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大家好，我是陳拙。調查記者湯布萊曾接到熱線，說有個偏遠小山村里，出生了一對女嬰，母親見到后直接被嚇暈了。村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怪胎，誰都想象不出，她們長大....

大家好，我是陳拙。

調查記者湯布萊曾接到熱線，說有個偏遠小山村里，出生了一對女嬰，母親見到后直接被嚇暈了。

村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怪胎，誰都想象不出，她們長大后會是什么樣子。

湯布萊有種不祥的預感，這兩個孩子很可能活不下來。

她緊急駕車趕往小山村，想救下那對女嬰。

在那里，她看到了女嬰的未來。

有人說，做記者太感性了不好，容易偏離正軌。

這話也許是對的。

有一次，我孤身前往一個偏僻的小山村，想救一對剛出生就被宣判了死刑的女嬰。

但到了當地，才發現事情遠比我想象的復雜。

而我也沒有想到，我會因為這對女嬰，最終“救出”了24個女孩。

那是2006年的5月31日，我接到一通新聞熱線，有個偏遠山村出事了：

有個產婦在家拼死生下雙胞胎，剛看了一眼就嚇得暈死過去——兩個女嬰身體連起來了。

此事在當地已經鬧得沸沸揚揚。

第二天我獨自駕車前往，我不僅想搶一個獨家新聞，更重要的是，心里有一種不好的預感：

爆料人說，當地村民都感嘆這是怪胎，恐怕會給村子帶來不祥之兆，要盡早想辦法“處理。”

我能想象到的處理方式就是殺死女嬰。

距離目的地有300多公里，我中途沒有停歇，從早上開車到下午4點多，結果發現當地的鄉政府工作人員都去開會了。

我不甘心就此打道回府，在街上問到一個微型車司機，他愿意送我去目的地——梁家村，條件是給他60塊錢。司機說進山的路太難走了，我的車根本不可能進去。

為了能早點看到連體女嬰的情況，我當即答應了。

不過我想到一個女人獨自跟著個陌生男子進山，為了安全起見，決定留張字條給鄉政府的留守人員，上面寫明我的身份，采訪目的和司機車牌號。

微型車很快駛入一條狹窄的土路，連日雨水，道路泥濘不堪，一路打滑。

進山的路（來自央視紀錄片《同心劫》）

司機先看出了我很緊張，不斷找話跟我閑聊。

我了解到女嬰所在的那個村莊很窮，氣候惡劣，沒有土地，也沒有資源，百姓祖祖輩輩靠天吃飯，一年有幾個月要靠救濟糧度過。

聊到一半，突然車底傳來“嘎啦嘎啦”的聲音，司機說：“糟糕，發動機掉了。”

然后他掏出幾根鐵絲把發動機固定住又上路了。

越往山上走越險峻，旁邊就是懸崖峭壁，我終于抑制不住內心的恐懼，拽緊了車門把手。

夜幕降臨我才趕到了村莊里的一所小學，一看黑板報，今天是六一兒童節。

不僅有老師學生，梁家村的村長和村委會的人都在。

大家熱情邀請我先吃飯，我心里記掛著那對連體女嬰，跟村長說想先去看看，再回來吃飯。

沒想到村長說產婦家離這里還有十多里地，剛下過雨，路很不安全，我想去也去不了。

要在城里，十里地跑個步就能到，但剛才那一路讓我還心有余悸，只能作罷。

昏暗的燈光下，沒有桌子，大家圍著火爐就坐，村長給我舀了滿滿一碗菜，屋里只有我一個女的。一天沒吃飯，我還真餓了。

這一晚，我留宿在村委會的值班室，雖然已經入夏，但山里的夜晚很涼，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睡不著，感覺今天發生的事像是做夢一樣。

第二天，我在全身奇癢無比的狀態中醒了過來，我被跳蚤給襲擊了。雨停后，村長安排了全村摩托車技術最好的小伙送我。

山路一直在深不見底的山崖邊盤旋，摩托車在稀泥的路面，一路漂移而下。

半個小時后，我終于見到了她們。

在一座低矮的屋子，我推開一扇老舊的木門，空空蕩蕩的屋里，家徒四壁。

除了靠墻有一張床，和一個矮小的案桌，再也沒有其余的家具。屋子正中的火爐邊，產婦徐麗芬正拿著奶瓶，給孩子喂奶。

抱著孩子的徐麗芬

看見我，裹著頭巾的徐麗芬努力擠出一絲笑容，目光暗淡無光，透著一種無奈的悲苦。

其實，徐麗芬是個年輕漂亮的母親，皮膚光潔，大眼睛，高鼻梁。

她懷中的嬰兒用一個繡花包被裹住，兩個小腦袋在同一個包被里，這樣的情景我還是頭一次看見。

我輕輕走近，其中一個閉著眼睛仿佛睡得很熟，另一個正在用力吸著奶瓶里的奶，一只小手從包被里伸了出來，不停地抓握著。

徐麗芬把小手塞回包被里，不一會兒，小手又伸了出來。

因為我的到來，屋里的人漸漸多了起來，熟睡的小家伙也醒了，她睜開惺忪睡眼，另一個也吐掉了奶嘴，開始大哭。

一個哭，另一個也哭……

徐麗芬拍著哄，但好像作用不大，她把孩子放到腿上，解開了小包被想看看是不是尿了。

當這對小家伙完全裸露在我眼前的時候，我發現她們從胸部到腹部完全粘連在一起，而且只有一個肚臍眼。

由于面對面連體，她倆的雙手不時做出擁抱狀，四只小腳從包被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也開心地亂蹬。

“怪胎”一點也不怪，甚至還有些可愛。

我猜她們只是胸腹的皮膚連在了一起，做個手術分開，就是兩個漂亮的雙胞胎姐妹。

梁家村雖然通了電，但全村當時還沒電視機，他們都不知道記者是干什么的，也對我的到來更加好奇。

徐麗芬一家也只以為我是來看熱鬧，我告訴他們，我來是要把連體嬰兒的事報道出去，如果有醫生看到后，說不定能夠幫助她們做分離手術。

徐麗芬的眼神亮了一下，又暗淡了回去。

大家還是不知道記者能干什么，他們找來村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老人一本正經給大家介紹，說記者很厲害，他們寫的報道，省長都看得到。

我后來才了解到，這老人是一個老紅軍，孩童時期就跟著紅軍長征，途徑宣威時在一次戰斗中負傷，流落到了梁家村，傷好了紅軍早已遠去，他也就留了下來。

前幾年聽說政府對老紅軍有補助，他找了很久終于落實了政策，一個月有70元補助。

老紅軍無兒無女，這些錢大都拿來救濟村民了，他不僅是村里最富有的，也是最有威望的。

聽老紅軍一說，大家這才半信半疑，七嘴八舌給我介紹起來。

徐麗芬今年21歲，結婚三年才有了身孕，當地的接生婆發現她的身體特征比較突出，建議她到縣城醫院去檢查。

可因為家里窮，出門的路又不方便，徐麗芬始終沒有到過醫院，直到羊水破了，才把接生婆叫到家中，準備接生。

當嬰兒的頭部出來后，就沒了動靜，身體像是被什么東西給卡住了。

憑著多年接生的經驗，接生婆隔著肚皮小心地探查，結果摸到還有另外一個頭。

她是一陣驚喜，連說是雙胞。若再拖延下去，不僅在子宮里的嬰兒會窒息而死，連產婦的生命也難保。

接生婆果斷將手探進產婦子宮，把一孩子的頭撥向另一孩子的頭邊，然后用力將兩個孩子拉了下來。

女人生孩子都是鬼門關走一回的人，我也是做母親的人，根本無法想象產婦那是何等疼痛。

接生婆仔細一看，自己拽出來的竟然是一對從未見過的連體嬰兒。

沒有呼吸，更不會哭。接生婆倒也沉穩，知道是因分娩時間過長，缺氧了，趕緊用紗布蓋著嬰兒的嘴，做起了人工呼吸。

命大，十多分鐘后，兩個嬰兒“哇”一聲啼哭開來。

當兩個孩子抱到徐麗芬跟前時，年輕的母親當場給嚇暈了過去。

很快，徐麗芬生了怪胎的事情在全村就傳開了，人們紛紛來到徐家，人進人出亂成一團了。

產婦不省人事，連體嬰兒哭得聲嘶力竭。徐麗芬的丈夫梁中恩早已手足無措，蹲在墻角哭了起來。

到下午15時，徐麗芬已兩次昏迷，每次醒后就病情加重，全身僵硬，不時抽搐，發瘋般地咬自己的舌頭，滿嘴都是血。

就在危急關頭， 也不知是誰說了聲：“我們湊錢吧，不趕緊送醫院搶救怕是人要沒了。”

村民們聞言紛紛響應，5元、10元的、1角，甚至還有硬幣，一下午，收到滿滿一大簸箕，共4800多元。

梁家村是有名的貧困村，全村有80多戶人家，共400多人，戶年均收入600元左右，這些錢，是鄉親們省吃儉用很久才能攢下的。

大家說捐就捐，沒有登記名字，更沒有說要還。

村民們又趕緊聯系車輛，唯一的手機沒有信號，只能派腿腳好的到山頂去打電話，外面的司機一聽，都說路太危險不敢去。

直到晚上8時，才聯系上一個中巴車司機，是個退伍軍人曾經是部隊汽車連的骨干，他果斷停下手中生意，趕往梁家村送產婦上醫院。

可此時，又一個難題擺在了大家面前，從村委會到徐麗芬家的羊腸小路，許多狹窄的地段中巴車根本無法通過。

村民又自發拿上工具，去修路了。當時天已經黑了，大家舉著火把和手電筒，挖的挖、抬的抬、鋪的鋪、墊的墊。

村民在修路（來自央視紀錄片《同心劫》）

從山下往上看去，一路都閃著手電的光。沒想到這些村民如此窮困，卻又如此的善良團結。

第二天凌晨，徐麗芬被送進了縣城醫院，經過醫生全力搶救，三天三夜才恢復了神志，剛開始她有些失憶，忘記了自己生孩子的事。

后來想起時，一下著急起來：兩個女兒怎么樣了？她們可是自己拿命換來的呀。

雖仍處于危險期，徐麗芬固執要求立即回家。

母親的預感是準的，她昏迷的這些天，家里已亂得如同炸了鍋。

村里的老人說，這樣的娃娃從沒見過，連聽都沒聽過，恐怕是不祥之物，會給村子帶來厄運，不能留。

留守的婆婆很矛盾，兩個孩子還活著，總不能弄死她們呀。

再說兒媳婦也不知生死，要是回來問她要孩子怎么辦，畢竟是她懷胎十月生的呀。

不能處死，眼睜睜看著她們死也做不到。家里啥也沒有，她每天只有兌點白糖水給她們喝喝，是生是死只能看她們的造化。

命不該絕，兩個孩子就這樣活了下來。

徐麗芬在醫院時，醫生已經告訴過她，連體嬰兒不是怪胎，還有成功分離后健康長大的。

可當醫生告訴他，分離手術可能要二三十萬，徐麗芬沉默了。

這個天文數字，一家人不做夢都不敢想，梁家村里的所有人，都不敢想……

了解完情況后，我馬不停蹄趕回縣城，找網吧開始寫稿，早一點把新聞發出去，就能早點幫助到連體女嬰。

我寫完稿子連夜開車回了昆明。

第二天一大早，我接到昆明市人民醫院的熱線電話，說院長李立看到了新聞，說想了解一下詳細情況。

我很激動，預感到連體嬰兒分離的事有希望了。

李立是肝膽科專家，十年前從美國獲醫學博士學位回國，是我國在該領域的國寶級人物。

翌日一早，我陪同醫療隊重返梁家村。這一次，梁家村萬人空巷等候在村口，迎接專家組。

一個裹著小腳，滿頭銀發的老奶奶也站在人群等候，我好奇一問，才得知她今年已經97歲，是村里最年長的老人。

老奶奶說自己活了近百歲，第一次見到省里的大領導，要感謝毛主席他老人家呀。

時間緊迫，專家組只在徐麗芬家呆了幾十分鐘，李院長決定帶連體姐妹回昆明，做詳細檢查。

離開阿都鄉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又下起了小雨，幾百村民跟著汽車和醫生道別。

第二天凌晨，車隊回到昆明，所有人都非常的疲憊。但一進醫院，李院長便直奔醫院ICU病房去看望危重病人。

路途遙遠，小家伙們可能一路顛簸得難受，顯得很煩躁，哭鬧不停，兒科主任親自給小家伙洗了澡，這是孩子出生后第一次洗澡。

安排完這一切，已經是凌晨4點半了，我匆匆趕回家簡單洗漱一下，吃了口早餐就趕緊返回醫院。

我很想早點知道，這兩個小家伙究竟能不能分開。

連體姐妹經過醫院全套的檢查，結果喜憂參半。

和我想得不一樣，她們不是皮膚相連接，而是兩顆心臟前壁相聯，共用肝臟，畸形發生率為10萬分之一。

李院長咨詢國內外專家后，認為分離還是有希望的。

只是手術不能馬上實施，兩個孩子營養不良，一點皮下脂肪都沒有，需要先增強體質。

連體嬰兒的報道引來了愛心讀者的廣泛關注，捐款捐物的蜂擁而至，醫院工會就牽頭發起捐款。

不僅分離手術費用進行院內募捐，就連徐麗芬夫婦的食宿也完全免費。

經過三個多月的精心護理和治理，兩姐妹各項體征已趨于正常，分離手術的最佳時機到了。

9月14日，云南首例連體嬰兒分離手術正式實施。作為唯一進入手術室的記者，我和醫生一樣，進行了嚴格的消毒換裝。

此時，麻醉已經起了作用，連體姐妹靜靜躺在手術臺上，但她們的小手始終相互環抱著。

醫生試著把各自的小手擺放在身體兩側，四只小手又不由自主地抱在一起。看來她們已經習慣了這樣親密的姿勢。

手術室里越來越安靜，所有的醫生都在有條不紊忙著自己的工作，下午1點左右，李立院長主刀開腹，進行腹部分離。

如果不是跟蹤報道連體嬰兒，我不會了解這個手術有這么復雜，這像是一個龐大的工程，更像是在打一場艱難的硬仗。

四個小時的緊張操作，連體嬰兒共用的肝臟被成功分離，手術進行得很順利，手術室里的氣氛相對輕松了很多。

接下來李院長要打開了她們的胸腔，倆人共用的心包被順利分離開來后，心臟呈了出來。

分離手術（來自央視紀錄片《同心劫》）

意外出現了，和檢查的結果不一樣，兩個心臟竟然相融生長。這就意味著，兩姐妹心室相通，她們共用一個心室。

經過緊急臺上會診，該心臟屬于罕見的畸形心臟，目前，全球醫學界尚無有效分離技術。

晚上9點，手術被迫終止了。

手術室門口，徐麗芬正眼巴巴等著我，我雖然很難開口，還是故作鎮定說，娃娃好好的，沒事。不過……她們暫時分不開。

心臟分不開，人就分不開。

徐麗芬眼淚順著臉龐洶涌而下，她嘴里說著謝謝，但直到醫生們全部離開，依然呆呆坐在手術室門口的椅子上。

“如果我懷孕時能像城里人一樣，有條件做個檢查就好了……”徐麗芬后來反復和我說著這句話。

我找不到安慰她的言語，我進梁家村一次都何其之難，她怎么可能有條件去做產檢！

一個月后，我再次重返梁家村，送連體嬰兒回家。

她們術后恢復得很好，可以回家修養，等待找到人工心臟后，進行下一次手術。

目前，真正能夠解決的辦法是心臟移植，要有兩個心臟才能夠救活她們。但那么小的嬰兒做心臟移植，全球也沒有先例。

離開時，我一再交代徐麗芬夫婦，一定要照顧好孩子，等著我下次去接她們。

醫院為她們捐贈了大量奶粉和嬰兒用品，足足拉了一大車。

但沒多久，我就接到了徐麗芬的電話，說孩子感冒發燒了，她們剛送到宣威市人民醫院，怕是不行了。

我一聽急了，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往宣威趕。

等我趕到醫院時，連體姐妹已經搶救無效宣告死亡，看著哭得不成人樣的徐麗芬，我當時真得特別難過。

因為李院長剛剛聯系到德國一家機構，對方愿意無償捐助兩顆人造心臟，價值高達300萬元，只等孩子身體恢復就可以簽署手術協議。

因為通訊不便，這個喜訊我還沒來得及告訴徐麗芬。

我不明白，兩個孩子那么大手術都經歷了，怎么能一場小小的感冒就要了她們的命。

連體嬰兒出現感冒癥狀是在頭一天晚上，鄉衛生院院長得知情況后，去對孩子進行了醫治，當晚狀況有明顯好轉。

次日凌晨5點，整夜未眠的徐麗芬發現孩子呼吸突然急促起來，她意識到病情有反復，于是和丈夫背上孩子出發前往宣威市。

沒有交通工具，夫婦背著孩子一路徒步，從天黑走到天亮，一直走到鄉政府才搭上班車。

緊趕慢趕，直到傍晚才趕到了宣威市人民醫院，孩子在她背上就沒有呼吸。

我聽完更是生氣，真的太大意了，時間就是生命，為什么不請人幫忙送一下，只要開口鄉政府一定會幫忙的。

因為持續跟蹤報道，連體女嬰全國都在關注，阿都鄉也因此上了央視。

徐麗芬委屈巴巴說，之前村里和鄉政府已經幫得夠多，不好意思再麻煩大家了。

冷靜下來我也意識到自己有些過分了。

自從生下連體女嬰，大家的關愛對于徐麗芬是莫大的心理負擔，因為以她的能力，這輩子也還不了這份恩情。

她只是單純不想再欠別人的，這有什么錯？

如果不改變這里的貧窮，還會有無數個嬰兒，會因為一場小小的感冒，而夭折在母親的背上。

我再也沒有勇氣去和連體女嬰告別，含淚離開了醫院。

最后一次和連體嬰兒見面，還是央視《講述》欄目去拍紀錄片時。

我在接受《講述》欄目采訪

記得攝制組錄制完成，我們告別時，兩個孩子忽然大聲啼哭了，我趕緊去抱過來哄。

只見大顆的眼淚從兩姐妹眼角不斷滑下來，我擔心進到耳朵里不好，拿了紙巾小心去蘸，嬰兒皮膚太嫩，不敢擦。

我當時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對著倆姐妹說，你們是舍不得我們對不對？你們倆不要哭，要健健康康長大，等我找到人工心臟，我就來帶你們出去做手術。

別看她們小，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這樣一說，兩姐妹真的不哭了，大大的眼睛就那樣滴溜溜看著我。

那兩雙大眼睛，我一輩子都忘不了。

連體嬰兒的紀錄片直到春節前夕才播出，這部梁家村村民全體參演的片子，他們無緣觀看，因為村里一臺電視機都沒有。

但她們倆的命運卻牽掛著全國人民的心，山東青島的江海鵬輾轉要到我的電話號碼，說想捐點錢給徐麗芬家，讓她能過個好年。

我比誰都清楚，捐錢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她們家的問題。

聽說江海鵬公司是制作衣服的，有8千多員工，大膽建議他有沒有技術難度也不太大的工作崗位，可以提供給梁家村的年輕人。

江海鵬一聽很興奮，說只要梁家村青年愿意去，他舉雙手歡迎，本來他的企業每年都要招上千人。

沒過幾天，江海鵬又打來電話，說過完年就把他的助理派過來，全力配合我。

果然雷厲風行，正月十五都沒到，助理就到了昆明，我也放在手中的事，再次重返梁家村。

一路上我幻想著，我這一去，肯定很多青年爭先恐后都來報名。

我想得真是太簡單了。

剛到鄉里，屁股還沒坐熱，迎面就潑來一瓢冷水。書記說我不務正業，一個記者，怎么搞起勞務輸出，要是出了問題誰負責。

而且聽說我主要招女工，更覺得我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擔心我把這些女孩子給拐賣了。

我只能返回市里，利用記者的身份尋求幫助，跑了兩天終于是拿到了尚方寶劍，可以隨時進山招工了。

然而，令我更想不到的是，更大困難還在后頭。

徐麗芬再見到我，猶如老友重逢，聽說我讓他們去打工，夫妻倆雖然有點害怕，但咬咬牙答應了。

說是要回報我的恩情，我讓他們做什么，他們就做什么。

除了徐麗芬夫婦外，再也沒人愿意跟我們走。

這里的村民非常善良，更是把我當成貴賓，給我去河里抓魚，把過年才舍得吃的火腿拿出來煮給我吃。

然而，一說讓她們出去打工，卻沒一個人愿意。

我也沒法給他們看電視，只能拿著刊發的報紙，一家家去保證，這些報道都是我寫的，我是記者，不是騙子。

每次我走到那里，就有一群人跟著，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說，總之就是不愿意走。

有的說政府會發救濟，人走了就領不到救濟了；有的走了家里的地誰種？還有的說家里養著一頭豬，怎么舍不得……

徐麗芬也極力幫我當說客，動員大家要相信我，說湯記者是好人，不會害大家。

我忽然發現，想讓一個人心甘情愿地背井離鄉去掙錢，是有多么的不容易，他們寧愿窮也不愿意冒險。

她們只是對未知的世界有天然的恐懼。遙遠的大都市，不要說這些十七八歲的女孩，就是她們的父輩，也都沒聽說過。

這里氣候惡劣，沒有土地，沒有資源，不走出去哪有改變命運的機會。

阿都鄉的環境

轉眼間一個星期過去了，除了徐麗芬，沒人愿意跟我們走。

江海鵬得知消息后，雖然他的企業很缺人，經過斟酌，還是決定先把第一批送去他朋友的公司，那是一家知名企業。

我一聽，當然很高興，國內知名企業，鄉里一查都知道，也不怕我騙他們了。

最后我又厚著臉皮請鄉長和我們走村串戶作動員工作，經過一番努力，終于有30個年輕人同意外出務工。

3月8日，婦女節當天，第一批務工青年正式出發，24個女青年都穿上了她們最好的衣服。

她們都是十七八歲的女孩，如果不外出務工，馬上也就結婚生子了。

縣里的領導很重視，專程來送行，給每個人都帶大紅花。鄉長開玩笑說，要授予我“阿都榮譽村民”。

上路了才發現，這個榮譽可真不容易。

大家都是頭一次走出大山，車上的管理就成了一大難題。

隨地亂扔垃圾，在車廂里到處亂竄，廁所使用也得手把手的教，列車途經站點停靠的時候，更怕有人跑下車掉隊。

兩天提心吊膽，終于把大家帶到目的地，走進大廠的工業園區，別說阿都青年，就是我這個見過世面的記者，也是眼前一亮。

工業區里有街道，學校，醫院，廠房和員工宿舍分區而立，宿舍有專門的訪客室和值班室，每間都有獨立的衛生間和晾衣陽臺。

看到水龍頭一扭，水就嘩嘩流出來，還24小時有熱水時，姑娘們忍不住嘖嘖稱贊，眼里也冒出了光。

負責人告訴大家，培訓3個月，包吃包住600塊錢，培訓結束正式上崗的，就拿1200塊崗位底薪加計件工資。

一個月能掙這么多錢，人群一下子就炸鍋了，忍不住竊竊私語起來。看大家如此興奮，我也為之高興。

但很快問題又出現了。

“身份證不能給，聽說這個合同好比是賣身契，不能簽！”不知人群里是誰喊了一句，大家都捂緊了口袋。

我被打了個措手不及，趕緊跟大家解釋什么是“勞動合同”，沒有身份證，合同就簽不了。

簽不了勞動合同，就分不了宿舍，這一晚，我們住進了廠區的賓館。

帶隊的四個人先開了會，一想到那么辛苦說服她們出來，肯定不能再帶回去。

當時電視正在播放著一部戰爭劇，我一下有了靈感。找了他們中的四個團員，讓團員發揮帶頭作用，做好管理工作。

動員工作很有成效，第二天上午，勞動合同順利簽完，大家希望盡快開始培訓，早點掙錢。

徐麗芬夫婦選擇了住夫妻房，夫妻房不免費，每個月要200塊的房租，但房間有衛生間和廚房，可以開火做飯。

昨天還個個鬧著要回家，今天一切都上軌道了，我的心情跟坐過山車一樣，擔心他們不能適應，建議其他帶隊人員多留兩天觀察。

我離開的時候，和大家在食堂告別，每個人都穿著整齊的工裝，看著她們煥然一新的形象。這一路，所有的操心都是值得的。

都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她們沒有機會靠讀書走出大山，我相信行萬里路，也能改變她們的命運。

以后她們結婚生子，一定可以像城里姑娘一樣做產檢了。

回云南前，我轉道青島即墨見了江海鵬，他說一定要當面感謝我，是我幫他還了欠下多年的救命之恩。

江海鵬也是退伍老兵，參加過1979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當時戰爭環境異常嚴峻，他和戰友迷路了。

因敵人在河流水渠里投了毒，5天5夜后，饑渴和緊張已經把他逼到了生存極限，眼前開始出現幻覺。

就在這時，突然看到叢林深處有一間草屋，他們分不清是虛幻還是現實，憑著求生的本能，倆人走近草屋，萬幸是真的。

屋里如果是敵國的百姓，手無縛雞之力的倆人肯定是死路一條，但不進去也是死路一條，只能一橫心走了進去。

倆人進屋后，屋里啥也沒有，連個床鋪都沒有，直到昏暗的角落里，慢悠悠站起來一個老婦人，問有什么事。

姜海鵬一聽對方的口音，大概知道自己回到了中國境內，趕緊說和部隊走散，已經5天沒有吃過任何東西。

說完這句話，兩個人癱倒在地，徹底餓暈了過去。

江海鵬是在雞湯的誘人香味里蘇醒過來的，在這深山老林里，他頭一次吃了雞腸子，青島人是不吃雞腸子的。

吃飽喝足，江海鵬和戰友終于緩過勁來，才得知老婦人宰了唯一的下蛋雞救了他們。

在老婦人的指引下，江海鵬順利找到了部隊。他心中暗暗發誓，等戰爭結束后，一定要回去找老婦人，好好感謝她的救命之恩。

然而，戰爭結束后，江海鵬晉升為營長，部隊工作很忙，直到退役后才閑下來。

他第一時間來到云南文山，想憑著記憶去尋找那處草屋，可惜卻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了。

這些年他老是想起老婦人，心里總覺得是云南婦女救了自己的命，這個恩情得還。

沒想到這么多年過去，竟然會從兩個連體嬰兒開始。為了讓阿都的女孩能長期順利走出大山，

江海鵬決定在阿都鄉設立培訓站，免費提供制衣設備10臺，派專人指導授課。

即墨市有上千家輕紡企業，輕紡企業的員工需求量多大20多萬。

江海鵬的愛心也感染了多家企業，很短的時間里，即墨市的企業紛紛走進云南大山，扶貧幫困。

都說，種善因，得善果。估計誰也不會想到，深山老婦人的一個善舉，竟然會在若干年后，在云南另外一群女孩身上結出善果。

一年后，春節剛過完，我就接到徐麗芬的電話，他們夫妻休探親假回家過年了，回青島時特別要來昆明看我。

初春剛下過雨，特別冷，夫妻倆大包小包正在公交車站等著我，我看徐麗芬凍得鼻涕都流老長，有些埋怨她怎么不多穿點。

她笑著說自己不冷，這次是代表大家來看望我的，她們都很好，讓我放心。

夫妻倆不僅給我帶了老家的火腿，還有一套大紅色的保暖內衣。

我看她冷成那個樣子，讓她趕緊先把保暖內衣穿上，她死活不肯，說這是夫妻倆的心意，讓我無論如何要收下。

那是一套價值480元的保暖內衣，我不知道夫妻倆這一年是如何省吃儉用，才舍得買下這份近乎奢侈的禮物。

記得連體嬰兒剛出手術室時，徐麗芬曾和我說過，她做過一個夢，夢見兩姐妹從大山上跑下來，說要幫她收包谷，那是她夢寐以求的生活。

此刻，她正勇敢坐上公交，迎著都市的寒風，去孕育新的生活。

也挺好。

我曾問過湯布萊，做記者寫好連體女嬰的報道就行，為什么想要把其他女孩給帶出來。

她說，不帶出來，她們就和徐麗芬一樣，十八歲結婚生子，祖祖輩輩靠天吃飯，靠命生娃。

貧困不僅指的是沒有錢，也指缺乏教育和信息的狀態，這是湯布萊走進梁家村最大的感想。

這里沒有土地，也沒有資源，氣候又惡劣，留下根本不可能有出頭之日，她們連基本生存都保障不了，何來生育保障。

對于她們來說，“努力”從那里擺脫出來難度是非常高，她們那么的純樸和善良，卻因為出生過著常人無法想象的生活。

所以每個走進大山的人，只要有能力，都會天然想要幫幫她們。這是文明的力量。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羅伯特劉 二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