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內容均為本人讀書筆記，摘錄自《征服與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特此說明。）

蘇伊士運河戰爭之后的10年內，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鄰國就開始為不可避免的下一輪戰爭而進行軍備競賽。美國開始取代法國成為以色列軍事裝備的首要來源國，英國向約旦人提供武器，蘇聯人則武裝了敘利亞和埃及。在這塊對兩個超級大國都具有戰略意義的地區，蘇聯人不惜利用他們在埃及和敘利亞的地位來向其對手美國施壓。

以色列和周邊阿拉伯國家都不滿于現狀，且不愿在現狀基礎上考慮和平，因而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阿拉伯人是如此不甘于與以色列人和解，以至于拒絕用名字來指代這個國家，而是稱之為“猶太復國主義實體”。1948年和1956年兩次在戰場上輸給以色列軍隊后，阿拉伯人決心要一雪前恥。黎巴嫩、敘利亞、約旦和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難民每天都在提醒人們，阿拉伯人未能履行其解放巴勒斯坦的承諾。

以色列人同樣決意要開戰。他們擔心本國在海岸線和約旦河西岸之間狹窄的腰部——在某些地區寬度僅7.5英里（12千米）——會使以色列暴露在將本國攔腰截斷的敵對行動之下。其次，以色列人無法接近哭墻和耶路撒冷老城的猶太社區，這些地區仍在約旦人的控制之下。敘利亞人則控制著俯歐加利利地區、具有戰略意義的戈蘭高地。此外，以色列人還相信隨著蘇聯向埃及人和敘利亞人提供裝備有最新技術的武器系統，他們的戰略優勢——相比其阿拉伯鄰國擁有更多、更高質量的武器——將大打折扣。以色列人需要一場出色的戰役來確立可防御的邊界，并徹底擊敗阿拉伯人，以便在能保證以色列生存的前提下實現和平。

1967年春，以色列人開始抱怨巴勒斯坦潛伏者由敘利亞跨境襲擊以色列，兩國間緊張關系迅速升級。以色列人和敘利亞人都將本國軍隊調整到戒備狀態。總理列維·艾希科爾威脅說如果敘利亞不停止挑釁行為，以色列將發動進攻。

4月，口頭威脅升級為敵對沖突，以色列戰機與敘利亞空軍在敘領空展開纏斗，以空軍擊落了6架敘利亞米格戰機，其中兩架在大馬士革郊區墜毀。埃及記者穆罕默德·海卡爾回憶道：“敘利亞和以色列間的局勢變得非常危險。”雙方敵對行為的突然升級，將整個地區拉到了戰爭的邊緣。在這一高度緊張的時刻，蘇聯卻選擇向埃及當局泄露一條虛情報，聲稱以色列部隊正在敘利亞邊境集結。以色列人和他們的國幻影戰斗機輕而易舉地擊落了蘇聯提供給敘利亞空軍的最先進米格-21戰斗機，這無疑令蘇聯感到痛心。埃及與敘利亞簽署了共防御條約，這也就意味著如果以色列人向敘利亞開戰，埃及人將迫參戰。或許蘇聯人想通過虛假情報來動員埃及人，以兩線作戰前景來遏制以色列人。

盡管納賽爾有準確的情報——包括航拍圖片——顯示事實上以色列人并未在敘利亞邊境上集結兵力，但在公開場合他卻表現得好像戰爭的威脅已經迫在眉睫。也許納賽爾希望不開一槍一炮就能宣稱對以色列取得了勝利：首先散布關于敘利亞受到以色列威脅的蘇聯情報，然后將部隊部署到以色列邊境以構成震懾，最后宣布以色列部隊已遠離敘利亞邊境，從而證明以色列人是在埃及壓力下完成撤退的。無論他是如何推理的，納賽爾繼續在蘇聯虛假情報的基礎上采取行動，命令其軍隊在5月16日跨越蘇伊士運河，在靠近以色列邊境的西奈半島一側集結。這一誤判將被證實為導向戰爭的第一步。

納賽爾所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如何對以色列人構成切實可信的威脅。考慮到手下5萬人的精銳部隊仍受也門戰爭的牽制，為集結必要的兵力，納賽爾被迫征召了全部的預備役軍人。他還需要包裝自己的士兵，使他們看起來比實際情況更加強大。這一方面是為了激發埃及民眾的愛國熱情，另一方面也是對以色列人展現出真實的威脅。為此，納賽爾在軍隊部署中安排了戲劇性的一幕：他要求自己的士兵和坦克在檢閱期間橫穿開羅市中心，以便享受民眾的歡呼以及國際媒體的關注。“我們的部隊在通往西奈的途中故意穿越開羅街頭，”阿卜杜·加尼·蓋邁西將軍抱怨說，“一覽無遺且所有人都看得見——無論是本國公民還是外國人。媒體報道了這些行動，而這與所有的安全原則和措施都背道而馳。”川流不息趕赴前線的士兵隊伍，激起了公眾對于一場迫在眉睫的戰爭的期待，而這場戰爭可能挽回阿拉伯人的尊嚴并解放巴勒斯坦。在納賽爾數百萬的支持者中，沒有任何人對于埃及軍隊將帶領其阿拉伯盟友戰勝以色列有片刻的懷疑。然而，被派往西奈時，埃及軍隊卻并沒有明確的軍事目標，似乎其龐大的規模就足以對以色列人構成恫嚇。同時，正如蓋邁西后來反思的，“以色列已經在最佳環境下不動聲色地為戰爭做好準備”。以色列戰略家對埃及軍事部署的規模和裝備了如指掌——他們不僅在之前數月的時間內搜集了詳細的情報，而且在電視上也看得一清二楚。

埃及軍隊到達西奈后，開始與聯合國緊急部隊面對面地相遇。

該部隊是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爭后被部署到西奈半島的，目的即維護埃及和以色列之間的和平。該部隊共包括駐扎在41個觀察站的4500名國際戰士，這些觀察站位于沿埃以邊境的加沙地區以及西奈半島南部的沙姆沙伊赫。

夾在埃及部隊和以色列邊境之間的聯合國部隊現在成了一個障礙：如果兩軍之間存在一個緩沖區，埃及軍隊如何對以色列人構成可信的威脅呢？于是埃及總參謀長致信聯合國緊急部隊長官，要求聯合國部隊撤出埃以的東部邊境。聯合國部隊長官將這一請求轉達聯合國秘書長吳丹,后者回復說基于主權埃及有權利要求聯合國部隊撤出其領土，但他僅接受聯合國部隊的完全撤離。吳丹表示，聯合國緊急部隊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撤出該部隊位于東部邊境的部分同時又保留位于加沙地帶和蒂朗海峽的維和部隊將毫無意義。經過對聯合國秘書長答復的慎重考慮，5月18日埃及政府最終要求聯合國部隊完全撤出西奈半島。最后一支聯合國部隊于5月31日完成了撤離。突然之間，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之間不再有任何緩沖地帶，兩國間緊張關系達到白熱化的程度。這是納賽爾的第二個誤判，也讓他離戰爭更近了一步。

聯合國部隊的撤離為納賽爾制造了一個未曾預見的外交難題。

1957年以來，聯合國部隊維持蒂朗海峽向所有船只開放，無論這些船只的國旗或目的地如何。這促成以色列在這10年之內可由其港口埃拉特向紅海自由航行。聯合國部隊撤出后，蒂朗海峽主權重歸埃及人手中，其阿拉伯鄰國開始向埃及施加巨大的壓力，要求其禁止所有以色列船只或駛往埃拉特的船只通過蒂朗海峽。

在1967年5月激烈的氣氛中，納賽爾最終屈服于壓力。他召開了一次最高執行委員會會議，與會者包括武裝部隊總司令阿卜杜·哈基姆·阿米爾元帥、總理西德基·蘇萊曼、議長安瓦爾·薩達特以及其他自由軍官領導人。“現在我們集結在西奈半島，”納賽爾表示，“戰爭的概率是五五開。如果我們關閉[蒂朗]海峽，戰爭肯定100%要爆發。”納賽爾轉向他的武裝部隊總司令，問道：“阿卜杜·哈基姆，軍隊做好準備了嗎？”阿米爾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領袖！我以項上人頭保證！一切都完美無缺了。”25月22日，埃及宣布禁止一切以色列船只以及駛往埃拉特的油船通過蒂朗海峽。納賽爾對于沖突爆發的可能性判斷非常準確：對以色列而言，對其海路航線的威脅已然構成戰爭的理由。

至5月底，阿拉伯世界已經放棄了任何避免戰爭的努力。對于1948年、1956年兩次失敗的戰爭以及一系列小規模的襲擊，阿拉伯公眾仍感到憤恨心痛，因而迫不及待地盼望看到以色列受到致命一擊。官方電視臺對埃及部隊動員情況的詳盡報道，也提升了公眾的預期，似乎清算的時刻已近在眼前。阿拉伯國家間開展合作，意味著以色列將同時面對三條戰線的進攻。敘利亞和埃及已簽署了一項共同防御條約；5月30日，約旦國王侯賽因也飛往開羅，將其命運與納賽爾綁定在一起。現代化的武器、統一的意圖、強有力的領導人，似乎阿拉伯人已經擁有了徹底擊敗以色列人所需的一切。然而在這一切虛張聲勢的背后，阿拉伯人比以往任何一次戰爭都缺乏準備。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國家并未吸取1948年阿以戰爭的教訓，他們并未采取任何真正意義上的作戰計劃。盡管相互間簽署了共同防御條約，但埃、敘、約三國間并不存在軍事協調，更別說擊敗如以色列這樣一個頑強的敵人所需的戰略。更糟糕的是，埃及已將其財政與軍事資源浪費在也門的一場不可能取勝的戰爭之上：1967年5月，埃及武裝部隊仍有三分之一的兵力被牽制在也門，這就好比埃及在投入一場戰爭時自縛一臂。

與以色列的戰爭肯定是納賽爾在1967年時最不愿看到的情況，但他已經被自己的成功所綁架。埃及人民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都響應他的動員，信任他的領導。他們極為相信他的領導才能，堅信他將成為拯救者。因此，納賽爾的公信力及其在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地位都處于勝敗的關頭。由于他的每一次誤判使得他更接近戰爭，他本人可用于避免戰爭的回旋余地已越來越小。

埃及的戰爭動員在以色列激發了深沉的危機感。由于越來越擔心阿拉伯敵人的包圍，以色列公眾指望著政府的承諾，也變得更加焦慮。以色列總理列維·艾希科爾希望在爆發全面戰爭之前嘗試所有的外交手段。以總參謀長伊扎克·拉賓為首的將軍們則持不同的觀點：他們相信如果他們行動足夠迅速，在敵軍建立起鞏固的陣地并協調好進攻計劃之前，以軍有能力擊敗每一支阿拉伯軍隊。內閣會議中分歧愈發嚴重：艾希科爾擔心在三條戰線上與埃及、敘利亞、約旦同時開戰；即使是已退休的鷹派前總理大衛·本-古里安，也對拉賓的戰爭動員表達了保留意見。“你已將國家引入了一種非常嚴峻的處境，”他溫和地批評拉賓，“我們絕不能開戰。我們被孤立了，你要負全責。”

在關閉蒂朗海峽與戰爭爆發之間的兩周是一段極為緊張的時期，在以色列被稱為“等待期”。以色列公眾擔心他們國家的根本生存，對他們的總理缺乏信心，因為后者看起來過于優柔寡斷。

5月底成為事態的轉折點。由于在聯合政府中受到孤立，艾希科爾被迫任命強硬的退役將軍摩西·達揚進入其內閣擔任國防部部長。達揚進入政府使得內閣的天秤傾向了主戰派。在得到美國在戰爭爆發時將支持以色列的保證后，以色列內閣于6月4日舉行會議，決定發動戰爭。將軍們立即采取行動。

1967年6月5日早8點，約旦阿杰隆的一部預警雷達監測到了由以色列空軍基地出發、駛往西南方向的多批戰機。約旦操作人員立即向位于開羅的埃及空軍防御中心以及埃及國防部傳達警報信號。但他的警告卻沒有被聽到：主接收中心值班的士兵將其收音機調到了錯誤的電臺，國防部值班的軍官則未能向部長傳達這一消息。以色列在完全出其不意的優勢下發動了戰爭。

在多批以色列戰機駛向埃及領空的同時，埃軍總指揮阿米爾元帥正和幾名高層軍官搭乘一架運輸機，前往西奈檢閱空軍和步兵陣地。西奈的高級指揮中心負責人阿卜杜·穆哈辛·穆爾太吉將軍正在泰馬達空軍基地地面上等待迎接埃及軍隊的最高首領。他回憶說：“8點45分，以色列戰機襲擊了機場，摧毀了所有的埃及戰機，還對跑道進行了轟炸，使之無法繼續使用。”由于無法著陸，阿米爾的飛機被迫飛回了開羅，而西奈所有的空軍基地都同時受到了攻擊。

恰恰在同一時間，埃及副總統侯賽因·沙斐伊正陪同伊拉克總理塔希爾·葉海亞參觀蘇伊士運河區。他們于8點45分降落在法伊德機場，正趕上第一波以色列戰機發動襲擊。

代表團乘汽車返回開羅途中，每經過一處空軍基地都會看見成排的煙柱滾滾升起。

在不到3小時的時間內，以色列空軍取得了對埃及空軍的絕對優勢，殲滅了后者所有的轟炸機和85%的戰斗機。雷達系統和飛機跑道也遭受重創，以至于其他戰機也無法繼續使用埃及領空。事實上，納賽爾曾向阿爾及利亞政府請求借用其米格戰機，之后才意識到埃及空軍基地所受重創已使其無法部署這些飛機。

埃及空軍完全癱瘓后，以色列繼續將矛頭轉向約旦和敘利亞。

根據6天前與納賽爾達成的防御協議，侯賽因國王已將其軍隊置于埃及人的指揮之下。埃及指揮官命令約旦炮兵和空軍向以色列空軍基地發動進攻。規模有限的約旦空軍出動了頭一批架次，隨后返回基地加油，但剛剛午后便遭遇了以色列戰機的襲擊。僅用了兩個批次，以色列人便殲滅了整個約旦空軍，包括飛機、跑道和基地。他們隨即向敘利亞人發動襲擊，在一個下午的時間內消滅了敘空軍三分之二的有生力量。

一旦取得制空權之后，以色列人很快便派出幾波地面部隊，試圖殲滅其阿拉伯敵人——埃及、約旦、敘利亞，以避免同時面臨多線作戰的風險。他們先從西奈動手，派遣了約7萬名步兵以及700輛坦克來迎戰該地區約10萬兵力的埃及部隊。經過6月5日的激烈戰斗，以色列人占領了加沙地帶的大部分地區，突破了地中海沿岸的埃及防線，在黃昏時已控制了西奈東部的戰略要沖艾布·歐維格萊。埃及人進行了反擊。次日清晨，埃及指揮官命令一個裝甲旅嘗試奪回艾布·歐維格萊·蓋邁西將軍是一位見證者。“我目睹了一個裝甲旅遭到攻擊。那場面真是令人心碎。以色列飛機在空中享有完全的自由，埃及坦克在白晝之下穿越空曠的沙漠，在缺乏有效防御手段的情況下成為輕松的射擊目標。”到下午時，埃及人已放棄了進攻。在未咨詢戰場指揮官的情況下，陸軍元帥阿米爾貿然下令從西奈全面撤退，以便在蘇伊士運河西岸重整部隊。由于完全缺乏組織與協調，這次撤退將埃及人的敗局轉變為潰敗。蓋邁西回憶自己目睹了部隊“在敵方不間斷的空襲之下……以最悲慘的方式進行著撤退，米特拉山口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墓地，到處散布著尸體、起火的設備和爆炸的彈藥”。

既然埃及軍隊已經被徹底消滅，以色列人便轉向約旦戰線。在6月5日空襲成功后，以色列人利用其空中優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們轟炸了固守約旦河西岸的約旦裝甲部隊。6月5日夜間，以色列繼續對耶路撒冷和杰寧的約旦陣地進行聯合攻擊，直至黎明時分空軍再次發動空襲為止。至6月6日，約旦地面部隊已被圍困在耶路撒冷老城之內，在杰寧的守軍則準備撤離。侯賽因國王親自趕往前線來判斷戰場的局勢。他回憶道：“我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幻影般的失敗景象。路上塞滿了卡車、吉普車和其他各類車輛，有的扭曲變形，有的開膛破肚，有的凹痕累累，同時還冒著煙。這座大墳墓里都是人，2-30人一組不等，一個個遍體鱗傷、筋疲力盡，絕望地試圖從以色列空軍的致命打擊下開辟一條逃生路線。當日艷陽高照，萬里無云，以色列的幻影戰機群就在他們頭頂上盤旋轟鳴。”

侯賽因國王繼續堅持抵抗，一方面是為了避免因脫離陣線而受到阿拉伯同胞的指責，另一方面也寄希望于一項聯合國停火協議，從而有可能保全其在耶路撒冷和約旦河西岸地區的地位。但停火對約旦而言來得太遲了：6月7日清晨耶路撒冷老城陷落，而在以色列人同意與約旦達成停火之前，西岸其他地區的約旦陣地也已經土崩瓦解。6月8日，敘利亞和埃及同意與以色列達成停火協議，但以色列卻利用有利形勢向敘利亞發起進攻，占領了戈蘭高地。1967年6月10日，“六日戰爭”正式宣告結束。

埃及的指揮官們對他們的損失感到震驚，便訴諸幻想來爭取時間。在戰斗打響的第一天，開羅官方報道稱擊落了161架以色列戰機。敘利亞人如法炮制，宣稱在戰斗打響的最初幾個小時內擊落了61架以色列戰機。一場協調一致的虛假宣傳就此開始，假消息通過無線電傳播，隨后由政府控制的報紙轉載，這讓阿拉伯世界民眾相信，以色列已接近于完全戰敗。一位埃及情報官員回憶道：“我們從廣播中收聽有關戰爭的消息，整個世界都以為我們的部隊已經推進到特拉維夫郊區。”

至于那些阿拉伯領導人愿意承認的挫敗，他們將之歸咎于美國人與以色列人共謀。在戰爭的第一天，“阿拉伯人之聲”便開始廣播對美國的指控：“美國是敵人。美國是以色列背后的敵對勢力。阿拉伯人啊，美國是全世界人民的敵人，是生命的殺手，是嗜血的惡魔，正是美國妨礙你們消滅以色列。”事實上，納賽爾專門聯系了約旦國 429王侯賽因——后者在阿拉伯進步陣營中因其與英、美兩國的密切聯系而臭名昭著，以便在聲明中協調一致，將以色列人在戰場上的收益歸因于英、美的共謀。在一次被以色列人破譯的輕率的電話交談中，納賽爾為侯賽因國王的默許而歡欣鼓舞。“我會發表一份聲明，”納賽爾解釋說，“你也要發表一份聲明，我們會確保讓敘利亞人也發表一份聲明，在聲明中指責美國和英國戰機從其航空母艦上參與了對我們的空襲。我們會強調這一點。”1956年英、法曾伙同以色列發動對埃及侵略這一事實，也增加了陰謀論謠言的可信度。

阿拉伯領導人所推動的虛假宣傳攻勢僅僅延緩了可怕的清算之日，在那一天，他們將不得不向本國公民揭示其失敗的慘重程度：埃及、約旦、敘利亞三國軍隊和空軍的完全失敗，廣闊阿拉伯領土——包括埃及整個西奈半島，巴勒斯坦加沙地帶，阿拉伯東耶路撒，敘利亞戈蘭高地——被占領的事實。

然而，在6月的第一周，被蒙騙的阿拉伯民眾仍在慶祝勝利。在整個阿拉伯世界，歡騰的人群在組織勝利慶典，從未懷疑他們的領導人在向他們撒謊。安瓦爾·薩達特回憶了當他看到自發的游行隊伍“慶祝我們的媒體每小時推出的關于莫須有的勝利的報道”時的那種絕望感：“他們在慶祝一場想象的勝利——慶祝一場實質上的失敗——這一事實，使我對他們感到歉意和同情，同時對那些欺騙了他們和整個埃及的人感到深深的厭惡。”薩達特甚至不敢想象那個不可避免的真相大白的時刻，那一刻埃及人民“意識到他們被兜售的那場勝利實際上是一場可怕的災難”。

那一刻終于在6月9日來臨。當日，納賽爾發表廣播講話，宣布對這次“逆轉”承擔全部責任，并遞交了辭呈。他稱這場戰爭為“大挫折”。他堅持指控英、美與以色列人合謀，宣稱這場戰爭只不過是帝國主義試圖主導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漫長歷史中的最新篇章，而現在美國成為急先鋒。根據薩達特的回憶，納賽爾表示美國“希望獨自控制全世界并且‘統治’埃及。由于納賽爾不允許這一愿望的實現，他別無選擇，只有下臺并交出權力”。

就在廣播之后，開羅的大街小巷迅速擠滿了示威者。薩達特在其回憶錄中回憶道：“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和行業的男人、女人與兒童，被一種危機感團結為一個堅強的整體，他們協調一致，共同發聲，呼吁納賽爾留任。”接受戰敗的震驚對埃及人民而言已然足夠困難了，他們不想在沒有納賽爾的情況下承擔這一切。對埃及人而言，維護他們的領袖正是抵抗失敗和外部控制的一部分——“這一次是美國而非英國”。薩達特稱，連續17個小時人們拒絕離開街道，直到納賽爾最終宣布撤銷了辭呈。盡管同意繼續留任，納賽爾自此再也沒有從這次“大挫折”中恢復過來。

1967年戰爭的失利為阿拉伯政治開啟了一個激進的新時代。失敗的慘烈程度加之對阿拉伯民眾的故意欺騙，觸發了一場對阿拉伯政治領袖的信任危機。即便是擁有民眾擁護的納賽爾也未能逃脫公眾的鄙夷。薩達特對其前任并不總是表現得寬宏大量，他就曾回憶，1967年戰敗后，“各地的民眾如何嘲諷[納賽爾],將他視為一個笑柄”。阿拉伯巨人納賽爾跌下神壇，這給了其他阿拉伯國家領導人片刻的喘息。過去一旦與埃及的政策有所出入，他們就要面臨納賽爾宣傳機器通過“阿拉伯人之聲”廣播而散布的激烈攻擊，現在他們終于不用再提心吊膽。但這一時刻并未延續多久，在“大挫折”之后，針對阿拉伯領導人的內部威脅迅速增長。

正如1948年戰爭后所發生的，民眾幻想的破滅在整個阿拉伯世界觸發了一波反對現任政府的政變和革命的浪潮：1968年，伊拉克總統阿卜杜·拉赫曼·阿里夫被復興黨領導的推翻；1969年，利比亞伊德里斯國王被以穆阿邁爾·卡扎菲上校為首的自由軍官推翻；

1969年，加法爾·尼邁里從蘇丹總統手中奪取權力；1970年，敘利亞總統努爾丁·阿塔西被推翻，哈菲茲·阿薩德奪取政權。上述新政府無一例外地采納激進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綱領作為其合法性的依據，號召摧毀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并戰勝以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

1967年戰爭徹底改變了美國在中東的地位。從那時起，美國和以色列之間的特殊關系就開始了，這一關系有多好，阿拉伯人對美國的敵意就有多深。雙方之間的分歧必然會出現，因為彼此的地緣戰略優先關切不同：美國人無法說服阿拉伯人站在自己一邊對抗蘇聯威脅，阿拉伯人也無法讓美國人認同他們關于猶太復國主義威脅的看法。

1967年戰爭期間，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領導的政府放棄了在阿以沖突中的中立地位，轉而支持以色列。他們相信納賽爾和他的阿拉伯社會主義正把阿拉伯世界帶入蘇維埃陣營，他們很高興看到他在失敗中名譽掃地。而納賽爾則開始相信自己的虛假信息，即聲稱美國站在以色列這邊，參與了戰爭。最初，這只是為了轉移國內批評的煙幕，但現在卻逐漸演變成一種信念，即美國在新一輪帝國主義浪潮中，利用以色列來加強對該地區的控制。阿拉伯世界各處都用以色列和美國之間所謂的勾結來解釋那場沒有人能想象到的失敗。因為美國在1967年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除突尼斯、黎巴嫩、科威特和沙特外，其他所有阿拉伯國家都斷絕了與美國的關系事后來看，我們知道納賽爾關于美國站在以色列一方參與戰爭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實際的情況恰恰相反。戰爭爆發后第四天，以色列空軍和海軍襲擊了一艘美國偵查船“自由號”，造成34名美國軍人死亡、171人受傷。以色列人從未公開解釋過這次襲擊，盡管很明顯，他們希望通過攻擊，使美國人無法監控他們在戰場上的通信信號。不過，這樣一次無緣無故且造成美軍如此重大傷亡的襲擊行為，竟然能夠如此輕易地得到寬恕，這一事實已然反映出美、以兩國間全新的特殊關系的本質。

“六日戰爭”后，阿拉伯人對以色列的立場同樣明顯趨于強硬。

自1948年這個猶太國家成立以來，阿拉伯國家曾幾次主動示好，阿拉伯和以色列領導人之間也曾有過幾次秘密外交。1954年，納賽爾曾與以色列人進行了秘密接觸；1963年，侯賽因國王則與這個猶太國家建立了直接的聯系渠道。1967年阿拉伯戰敗后，所有與以色列人的秘密談判都夏然而止。在這場戰爭中損失最大的納賽爾和侯賽因都希望通過協商，與以色列達成一項戰后解決方案，以收復阿拉伯領土。然而，1967年8月底至9月初在蘇丹首都喀土穆召開的阿拉伯國家首腦峰會所采取的強硬路線，卻將二人徹底邊緣化。喀土穆峰會因劃定了阿拉伯外交中“三不原則”而聞名于世，即不承認猶太國家、不與以色列官員進行談判、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之間不締結和約。自此以后，阿拉伯政治的道義制高點將通過對此次峰會決議的遵循程度來衡量。

國際社會仍希望將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聚在一起，以便達成一項公正而持久的和平。當聯合國于1967年11月就這一議題展開辯論時，發現阿拉伯世界就外交解決的可能性問題產生了分裂。聯合國安理會于1967年11月22日一致通過的第242號決議，為基于土地換和平原則解決阿以沖突提供了法律框架。該決議呼呼“以色列軍隊撤出在當前沖突中占領的領土”，從而換取“對該地區內所有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政治獨立以及他們在安全、公認的邊境內和平生活權利的尊重和認可”。聯合國第242號決議仍是后續關于阿以沖突的一系列“土地換和平”倡議的基礎。

該決議獲得了埃及和約旦的支持，但卻未能贏得敘利亞及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支持。對這些國家來說，喀土穆峰會所制定的“三不原則”排除了第242號決議所隱含的外交解決方案的可能性。這是一種頑固的不妥協立場，但在1948年、1956年和1967年連續輸掉三場對以色列的戰爭之后，大多數阿拉伯領導人只愿接受從一個強勢的立場來與猶太國家展開談判。1967年之后，這些領導人堅信阿拉伯人在目前的處境下無力展開談判。

在第三次中東戰爭的戰后外交中，巴勒斯坦人失去的東西最多。

自從被驅趕出其家園以來，巴勒斯坦人在過去的20年內從未被國際社會承認為一個擁有民族權利的獨特民族。自委任統治時代以來，他們就一直被稱呼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非巴勒斯坦人。1948年，巴勒斯坦猶太人采納了以色列人作為民族身份，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卻依舊僅僅是“阿拉伯人”，或者是“以色列阿拉伯人”，即那些在以色列國建立時選擇留守其家園的人口少數，或者是“阿拉伯難民”，即那些為躲避戰亂而逃亡至鄰近阿拉伯國家的難民。對西方公共輿論而言，這些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與黎巴嫩、敘利亞、約旦或埃及的阿拉伯人并沒有什么不同，在適當的時候將被他們的接收國吸收。

1948-1967年間，作為一個政治群體的巴勒斯坦人完全消失。

當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宣稱不存在什么巴勒斯坦人之時，國際社會中很少有人會質疑她這一明顯出于自利考慮的說法。巴勒斯坦人這種缺乏民族訴求的現狀也反映在1967年秋的聯合國辯論之中。盡管現在我們聽起來很合理，第242號決議在當時卻意味著全部巴勒斯坦民族訴求的終結。“土地換和平”原則在將阿拉伯巴勒斯坦剩余狹小領土歸還于埃及或約旦的監管之下的同時，將承認以色列在民族國家集團中的永久地位；之前被稱為巴勒斯坦的那個國家將在地圖上永遠消失，而所有在1948年、1967年兩次戰爭中作為難民被逐出家園的巴勒斯坦人將不再有國家。拒絕第242號決議對巴勒斯坦人來說還不夠，他們必須通過一切可能的方式使國際社會關注到其事業的公正性。

20年以來，巴勒斯坦人始終將他們的事業托付給阿拉伯兄弟，寄希望于通過阿拉伯人的聯合行動來實現被占家園的解放。1967年阿拉伯人的集體失敗，最終說服巴勒斯坦的民族主義者去把握主導權。受第三世界革命者的啟發，巴勒斯坦民族主義團體發起了自己的武裝斗爭，其斗爭對象不僅是以色列，還包括那些阻礙他們的阿拉伯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