，決非傳統農業的種植業開發問題，而是新時代適合西部的新業態與新發展的問題。

中國傳統農業的持續密集型生產發展模式特征

中國歷史發展模式是指曾經真實存在于過去中國的發展模式。一言以概之，是在以農業為主流產業的歷史演進過程形成的發展模式。形成的朝代更迭、不斷復生的封建社會管理與經營過程一直延續2000余年。

Samir提出地中海/歐洲發展道路與中國的發展道路從一開始就截然不同：歐洲中心的歷史資本主義不斷將生活在農村的居民大量驅趕出去，這種歷史資本主義必然造成人口的大量外流，后來征服了美洲才得以疏解外流人口的問題。而在19世紀下半葉之前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就完全不同，它是確立而非泯除農民爭取土地的權利，并從而強化農業生產，同時將工業制造分散到鄉村地域。這使得中國在當時許多的物質生產領域都大幅超越歐洲。一直到工業革命的成功，才造就了現代歐洲超越中國。

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本思想對于中國政治和經濟組織模式的穩定，建構了一種生產力發展的模型——筑基于農業持續的密集生產，于是形成“胡線”東側的中國傳統農業的精耕細作特點。在中國東部，如黃淮海平原區，從農業發展、商品交換、市場形成及其演變的城鎮體系空間結構基本符合克里斯·泰勒的理想城鎮體系空間結構形成的要素與條件，在長三角城鎮體系空間結構同樣具備這樣的特征。這些情況表明：中國傳統農業的精耕細作，以及逐漸形成的城鎮及其體系空間結構，是在農村市場服務為中心基礎上演化發展起來的一種模式。

“美麗中國中脊帶”新發展方式的戰略思考

相比于東、西部的生態環境承載力，“中脊帶”的承載力可謂介于其間。“中脊帶”是為了縮減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獲得區域發展更充分而提出的戰略對策。“中脊帶”是要把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建設、國防建設等多方面融入高質量發展之中，其未來空間戰略發展規劃至少考慮?6?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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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脊帶”作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示范帶

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以下簡稱“新基建”）通過吸收當代新科技革命成果，實現國家生態化、數字化、智能化、高速化、新舊動能轉換與經濟結構對稱態，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國家基本建設與基礎設施建設。新基建主要包括?5G?基站建設、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領域，涉及諸多產業鏈，是以新發展為理念，以技術創新為驅動，以信息網絡為基礎，面向高質量發展需要，提供數字轉型、智能升級、融合創新等服務的基礎設施體系。作為具備一定生態承載力的“中脊帶”，是率先進行新基建的理想國土空間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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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脊帶”作為構建國土空間戰略發展新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整個歐亞大陸的角度，可將我國劃分為?3?個一級國土空間區域，把“中脊帶”作為構建國土新的戰略空間格局的一級區域來規劃發展，并根據“美麗中國中脊帶”自然與社會、經濟、文化等的不同，可以分為“三段”（“四區”）（圖?1）：東北段（I）——黑龍江、興安生態旅游經濟帶區；中段?1（II-1）——鄂爾多斯—呼和浩特—張家口—大同—錫林郭勒生態經濟文化帶區；中段?2（II-2）——西安—蘭州—銀川—太原生態經濟文化帶區；西南段（III）：重慶—成都—昆明—瑞麗生態經濟帶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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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脊帶”打造成為內外循環發展的樞紐通道

“中脊帶”位于中國版圖重要的、特殊的位置與區域，處于中國東北—西南貫通的樞紐位置。“中脊帶”作為東西聯動的傳遞帶、新舊動能的轉換帶、新基建的示范區，是“雙循環”的樞紐，更是內需新經濟的重要啟動區。打造此樞紐可以首先以“成渝雙城經濟圈”—“西安城市經濟圈”—“昆明經濟圈”并與中—緬通道連接為啟動段，構建拉動中國西南區域發展動力區，打造西部合作的改革開放發展平臺，再向北部延伸，逐步構建區域聯動一體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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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脊帶”建設成為生態安全屏障帶、國防安全保障帶與新的宜居生活區

1. “中脊帶”跨越不同的自然與人文地帶，自然生態環境豐富多樣，民族與人文資源豐富多彩。有利于打造新型城鄉宜居生產-生活-康養帶。把“兩屏兩帶”（青藏高原生態屏障、黃土高原—川滇生態屏障、東北森林帶、北方防沙帶）進行整合，構造“中脊帶”成為一個完整的生態安全屏障帶；把“中脊帶”的“四區”打造成四季旅游與康養的宜居生活帶，構建自然-文化-服務高質量旅游帶，打造成為具有象征意義的消費區。

2. 面對全球變化、海平面上升，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把“中脊帶”南北聯通向的巨大空間建設成為國家戰略安全帶成為必要。“中脊帶”東側邊界距離海岸線從100—1000 km不等，因此能有效避防海平面上升帶來的災害與風險。“中脊帶”穿越眾多山川，具有重大的國防空間價值——其可以在空間上對“老三線”進行延展，打造成為中國“新三線”防御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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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脊帶”要創造并形成區域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模式

由于現代快速、方便的交通、信息與物流，打破過去聯通的限制，打破以農村市場服務為中心的“中心地”理論成為可能。一個城市不再是僅僅與其周邊地區緊密關聯，而是在功能、信息、物流、文化等領域跨地域空間進行聯系。“中脊帶”的新型城鎮化要強調適宜性、差異化、個性化的特色與高質量發展，宜居、眾多小城鎮既在空間分離又在物流、資金、信息、人員上聯系的“群”與“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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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脊帶”發展戰略與國家其他戰略相對接助力復興夢想實現

“中脊帶”發展模式要適應新時代的要求，要適應自然環境變化的要求，要適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要求。在“中脊帶”要進行生態-環境、經濟-社會、人口-文化全域發展整體未來規劃設計，把新型城鎮化、振興東北、中部崛起等戰略與鄉村振興戰略統籌起來，把北部的中蒙俄經濟走廊、西南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發展貫穿起來，實現人-地協調平衡的共同新發展。

王心源 中國科學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國際自然與文化遺產空間技術中心（HIST）副主任，國際數字地球學會（ISDE）中國國家委員會數字遺產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數字“一帶一路”（DBAR）世界遺產工作組（DBAR-Heritage）聯合主席，國際古跡遺址保護協會（ICOMOS）會員，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ICOMOS-China）常務理事，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世界遺產專家委員會委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空間考古、數字自然與文化遺產、自然地理。

郭華東 中國科學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芬蘭科學與人文院外籍院士、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遙感信息科學、雷達對地觀測、數字地球等領域研究。現任國際數字地球學會名譽主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自然與文化遺產空間技術中心主任、“數字絲路”國際科學計劃主席、《國際數字地球學報》和《地球大數據》主編等；曾任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技術促進機制10人組成員、國際科學理事會科技數據委員會主席、國際數字地球學會主席、國際環境遙感委員會主席等。中國科學院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A類）“地球大數據科學工程”負責人。

文章源自：王心源,郭華東,駱磊,常睿春.從“胡煥庸線”到“美麗中國中脊帶”：科學認知的突破與發展方式的改變.中國科學院院刊,2021,(9):1058-1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