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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肆虐時，需要救治的重疾患者遭遇沖擊，醫療資源擠兌下，生存希望愈發渺茫。荊州人楊世祥的妻子和女兒，在新冠爆發的同時，罹患重度肝病，他左右支絀，終于失去妻子。喪偶的楊世祥，沒有來得及收拾心情，又要面對女兒的危急病情。

疫情剛開始蔓延時，楊世祥的妻子因肝腹水住進了荊州市公安縣醫院。楊世祥決心瞞著妻子，沖進風暴中的武漢去看病重的女兒。

獨自搭了4小時大巴車，楊世祥進了武漢。

那是2020年1月份的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通道里到處是人。一些看起來病重的病人躺在地上。門診大樓用圍欄圍了起來。路過這些病人和圍欄，楊世祥急匆匆往住院部趕。

住院部門口，人隊排出去一公里長——特殊時期，每個進住院樓的人都要登記、測體溫。隊伍里，很多人戴了口罩，戴兩層的人也不是個例。樓內，醫生護士行色匆匆，不時有護士語氣緊張，急促地喊叫著“快點”之類的話。1個月前，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后來，引發此肺炎的病毒正式被世衛組織命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及至2020年1月16日，武漢市區已經累計報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41例，重癥5例，死亡2例。

楊世祥顧不上這些。在那個陰冷的冬天，肝病在他的四口之家蔓延。先是罹患肝癌兩年的妻子生了肝腹水，女兒楊盈也在母親查出肝腹水半個月后，確診了肝硬化伴惡性腫瘤。在當地醫生的建議下，楊盈從老家趕往醫療條件更好的武漢市區治療。

女兒患病的消息，楊世祥瞞著妻子，因此，當女兒楊盈由弟弟和其他親戚陪同到武漢求醫的時候，楊世祥留在荊州公安縣的醫院看顧妻子。妻子問起孩子們的狀況，楊世祥沒敢說實話，說了個不縝密的謊言——孩子們找朋友玩去了。

武漢的醫生，有建議楊盈肝移植的，也有說可以切除腫瘤的。在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醫生打了一個比方，有肝硬化，就好像是一塊很貧瘠的土壤，不會長出太好的植物，切除腫瘤之后復發概率很高，最好還是做移植。

“小姑娘你自己能做決定嗎？”醫生問楊盈。

父母不在身邊，楊盈自己拍了板，當天下午就辦了住院手續。她運氣好，占到了病房里最后一個床位。

楊世祥趕到病床旁時，楊盈已經做完了延緩腫瘤生長的肝臟介入手術，下一步就是等待肝源移植。

1月20日晚，鐘南山明確表示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存在人傳人現象，人們開始警惕疫情。1月23日凌晨兩點，武漢市政府緊急發布了一號封城令，決定當天上午10點起開始交通封城，市區將停運大部分交通，出武漢通道也會同時關閉。新聞傳到楊家的家庭群里，親人們一下亂了套。

在新冠病毒面前，楊盈的肝移植手術只能先讓步。慌亂中，家里的大人們決議：無論如何，不能讓楊盈和看顧她的弟弟困在感染風險極高的武漢的醫院里。

當即，楊世祥的外甥開著車一路飛馳到武漢接人。在距離中南醫院10公里處一家賓館短暫歇腳時，他發現賓館里已經沒有一個客人，賓館停車場也空空蕩蕩——許多住客凌晨聽到封城的消息，已經連夜離開了。武漢市區的街旁站滿了攔車出城的市民，由于無法知曉病毒是否已經潛伏于某些乘客的體內，一些網約車車主為了安全起見停止出車，當時的武漢，出租車、網約車已是一車難求。

封城令一出，楊盈所在的中南醫院開始清退住院病人，這家醫院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第一批被指定為新型冠狀病毒定點收治醫院，前一天剛剛成功用ECMO技術成功救治一位新型冠狀病毒患者。當時人們對病毒了解甚少，這條新聞相當于在荒山上耗費大量人力物力開辟了一條小路，大量媒體關注并報道了這個康復病例的治療方式和原理。

疫情當前，作為定點醫院，大量的資源，都得騰挪給新冠肺炎病人。病情穩定的病人盡量都安排出院回家。尤其是ICU病房要騰給新冠肺炎病人使用。消息在病房迅速擴散，楊盈的病友還聽說，醫院里已經有醫護人員感染，可見疫情之嚴重。

9點30分，楊盈還有兩瓶點滴沒打完。護士來催，“快點，10點之前快點走、快點走”，家庭群里親戚們也在催。沒辦法，楊盈自己把輸液器的出液速度調到最快，藥水直往下流，她的血管鼓起來，手臂隨后也開始脹疼。10分鐘，藥水滴完了半瓶還多。到9點40多，最后一瓶藥水還剩一點，楊盈怕趕不及，直接拔了針頭，連出院手續都沒辦，拉著弟弟坐上表弟的車，一路狂飆出城。

到村里的家已經是下午。多日之后，楊盈輸液的那只手還是淤青一片。

歸家次日就是除夕。楊世祥的妻子羅艷也從醫院回了家。下午5點，一家四口團聚在家中，圍坐吃年夜飯。

作為家里的女主人，羅艷精神不錯，早上就張羅著做年夜飯，做了紅燒肉、煎了鯽魚。女兒楊盈也幫著做了幾道菜。雖是團圓，卻有一絲對未來迷茫的氣息隱隱彌漫在楊家屋內。

這是楊世祥一家人最心神不寧的一頓年夜飯。

羅艷此時已經知道了女兒患病的事。雖然一直被瞞著不讓知道女兒生病的消息，羅艷還是覺察到楊世祥的反常。原本對她看顧仔細的丈夫，這趟她住院，卻總是隔一會兒就出去打一通長長的電話，還有一次消失了大半天，看不到人，也聯系不上。人回來了，問他做什么去了，也支支吾吾說不清楚。她質問丈夫：“是不是因為我身體不好，你對我不好了，不管我了。”楊世祥只是否認，也不交代反常的原因。

還是兒子在電話里說漏了嘴，他說姐姐做了個檢查，“針從大腿動脈插進去的”那種。羅艷怔住了，她猜到是什么，同樣操作的手術，她檢查出肝癌的時候也做過，就是延緩肝癌擴散的肝介入手術。那天她哭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她拉過丈夫楊世祥的手說：你一定要把我們的女兒治好。

一家人里，楊世祥的心情應該是最復雜的。他祈禱妻子能好好治療，無論如何要撐過5年，他聽說，癌癥有個5年生存期的說法，撐過了5年，就算治得挺好；他希望疫情盡早過去，女兒能盡早回武漢做移植手術，趕在病情往更壞的方向發展之前。還有攏共60萬元的手術費用——對楊家來說這是一筆巨款，僅憑自家財力無法支付——這筆款項也要盡快想辦法湊到。

他的心愿太多了，但每一個都必須實現，一家人才能穩穩度過難關平安落地。前路遍布沼澤，艱苦尚未可知。但那是和家人圍坐團聚的除夕夜，楊世祥對未來抱著希望，覺得只要人還在，他就能就能咬牙把這個家撐住。

接下來幾天，妻子羅艷在家時狀態時好時壞。楊世祥盼著天晴，打算過完年就帶妻子回醫院。年初五，楊世祥不想再拖，吃過早飯就帶著妻子出村，想著至少要讓妻子住進縣醫院。兩個孩子因為從武漢回村后咳嗽和低燒，去了鎮上親戚家的空房子里隔離，就沒有跟著。

楊世祥騎著摩托車，裝衣物的大包用皮帶綁好固定在后座，妻子就坐在他和包中間，出發了。由于疫情緣故，村口已經封路，收割機橫擋著出入口。遇到關卡，夫妻倆只能推著摩托車繞過去。

楊世祥推著摩托沿路邊河堤慢慢下坡，繞過收割機，再推車上坡。妻子生著病，虛弱的身子幫不上太多忙，就跟在楊世祥身后扶著摩托。河堤濕滑，推起來很費力。一路上這樣過了六、七個關卡，從村里到縣里的60多公里路，以前只用走1個半小時，這次走著繞著，花了4個小時。到了縣城，楊世祥的妻子住進了公安縣中醫院。

在公安縣中醫院住了沒幾天，羅艷的病情加重了。楊世祥很急，正月十三那天，他拿著片子坐公交車上荊州市區找妻子原來的主治醫生商討對策。醫生回復，就目前病情來看，可能要花上10萬元效果還不一定好。楊世祥說，錢不是障礙，有一線希望都治。但醫生還是搖頭，特殊時期，人就算住進來了，可能也得不到理想的治療，可能不會比在公安縣好多少。楊世祥無功而返。

公安縣中醫院里的情況也不樂觀。病房緊張，肝臟病人們被轉移到了康復科病房，一些治療儀器因為換了病房也不方便用。楊世祥的妻子每天輸液補鉀，身體脹得難受。一次和女兒視頻聊天，女兒看到她的媽媽面容發黃、臉都凹了下去，剛說完：“媽媽你怎么瘦了那么多。”就哭了。妻子也跟著哭。楊世祥不忍看，出了病房。之后的幾天，楊世祥都把控著手機，不敢讓母女倆視頻。

妻子確實迅速萎靡了下去，體重迅速從110斤瘦到90多斤，大小便都需要楊世祥扶著，東西吃了就吐，每天都昏昏沉沉。楊世祥心里急得不行，期盼著疫情趕快好轉，他要馬上帶妻子去大醫院。2月底，醫生讓楊世祥做好心理準備，并建議讓羅艷出院。楊世祥不甘心，過去的一個月，他每天都在留意能轉到大醫院治療的消息，卻每天沒有消息。他開始想，人太渺小了，面對命運和不幸完全無能為力。

妻子也吵著要回家，怎么勸阻都不聽。3月6日那天，楊世祥終于拗不過妻子，同意出院回家。醫生說，可能她堅持不了兩天了。

回到家的第一天，妻子的精神頭好了些。白天鄰居過來看她，和她聊天解悶。可當天晚上，妻子就不舒服了，折騰了一夜沒睡，不時念叨女兒和兒子，還叮楊世祥囑“一定要把女兒治好”。老實的楊世祥還和以前一樣，點頭說知道。

7日上午，妻子昏迷了，慢慢“睡”了過去。來家探病的人里，一位有經驗的長輩說，她走了。

妻子去世一個小時后，楊世祥見到了趕回家的女兒和兒子。聽說媽媽臨時決定出院回村，3月6號，楊盈姐弟就著手辦理通行證回家，一個村里的接收證和鎮上的放行證明，忙活了一整天。進屋后，姐弟倆才知道媽媽“去了”，他們跪在媽媽的床榻前淚流不止，久久不肯起來。

楊世祥傷心欲絕。

早年，他與妻子一起在廣東中山打工時，妻子檢查出來罹患了肝病。從2017年起，輾轉治療，楊世祥已經花掉了20多萬積蓄且負債累累。結果還是沒能救活妻子。妻子的離去，讓楊世祥覺得女兒的病情不能等疫情過去。

外部世界，疫情依然步步緊逼。武漢方面，醫療資源疲于應付不斷新增的新冠病例，電話打不通。楊世祥只能每隔兩天給醫生微信留言，詢問科室開放的時間。醫生回過兩次信息，都語言簡短地回復他：“暫時不能。”

通過在線問診，女兒聯系上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葉少軍醫生，葉醫生告訴楊家人，由于武漢的疫情仍不明朗，兩個月之內很難開展移植手術，建議楊盈不要再等武漢的醫院，以免耽誤，還給她推薦了國內一批肝臟移植手術技術成熟的醫院。

女兒楊盈也心亂如麻，但她想，只要自己不垮，父親就不會垮。冷靜了一天，她開始聯系醫院，先后兩家廣州的醫院，一家電話打不通，另一家醫院的移植科機械地告訴她，醫院規定，病患一定要到門診掛號，否則一律不接待。楊盈解釋自己身在湖北，需要醫院開證明去申請通行證，想先遠程掛號，也被拒絕。吃了閉門羹，楊盈沒有怨氣，只覺得運氣不好，趕在這個節骨眼上生了重病。

2020年3月20日，她聯系到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接線醫生把楊盈直接推薦給了肝移植科的曾新晨醫生，讓她直接和醫生溝通交流。在微信上接到楊盈的病例，曾新晨找到了科室主任姜楠。沒多久，就回復楊盈：“你趕緊來吧，到醫院進一步評估。”

女兒哭了，她終于聽到了希望。楊世祥跟醫生了解了手術費用之后，開始有點顧慮：“我們現在現金只有20多萬，但錢肯定能湊夠，只是還需要一點時間。”醫生倒是讓楊世祥帶著女兒先去醫院再說，免得耽誤了治病。得到醫生的回復，楊世祥立刻開始準備出發要用的材料。

院方要求父女倆出發前要提供肺部影像資料和核酸檢測。但當時的公安縣，試劑盒不足，跑了幾個定點醫院都做不了核酸檢測。楊世祥焦急地把將情況告訴了曾醫生，沒曾想，深圳的醫院研究后，竟同意只要肺部影像資料，讓他們到深圳再做核酸檢測。

2020年3月27日早晨，楊世祥帶著女兒坐了11小時的大巴后，終于抵達了深圳寶安的福永車站。從福田往醫院趕，路上車輛稀少，城市一片空曠，空氣彌漫消毒水的味道。窗外的城市冷冷清清，父女倆心里卻有別樣的親切感和安全感。

其實，決定接診的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壓力也很大。作為傳染病醫院，它承擔了全市新冠肺炎病人的集中診治。同時保留著重癥肝病、肝移植、艾滋病和肺結核病患者的診療工作。

為眾多非新冠重癥病人保存一條求生通道，困難重重。

重癥ICU室及主要醫護力量都在支持新冠，移植科被迫將心臟內科的CCU臨時改造成了移植病人的ICU。而CCU設備嚴重不足，最后只能全院征集設備。

院感風險也十分高。新冠期間有一個東北來的肝臟病人，出發時是陰性，到達醫院測出可疑陽性，整個科室雞飛狗跳。院感問題令全院壓力巨大，但醫生們還是決定用科學精神對待防控，救命的移植科必須開放。

為避免交叉感染，移植科從17樓搬到20樓，重癥病人也隨床轉移。病區設置隔離措施，通道只能單向，家屬只能走外走廊，與醫護的工作區隔開。

在醫生的安排下，楊世祥帶著女兒住進了一個隔離病房單間，在父女倆的核酸結果出來之前，醫院不會讓他們接觸到其他病人。因為制定并執行了足夠嚴格的隔離防范措施，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的各個科室沒有發生院內感染。父女倆就診的肝移植科還接診了比疫情前更多的病人。楊世祥和女兒抵達時，科室住院人數約30人，大家都是從各地騰挪著到這里治療的，其中一位病友還是驅車1700公里，從四川綿陽醫院趕過來做的手術。

等待肝源期間，醫生和楊世祥介紹了楊盈肝移植手術的風險。

一個多小時的談話，楊世祥不敢看醫生的眼睛，也不敢看桌子上寫滿字的紙。“大出血”“心臟驟停”“腹腔滲血”“臟器衰竭”“動脈血栓”一個個飄到耳朵里的詞，都意味著一種致命危險的可能。有那么幾個瞬間，楊世祥因為害怕這些突發情況帶走女兒，想到了放棄手術。

不可能真的放棄。這場手術是父女倆長途跋涉的目的所在。楊世祥覺得自己已經被逼到了墻角，必須放手一搏。他拿起筆的時候，手都在抖，還是狠了心，快速在手術風險通知書上簽了名。

女兒后來也陸續知道了手術的各種風險。走到這一步，她沒有大喜大悲，只感覺自己像在被什么看不見摸不到的東西推著往前走。她不愿意與病友聊太多病情，因為知道得越多越害怕。

楊世祥沒有靜默地等待肝源，他暗自決定，如果等不到肝源，必要的時候就切下自己60%的肝給女兒。他瞞著女兒找到醫生，打探這個治療方案的可行性有多大，并在醫生的安排下，做了相關的檢查和早期評估，為此次還把原本老家的醫保在深圳轉了異地醫療。

楊盈很快得知了楊世祥的計劃，兩人第一次發生了爭執。為了治病，移植入楊盈體內的肝臟體積越大越好，但楊世祥已經老了，捐獻的肝臟面積越大，他承受的風險就會越高。情緒激動起來，楊盈對著楊世祥哭：“如果我們兩個都出事了，那怎么辦！”爭論沒有結果。父女每天在等待肝源中持續煎熬，期間有通知父女倆24小時準備做手術的時候，但最后因為出現了更迫切的病人，肝源給了對方，父女倆只能繼續等待。

等待肝源的第28天，4月21日晚上六點多，父女倆正準備吃晚飯，護士忽然來通知說：“別吃了，準備手術。”

手術真的來了。楊世祥推著女兒到手術室門外，直到家屬不能再往前跟了。他反復叮囑女兒：“不要緊，不要緊。”女兒臨進手術室，他和女兒擊掌：“加油。”女兒笑了一下，沒多說話。

準備移植到楊盈體內的肝臟被無菌袋裹三層以上，用碎冰覆蓋住，裝在轉運箱里被送到了手術室。

手術從晚上9點半開始，科室主任姜楠主刀。楊盈肝功能差，凝血功能差，每一刀下去都會滲血。刀一層一層打開腹部的同時，醫生要及時把滲血的地方止住。肝臟有很多韌帶和血管跟周圍相連接，所以必須慢慢斷開韌帶，而后是肝動脈、門靜脈、還有腔靜脈。肝臟切除后放進標本袋中，接著還要進行新肝臟與人體的血管對接縫合等異常復雜的移植操作。

手術室外，楊世祥一個人守著，心里非常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接連給不同親戚打電話來緩解緊張。他感覺不到餓和困。

凌晨2點左右，手術室里有人走了出來，是姜楠醫生，楊世祥趕緊迎了上去。還沒說話，姜醫生沖他點頭：“手術相當成功。”楊世祥覺得心里有一塊大石頭落了地。手術室內，手術還沒有完全結束，主要的環節結束后，還需細細收尾。楊世祥一直盼到早上8點半，持續11個小時的手術才結束。

楊盈躺在病床上被推出了手術室，身上插著很多管子，楊世祥走過去輕輕叫她的小名，楊盈輕啟眉眼，輕輕說：“爸爸。”隨后眼睛又閉上了。一旁的醫生提醒楊世祥，不要和女兒說話，他也就不敢再吭聲，握住女兒的手，陪著病床上的女兒到了ICU門口。在外面守著。

楊盈第二次醒來時，父親才被允許進來探視。共同完成這場手術，父女倆都松了一口氣。楊世祥想起了妻子，他完成了妻子的托付，不禁老淚縱橫。

也許是年輕身體底子好，第二天，楊盈就從ICU轉回了普通病房。第一次揭開紗布的時候，傷口嚇了楊盈一跳，那是一個形狀類似奔馳車標志的傷口，切口有20厘米長，傷口被縫起來的樣子，讓她覺得像用訂書機裝訂起來的樣子。從某種意義上說，肝移植手術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開始。患者術后要終身服用抗排異的藥，還要改變生活習慣，堅持鍛煉，定期復查。完全適應這種生活，需要時間，也需要強大的心。

楊盈回到普通病房的第二天就開始下床走路鍛煉，因為病友告訴她，越早鍛煉越好，鍛煉的每一步都撕裂身體般疼痛，但她也忍著不說。拖了一個月，楊盈的傷口才完全愈合，每天傷口疼痛難忍。她身體內部其他器官也有不適，還伴有頭暈、惡心、乏力、掉頭發、口腔潰瘍、腹瀉等等反應。楊盈每天還要分批次地吃藥，每次都得吃十幾種。種種折磨下，她會在某一個瞬間突然情緒崩潰。眼見著女兒艱難地康復著，楊世祥很心疼女兒。害怕點外賣不衛生，他經常走路去菜市場買點魚，回到病房偷偷用電鍋給女兒做點魚湯補充營養。

他在醫院找了份工作，負責給各個科室運送標本、給病人做陪檢，有時也在病房里打掃衛生，一個月能賺3000塊錢。每個月有4天假，他一天沒休過，為了給女兒治病，家里又欠了30多萬，加班還有加班費可領。他對未來的安排很簡單，上班還債，照顧女兒，幫女兒恢復對未來生活的信心，看著她嫁人生子。

最缺錢的時候，楊世祥想過在網上籌錢，但被楊盈阻止了。楊盈擔心自己生病的事在網上留下痕跡，以后找不到工作。至今為止，她的好友也不知道她生病。肝部的病，成了楊盈的軟肋，她知道自己無法如父親所愿，過回普通人的生活，也不想讓自己有太多期待。看著為救自己日漸衰老的父親，楊盈慶幸，自己沒有小孩，也還沒結婚。因為身上沒有其他責任，以后就能全心為父親盡孝：“現在我的責任就只是我爸。”

圖 | 楊世祥在醫院找了份工作

疫情在漸漸緩解，人們的生活也開始恢復如常，工作，上學。疫情像是一場噩夢，而楊世祥和女兒似是在噩夢中經歷了一場噩夢，在這場夢中，很多人在盡力尋找生的希望。

有一天，楊世祥陪女兒去取藥。看顧女兒的日子里，楊世祥總不放心女兒，女兒去檢查、取藥，做各種事他都要陪著，像以前陪著妻子的時候一樣。一起排隊領藥的人里，一位陌生的中年女人問楊盈：“你這藥是給誰吃的啊？”聽說是給楊盈吃的，女人嘆了口氣。她拿出手機，給楊世祥和女兒看一張年輕男孩的照片。照片拍攝于2017年，照片上的男孩185公分，樣貌帥氣。女人說，那是她的孩子，比楊盈還小一歲，生了跟她一樣的病。她又劃到孩子新拍的照片，男孩臉色臘黃，瘦到干枯。他已經出現嚴重的肝腹水，不具備做肝臟移植手術的條件，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告別了中年女人，父女倆往家走。女人的絕望和傷心父女倆都懂。楊盈終究是活了下來，對于父女倆來說，這是不幸之中的萬幸吧。

*應采訪對象要求，楊世祥、羅艷、楊盈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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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蔣 平

編輯 | 溫麗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