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耶魯大學榮譽教授史景遷12月26日在美國康涅狄格州去世，享年85歲。他不僅是當代美國最著名的中國歷史學家之一，在國內學術界也廣為人熟知，中國讀者非常喜歡他那些文筆生動的史學著作，稱他為“最會講故事的”漢學家。

這本《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以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觀察西方人如何想象觀察中國的歷程，從蒙元時期的魯伯克修士、馬可波羅，一直到當代的尼克松、基辛格。閱讀這本書，大家會發現原來換一個角度和立場看中國，也能看出門道。

在13世紀馬可波羅的筆下，當時是可汗統治著這個傳說中的國度。而在哥倫布的心中，可汗一直是中國的統治者，這是這本書取名《大汗之國》的原因。換個角度看，毛主席的詞《沁園春·雪》中提到的五位歷史上了不起的帝王，就有兩位是大汗，唐太宗被各族人民尊稱為“天可汗”，更不用說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了。所以，用“大汗之國”來稱呼中國也是合適的，不同文化的互動和交流，能產生更為奇妙的化學反應，開拓我們的眼界，啟迪我們的思維。

馬可波羅：哥倫布大航海的動力源

說到早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就跳不開馬可波羅，中國人熟知的就是《馬可波羅游記》。說起來，稱馬可波羅是歐洲地理大發現的推動者之一也不為過——哥倫布就是《馬可波羅游記》的一位早期讀者，他深受書中感官描寫的震撼，也強烈感受到了其中隱藏的商機。

作者認為，哥倫布展開1492年的探險前，想必已熟知該書內容。他1496年返鄉后，訂購了該書，并且或在當時或日后，于書頁空白處下了近百個眉批。這些眉批主要以拉丁文寫成，間雜以西班牙文，顯示了最吸引哥倫布注意的段落。他對波羅有一次提到，主人死后火焚家仆及女眷做陪葬的習俗深感震驚；在一段描述藏人婚俗的段落旁，哥倫布記道：“他們只要已有性經驗的妻子。”對于波羅討論“江都”（Cayndu）人的部分，哥倫布也對其習俗感受深刻，他記道：“男人將妻女奉獻給旅行家。”他還特別注意到了暗殺隊伍的感官樂園，關于奇跡及獨角獸的討論，以及長老約翰（傳說中世紀在東方建立基督國家的國王）家宅的坐落處。

哥倫布真正的意圖還是在貿易經商，以及其中隱藏的危險和機會。因此只要波羅提到黃金、白銀、純絲買賣、香料、瓷器等事，哥倫布就會做記號。哥倫布特別對幾個看來頗有潛力的中國城市做了記號，其中包括揚州和杭州，并對它們的通商機會做了些評論，不過他只對一個城市寫下“商機無限”這幾個字，這個城市正是“汗八里”（Cambalu），也就元朝的大都，今天的北京。哥倫布率領船隊航海，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尋找馬可波羅書中描述的那個特別適合貿易的神秘中國，只不過陰差陽錯，開啟了另一段大航海時代波瀾壯闊的歷史。

作者分析，《馬可波羅游記》中的古代中國有著仁厚的獨裁統治，幅員遼闊，禮儀繁冗，貿易繁榮，高度都市化，商業往來獨出心裁，作戰方式落后。他肯定了該書對于中國的生動描述和對西方讀者產生的深遠影響。但是，他也從一個學者的角度，提出了質疑——《馬可波羅游記》中對中國的記載是真是假至今仍是個謎，“不僅模糊，而且問題百出”。認為書中摻雜了待證實的事實、信手得來的資料、夸大的說法、虛偽的言辭、口耳相傳的故事以及不少全然的虛構。

舉例來說，，一般認為馬可波羅是在1275年到達中國的。在《馬可波羅游記》中有一段關于忽必烈圍攻襄陽的記載，根據其他更可信的史料記載，襄陽圍攻戰于1273年便結束了。但作者發現，現存有些版本的《馬可波羅游記》書中有關于馬可波羅及其父親、叔叔都在襄陽圍攻現場的記述。在一份早期手稿中，這段記述中并沒有提到馬可波羅，這說明后人在編輯此書時，可能刻意將馬可波羅的名字加入，以使故事更加生動。這個問題足以使讀者對《馬可波羅游記》中關于中國的描述的真實性產生懷疑。

不過，盡管《馬可波羅游記》中關于中國的描述可能存在不實或夸大的部分，但是它對西方人和世界歷史的影響卻是真的。史景遷說：“一個國家之所以偉大，條件之一就是能吸引別人，又能持久地保持這種吸引力”。中國的這種能力是顯而易見的，幾個世紀以來，中國對西方的吸引力從未完全消失過。

利瑪竇：他的著述強烈地吸引著西方人

16世紀末，歐洲擴張主義日漸興起的同時，因宗教革命影響力受到打擊的天主教開始將目光投向東方。而晚明的隆慶年間，政府對海禁的開放也給了西方的精英人士進入中國的機會機會。

1582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到澳門，學會中文后1583年進入中國。他先后住在廣東、南京，于1610年在北京病逝。他在中國文化、語言、社會方面的造詣，西方人無出其右。

來中國不到一年，他就發現要讓中國人歸信基督，就必須向中國精英證明西方文化的確有其優越性。他便制作了一份帶有注解的世界地圖，以顯示西方在地理學和天文學上的造詣；寫了一本談論友誼的書，以強調西方人對人際關系的重視；編了一本討論記憶的手冊，好讓中國人知道，西方人對知識的組織能力；并在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通譯協助下，翻譯了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前幾章。他還精心安排了一系列宗教討論會，企圖透過一位天主教神父和一位中國學者之間的對話，彰顯西方宗教傳統的優越性以及西方宗教在邏輯與信仰之間尋得平衡的本質。

利瑪竇筆下的中國形象相當討喜。談到孔子時，利瑪竇說“：如果仔細檢驗他留傳下的言行，我們必須承認，他是異教徒哲學家，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還看出，雖然名義上皇帝是國家統治者，實質事務卻是由經過考試制度拔擢的文官系統掌控，日常生活則由復雜的風俗習慣所規范，如此，社會和諧才得維持。

而且，勞工大眾各知其位，年輕人的婚姻均由父母妥為安排，纏足習俗使婦女安分地守在家中。此外，年輕人必須花費大量時間研讀艱澀的中文，自然減少了他們變得“放蕩不羈”的機會。而中國對外國人的不信任，也可以解釋為對國家安全的顧慮，以及新來者和商人對中國人慣習的方式造成沖擊所致。即使飲酒時，中國人也相當節制，宿醉根本聞所未聞。

不過，雖然利瑪竇正面肯定了中國人的道德觀及日常生活，但對于中國人排斥基督教的情形卻感到心痛，他認為，這個現象主要由幾個因素造成：第一就是佛教在中國扮演主導角色，他認為佛教僅是原始迷信，由未受教育、不道德的僧侶把持。第二中國人不相信有科學依據的天文學，反而深信占星術，并且讓占星術主導他們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決定。另一個原因是祖先崇拜。他認為，中國人祭祖是基于對亡者的悼念，而非冀望獲得好處的宗教性祈求，這點特質在祭孔儀式中也同樣存在。

為了合適又準確地翻譯基督教一神概念的神（God），利瑪竇采取了極富機智而又允執厥中的立場。他認為中國字的“上帝”，意思接近“全能主宰”或“最高統治者”，因此相當適用。他將GOD翻譯為中國文化中的“上帝”，以便令中國人的祭祖和基督教聯系起來。為了有所區別，后來又創造了一個新詞“天主”。

利瑪竇很少批評中國人，他認為科學曾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大優勢，只是沒有充分加以發展。中國人“缺乏邏輯法則的概念”“對他們而言，倫理學只是一串箴言與推理。”利瑪竇唯一嚴厲批評中國人之處，就是中國男人中太多人從事雞奸行為。他曾在北京街上見到過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男妓。

因為在傳教事業上的成功，當時的西方各界都非常重視利瑪竇對中國的描述。相對于在宗教革命后四分五裂的歐洲，利瑪竇描述的中國是一幅遼闊、統一而有秩序的強盛大國，對中國的考試制度、日常風俗、道德習慣，利瑪竇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的著述自然引起后世西方人對中國的強烈向往。

馬戛爾尼：對中國的態度充滿矛盾

中國與西方世界的交流，從1644年明朝滅亡后開始有了實質性的變化。清政府放寬了外交政策，允許西方使節進入北京。乾隆時期馬爾戛尼勛爵率英國使團訪問中國的這段歷史，由于被歷史課本收錄而為我們所熟知。在我們的印象中，英國人抱著交往的誠意而來，由于乾隆皇帝的傲慢自大，在英國使節朝見皇帝時要不要下跪這個細節上較真，導致我們錯失了了解外部世界，強大自身的機會。

那么，西方人又是怎樣看待這次中西之間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接觸的呢？史景遷的描述讓我們大開眼界。

馬戛爾尼使團是1793年8月抵達中國的。剛到中國的時候，他站在船上，觀看人們卸下他帶來的禮物、行李時，他發現“中國水手非常強壯，事情做得也很好，不停地唱歌吆喝，但是井然有序，規規矩矩，同時聰明又認真，每個人似乎都了解自己分內的工作，也都恪盡職守”。中國婦女看來也健康有活力：她們行動敏捷，使我們誤以為她們未曾纏足。這些婦女都飽經風霜，但是并不難看，她們將粗黑的頭發編成辮子，以簪子固定在頭頂。四處可見兒童，身上幾乎一絲不掛。

馬戛爾尼代表喬治三世帶了許多禮物送給乾隆，其中包括望遠鏡、天象儀、地球儀等等，還有一輛馬車，他希望從乾隆處獲得取消對廣東及當地一小群有照中國商人的貿易限制，對英國人增開新的港口，長期關稅協定，在北京設立永久英國領事館等優惠。

但是馬戛爾尼作為大英帝國代表，自視為英國尊嚴的擁護者，在某些地方，特別是他認為像叩頭這種有辱國格的事情上，他比較抗拒。所以在他的報告中，有很大篇幅都是敘述他如何和漢人與滿人官員就叩頭問題周旋，直到獲得合理的安排。

這個問題糾纏了幾個星期才獲得解決，馬戛爾尼同意單膝下跪并鞠個躬——清朝官員要他雙膝下跪——雙方并同意，親吻皇帝的手這一環可以省略。

馬戛爾尼終于見到八十三歲的乾隆，呈獻上禮物，正式提出改善貿易待遇的要求，但是得到的答案卻不痛不癢。他在日記中這么描述乾隆皇帝的形象：“他的舉止有威嚴，但和藹可親，甚至紆尊降貴，對我們的接待也非常慷慨，令人滿意。他是位慈祥的年長紳士，仍然健康有活力，看起來不像是超過六十歲的人。”

盡管日記中充滿了對中國正面的評價，在出使接近尾聲時，馬戛爾尼的感覺卻是精疲力竭，甚至到了反感的地步。他發現，自己對中國生活及社會習俗的一片赤誠，一點也不受中國人欣賞，反而被懷疑為“暗中搞鬼”。

馬戛爾尼向一名清朝大臣表示，自己對某些中國歷史頗有研究，這位大臣“只驚異于我的好奇心，卻不對我的知識有任何尊敬”。中國人并宣稱，英國人所汲汲營營追求的中國知識，“跟他們無關，對我們無用”。

作者認為，馬戛爾尼的外交任務，幾乎到了脫離現實的地步，這點正好折射出十八世紀歐洲人對中國所抱持的主流態度。他以當時流行于歐洲的“中國風”為比喻，這種風格模仿中國文化，形似卻未必能得其神。

在西方世界，民眾對中國的情感有幾種成分：“三分獵奇、三分輕蔑、三分憐憫，還有一份‘非我族類’的敵意”。“獵奇”是因為淵源流長的中國對他們來說具有太強的神秘色彩，而“輕蔑”代表著西方人自大自我的特點，“憐憫”，不難理解，當西方列強開始侵略中國時，中國便被迫簽下不平等條約。

總結

宋代大詩人蘇軾的詩里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看風景是這樣，了解一個國家、一種文化也應該有一種“旁觀者清”的視角。正如清代大學者王國維所說的，要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中國有著數千年不間斷的文明，其中浩如煙海的史書是最重要的基石。只是，以一個中國人的眼光、中國人的思維和文化背景研究歷史，終不免有“只在此山中”的狹隘。史景遷的這本《大汗之國》正好可以當成一個跳出中國看中國的范本，由于有過專業的史學研究訓練，史景遷駕馭史料的功力非常深厚——從馬可波羅對元朝中國的看法，到利瑪竇對明代中國的看法，再到馬爾戛尼對清代中國的看法，他都能從獨到的視角歸納主題，再進行鞭辟入里的分析，每次看到一個結論及分析，我們都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這個問題原來還可以這樣看，而且他說得也蠻有道理的。另外，這本書有著史景遷一貫的溫度，在學術著作和通俗閱讀之間把握著微妙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