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1911年10月12日，孫中山在美國丹佛市一家餐館吃午飯，順手買了一張報紙翻閱，卻看到一條驚人的消息：“武昌為革命黨占領”！他便動身回國，直到12月25日才....

1911年10月12日，孫中山在美國丹佛市一家餐館吃午飯，順手買了一張報紙翻閱，卻看到一條驚人的消息：“武昌為革命黨占領”！他便動身回國，直到12月25日才到達上海。29日，他就被17省代表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在革命隊伍中享有崇高威望，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也是眾望所歸。但辛亥革命發生時人還在美國，怎么說辛亥革命是他領導的呢？

通常人們說到“辛亥革命”，指的是從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到1912年2月12日宣統皇帝溥儀下詔退位之間4個月的革命運動。但是，這樣的界定很明顯是有缺陷的。第一，把辛亥革命的起點定在武昌首義之日，排除了“驅除韃虜”的革命目標的由來。很多學者認為，應該把孫中山于1894年11月24日成立興中會看作是辛亥革命的開端，因為興中會章程不僅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更明確提出了“驅除韃虜，建立民國”的革命綱領（孫中山在《建國方略》第八章中說是1885年中法戰爭之后他“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但實際上1894年6月，他還在赴天津上書李鴻章，表明他當時還沒有打算革命，而是在上書被拒之后才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二，到清帝退位時也可以說辛亥革命已經取得成功，革命就應該“結束”了，但孫中山說“革命尚未成功”這一點也得到了公認，如果以孫中山這一判斷來界定，應當到孫中山領導“二次革命”之前宋教仁被刺事件為止。宋教仁被刺事件是袁世凱徹底破壞“民國”制度的標志，由此引發了“二次革命”。既然“二次革命”是“二次”革命，革命的對象也已經變了，“一次”革命當然就是辛亥革命。

很明顯，從界定辛亥革命的起始時間來看，講辛亥革命，孫中山是無論如何繞不過去的。他不僅是革命的靈魂，而且他是革命的實際領導者。概括來說，孫中山對辛亥革命的貢獻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孫中山提出了革命理論和革命綱領，對辛亥革命實行了思想政治領導。

孫中山為辛亥革命制定了革命綱領和革命理論，他提出的“振興中華”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和“三民主義”理論，是辛亥革命的基本理論、基本綱領。以學者唐德剛之見，孫中山“驅除韃虜”的口號把大清帝國之內一切罪惡，都派給韃虜去承擔，打擊面縮小，抵抗力也減少。在一般人心目中，一旦韃虜驅除，中華恢復，則其它一切枝節問題似乎均可迎刃而解。[參閱唐德剛《民國前十年》一書，臺灣遠流出版公司。]“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的確是一個極富于政治智慧的口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關鍵。

孫中山對革命思想的宣傳是值得特別關注的。首先，孫中山善于通過發表演說來宣傳革命思想，這是中國政治史上創新性的政治活動方式。在西方政治運作方式中，發表演說是政治人物聯系和動員群眾極為重要的途徑。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多在國外進行，因此他也頗為依賴演說這一方式。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一書中曾經說過：“在歷史上推動最偉大的宗教運動和政治運動的力量，從遠古時候起，一直是說話的神奇力量，而且也僅僅是說話的神奇力量。只有靠說話的力量才能打動廣大的人民群眾。所有偉大的運動都是人民運動，都是人類熱情和感情的火山迸發，它們不是由殘酷的窮困女神就是由投在群眾中的語言的火把所觸發的。”[轉引自美國威廉·夏伊勒著，董樂山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頁。 ]孫中山的演講是有這樣的效果的，毛澤東也曾說過：“我聽過他多次講演，感到他有一種宏偉的氣魄。”[《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755頁。 ]學者唐德剛在他的《民國前十年》一書中特別描述了孫中山1905年8月13日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上的演說，稱之為“孫中山第一次以現代政治家姿態向廣大而熱情的政治群眾發表了政治講演”。當時，他穿一身白色嗶嘰西服，頭戴白色禮帽，風度翩翩，口若懸河，把那些留學生聽得如癡如醉。按照唐德剛的說法，孫中山此次演講一炮而紅，此次演講后第7天即8月20日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孫中山當選為總理，“孫文在中國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從此確立了”。

其次是借助媒體傳播革命思想。現代政治思想家、政治活動家通常都是文筆優良的政論家。孫中山在倫敦被捕出獄后馬上就用英文寫了一篇《倫敦蒙難記》，在英國報紙上發表，生動的描述、深刻的分析議論，引起了全世界范圍的強烈反響。當然，孫中山知識豐富、思想深刻，這是孫中山演講和寫文章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許多學者認為，孫中山是現代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具有世界眼光、能夠深刻了解世界發展潮流的政治思想家，因而他的三民主義理論、建國方略等等，都具有強大而又長遠的影響力和號召力。

孫中山制造革命輿論也得到了他人的幫助。幫助最大、配合最得力的恰恰是清朝政府。一個典型事例是孫中山倫敦蒙難。清政府本來是要扼殺革命者孫中山的，卻通過這一事件把孫中山造就成為世界級的革命家。這件事從清政府角度看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教訓。本來對方力量并不大、不值得一提，但清政府偏偏要大張旗鼓地“提”他，結果等于是幫他造勢、炒作，最后竟然弄成為一定程度上和清政府平起平坐的對手。同時，清政府內政外交越來越失敗，不斷地把人民一步一步推到它的對立面，支持它的人也不斷地被分化出來，革命也可以說是清政府自己制造出來的。1911年“皇族內閣”出籠，導致本來并不接受民主共和的立憲派轉而支持和參與革命，部分省區的立憲派代表人物通過諮議局或勸說巡撫宣布獨立，或徑自宣布獨立，這是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這些人士參與革命，本身也是革命黨影響的結果。包括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派人士發動與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人士的論戰，對革命理論、革命思想的傳播也起到了作用。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也得到了許多國家政府和民間的支持，包括日本、法國、俄蘇等等國政府給了孫中山很多幫助，雖然他們基本上是別有用心的。甚至“革命”這個詞還是日本人提供的。雖然古漢語早有“革命”一詞，但現代意義的革命概念是從日本迻譯過來的。1895年，孫中山在香港策劃第一次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后逃亡日本，他們在當年11月10日到達神戶，一上岸就看到當地日文報紙上大標題赫然寫著清政府通緝“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孫中山說：好！以后我們就說革命，不再說造反。從此，中國有了“革命”的說法。最后，孫中山親自領導和參與革命運動，對于擴大革命影響、推動革命形勢逐步成熟，本身也是極為重要的宣傳，尤其是孫中山作為一個愈挫愈奮、百折不回的革命家，他的堅持本身也形成了極大影響力。

第二，孫中山建立了革命政黨，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來源于孫中山的政治動員，他也是辛亥革命的組織領導者。

在參加辛亥革命的基本隊伍中，開始主要是華僑和留學生，武昌起義時則主要依靠的是由留學生領導的新軍。孫中山組織革命隊伍，一是親自直接動員，二是通過革命政黨來進行組織，三是通過革命思想的傳播和影響力號召革命者參加革命。動員華僑參加革命，是孫中山直接動員組織革命隊伍的典型事例。孫中山曾經稱“華僑是革命之母”。在中華民國成立前近20年的革命生涯中，孫中山基本上是與留學生和華僑相處中度過的。他曾12次流亡日本，43次來往于東南亞，4次到美國，4次奔波于歐洲。其中，他在日本就生活了6年之久，把日本作為革命大本營和自己的“第二故鄉”。到1905年同盟會成立以前，各地興中會會員約有300人，其中海外華僑就占219人。在孫中山的動員和組織之下，華僑從經濟上支援了革命。孫中山的胞兄孫眉先后資助革命的經費共約75萬美元左右，以至于他后來破產，母親去世時都無力治喪。孫中山領導的十次起義，相當多數靠的是華僑捐獻。通過建立興中會、同盟會等革命政黨組織，孫中山把許多華僑和留學生拉進了革命隊伍。同盟會領導的黃花崗起義是孫中山直接領導革命運動的高潮。所謂“黃花崗72烈士”，實際上是86位烈士，其中有31位華僑，8位歸國留學生。最有名的烈士之一是歸國留日學生林覺民，他在參加黃花崗起義失敗后被捕，就義前給妻子陳意映寫了一封十分感人的《與妻書》。按照唐德剛《民國前十年》一書的看法，黃花崗犧牲的烈士每個人都是將相之才，卻被當作沖鋒陷陣的小卒犧牲了。一旦集體犧牲，則同盟會之精英斫喪殆盡；但是他們之死，激發了我們民族的良心，也使清廷惡政瀕臨崩潰的邊緣。

參加武昌首義的革命力量不是孫中山直接組織起來的，但是在孫中山動員下參加革命的。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說：“數十年來，中國已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知識分子群和青年學生群……他們有很大的革命性。他們或多或少地有了資本主義的科學知識，富于政治感覺，他們在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中常常起著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學生運動，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運動，就是顯明的例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頁。]毛澤東所說的“辛亥革命前的留學生運動”，指的是留學生的革命運動，追根溯源，就是從孫中山開始的，是孫中山在華人華僑和留學生中不斷宣傳革命，才使他們百川歸海、投身革命。留學生運動最有影響的是留日學生運動。1905年8月20日，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即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1906年，中國留日學生大約2萬人，其中湖北達1360人。留日學生回國以后，在國內各地發動學生、新軍、會黨，組織了各種革命團體。發動武昌起義的“共進會”于1907年成立于東京，其動議人本來是同盟會的“庶務”（相當于秘書長）劉揆一。武昌起義以后，各省軍政府的都督、部長以至各級官員也有不少是留日學生。有個有趣的例子，具體領導武昌起義的共進會軍事部長叫孫葆仁，是起義軍參謀長，為借孫中山擴大影響，他改名為“孫武”，號稱是“孫文”之弟，字從孫中山的“逸仙”推衍為“遙仙”，并大肆宣傳“革命成功后孫中山將成為大總統”，當時社會上很多都信奉孫中山，所以加入起義軍的人越來越多，湖北新軍1萬5千多人中1/3的人加入了共進會。【吳玉章：《武昌起義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00頁，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這就是雖然孫中山沒有直接領導武昌起義、卻能夠高票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原因。

第三，孫中山及其領導的革命黨十次發動武裝起義，帶來了革命大勢的形成。

孫中山在《建國方略》第八章解釋武昌起義成功的原因時說：武昌起義之所以能夠成功，“不在武漢之一著，而在各省之響應也。吾黨之士皆能見及此，故不約而同，各自為戰，不數月而十五省皆光復矣。”[《孫中山文集》，北京：團結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67頁。]革命黨在武昌首義之后分別在各地組織隊伍發動了起義，這種“各省響應”的功勞當然首先也是孫中山的。事實上，孫中山之所以一再舉行那種規模很小、不可能達到奪取全國政權目的的起義，是因為孫中山認為，清政府對全國的統治已經十分脆弱，一個地方的小規模起義就可能成為推動大清王朝的一塊多米諾骨牌。第九次起義失敗后，他安慰革命同志說：“一敗何足餒？吾曩昔之失敗，幾為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后，只慮之無計劃、無勇氣耳！”[《孫中山文集》，北京：團結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65頁。]黃花崗起義失敗后，孫中山說：“事雖不成，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孫中山文集》，北京：團結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65頁。]武昌起義也是其中一塊多米諾骨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