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首頁>民俗> 93年雞2021年必有一難(曾經的“亞洲第一圖書館”)
發布時間:2026-01-22閱讀( 5)

葉錦鴻
【編者按】創設于1924的東方圖書館,是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資料室為基礎演變而成的公共圖書館。其規模之大、藏書之豐、珍本之多,使其曾享有“東亞聞名文化寶庫”“亞洲第一圖書館”的美譽。
1932年1月29日上午,日軍轟炸機突襲上海,向商務印書館所在區域連續投彈,將其印刷廠、編譯所、東方圖書館等設施全數炸毀。“東方圖書館中的涵芬樓,連同它所庋藏的所有善本珍籍,盡付劫灰,其損失非金錢所能計,實為世界文化史上莫大浩劫。”(《申報》1934年2月6日)
它的前世今生和它的藏書一起,永遠是愛書人關注的話題。 在作家葉錦鴻最新作品《消失的圖書館》中,就為讀者詳述了這座圖書館誕生、變遷和遭受劫難的歷史。
經出版社授權,摘錄書中相關片段,廣大愛書人一起了解前輩文化人在動蕩中的坎坷經歷和對守護文化傾注的真摯與熱愛。

《消失的圖書館》,葉錦鴻 著,啟真館|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12月
東方圖書館的成立和焚毀
有關東方圖書館成立的因由,張元濟(編注:商務印書館董事長,中國出版業巨擘)本人并沒有做過太多的解釋,僅在兩篇文字中約略提及:一是他在1926年3月的《東方圖書館概況》中寫道:“光緒戊戌政變,余被謫南旋,僑寓滬瀆,主南洋公學譯書院,得識夏君粹方于商務印圖書館。繼以 院費短絀,無可展開,即舍去。夏君招余入館任編譯,余與約: ‘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夏君諾之。”二是他于 1926年4月26日致商務印書館董事會的辭呈中說:“昔年元濟罷官南旋,羈棲滬上,獲與粹翁訂交,意氣相合,遂投身于商務印書館。”
1922年,商務印書館成立圖書館委員會,以14萬元購入馬路對面一處空地,建造了一座五層高大樓,定名東方圖書館。 到了1924年議定圖書館辦事章程,委任當時的編譯所所長王云五兼任館長。

東方圖書館全景
圖書館大樓于1924年建成,那時上海寶山路兩旁,商務印書總館與東方圖書館“兩廂對峙”。商務印書總館有80余畝廠區、4座印刷廠,廠房之間有寬闊的水泥路相通。東方圖書館在當時是上海華界的最高建筑,是那個時代上海標志性的文化建筑。同年4月,印度文豪泰戈爾在詩人徐志摩的陪同下,出席鄭振鐸、戈公振、劉海粟等人在北京路功德林素菜館為他舉行的歡迎晚宴。
1926年5月2日,東方圖書館正式對社會公眾開放。商務印書館舉行了隆重的開幕式,據次日的《申報》報道,當時 “車水馬龍,均為參觀而來,人數達千余以上,內并有西人數人”。 5月3日起每天下午2點到5點 、 晚上6點半到9點半為公開閱覽時間,為大眾提供方便。不久,編譯所也遷入其中, 門口并列“東方圖書館”“商務印書館同人俱樂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三塊招牌。
開館當天統計館藏總數為古籍79713冊,包括:古籍4萬冊;地方志2641種(共 2.5萬冊);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整套“本版圖書”; 15世紀前的西洋古籍;多套完整 的中外期刊,如《時報》《大公報》《新民叢報》,以及荷蘭的《通報》
(T’ung Bao
)、《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
等。
《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卷一,wiki圖
東方圖書館館藏圖書迅速遞增,全因董事會每年撥款5萬元用于購買圖書和日常開支。 館長王云五把圖書館的書分為兩部分:珍本善本和一般中外圖書,前者供內部使用,后者對外閱覽。一樓為商務出版物陳列; 二樓為閱覽室,陳列中西圖書兩萬余種,供讀者自行取閱;三樓仍命名為涵芬樓,專門收藏善本古籍;四樓和五樓為書刊庫房。

王云五
1927年,東方圖書館一度被軍閥占據,商務印書館工人400余人參加了武裝起義。在這樣的緊張形勢下,張元濟非常擔憂涵芬樓所藏古籍圖書的命運,為了保護好這批費盡辛苦搜集到的先民撰述,他在涵芬樓所藏眾多善本中又選出500余種(5300余冊)“好書”,存放于租界金城銀行地下保險庫內。
1932年1月28日, 中國軍隊奮起抵抗日軍對上海閘北的進攻,日軍出動20多架飛機狂轟濫炸閘北區,商務印書館多處中彈后著火,印刷機械全部燒毀。2月1日,當時被譽為“中國最大之私人圖書館”(《申報》1926年5月1日)的東方圖書館也“悉數被焚,殊為痛惜” (《北平晨報》1932年3月17日)。
據《粵園筆記》記載:
是役也, 凡毀中文書籍二十六萬八千冊,宋版一百二十九部,元版一百七十九部,明版一千四百四十九部,清版一百三十八部,抄本一千四百六十冊,批校本二百八十八冊,乃搜羅會稽徐氏、長州蔣氏、太倉顧氏、豐順丁氏、江陰繆氏諸家藏書之精華,其他全國各省府廳 州縣志,俱極完備,中有元本二種,明本一百三十九種,皆蕩然無存。......東西文書八萬冊,有十五世紀前所印之西洋古籍圖照五千余種;內有羅馬教皇凡的康所藏明末 唐王、太后、太子及司禮太監皈依天主教皇之影片,聞系張菊生先生游羅馬時,重價購得。一又,荷蘭出版之《通報》、英國亞洲學會出版之《學報》、德國出版已達百年之《李比希化學雜志》,公元一八三二年香港出版之《中國匯報》以及《愛丁堡評論》等,殆為遠東孤本。國內雜志, 則有《外交報》《新民叢報》《國聞周報》 全份 。 以上種種損失,其價值殊難加以估計。
被焚的書籍中,外文書籍占有很大比重,也很珍貴。如公元15世紀前所印西洋古籍(Incunabula)珍品多卷,荷蘭出版的《通報》、英國亞洲文會出版的《學報》、德國出版的《大亞洲》(
Asia Major
)等雜志;福州和上海出版的《教務雜志》(Chinese Recorder
)及 1832-1851年間香港出版的久已絕版的《中國叢報》、英國出版的《哲學評論》(Philosophical Review
)等雜志全份;東方圖書館所藏德國出版一百多年的全套《李比希化學雜志》(Liebig’s Annalender Chemie Und Pharmacie
)為遠東唯一孤本,最為珍貴。
《利比希化學紀事》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歷史上最重要的有機化學期刊之一。abebooks圖
商務印書館和東方圖書館的損失總計為1633萬元。東方圖書館中大量珍本古籍,其中不少是海內孤本,不可復得。東方圖書館的損失其實很難用金錢來衡量。因此有人認為東方圖書館被毀,是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史上的一個大災難。
這場浩劫,除了東方圖書館及同濟大學、中國公學、復旦大學、上海法學院、 持志學院等處所藏典籍各有不同程度的損失外,藏之于私宅的典籍也劫數難逃。如當時在商務印書館供職的英文專家周越然、時任教育部華僑教育設計委員會委員的劉士木,他們“或搜自外國,或得之南洋”的“海內孤籍或宋槧善本”“盡付祖龍一炬” (《申報》1932年6月6日)。

商務印書館第四印刷所坍塌的建筑一角 SMG版權資產中心暨上海音像資料館 圖
日軍轟炸商務印書館跟轟炸其他地方不一樣,用的是燃燒彈,第二天又有日本人拿著火把來繼續焚燒。據史料記載,紙灰在上海的上空飄落數日不散掉。東方圖書館被焚后,中外社會各界紛紛表示惋惜,支持商務印書館復興東方圖書館。商務印書館領導層遇此災難,沒有一蹶不振,而是積極從事復興。 僅一年后,復興取得了相當成效,企業已有盈余。
1933年4月,商務印書館董事會通過了《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章程》,決心重新建設東方圖書館。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主席為張元濟,常務委員王云五、 蔡元培,委員陳光甫、胡適、李榮(L.Lion)、蓋樂(Esson M.Gale)、張雪樓(C.J.Chancellor)、嘉璧羅(A.Kapelle)等人。 鑒于編譯所工作需要和外文書籍在“一·二八”事變中被大火 焚毀殆盡的情況,復興委員會格外重視外文書籍的征集。
外籍委員在圖書館復興過程中功不可沒。德國總領事嘉璧羅帶領德國文化團體向上海捐贈3000余種圖書,轉給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
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對德國捐贈的圖書舉辦了公開展覽,捐贈圖書中包括1801-1930年德國出版的《醫學通鑒》。 繼德國之后,1935年6月6日,法國駐滬總領事博德斯代表上海法租界公益慈善會,捐贈了1500余種法文名著給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此次捐贈書籍于 7、8兩日在法租界公董局公開展覽。商務印書館回贈法國方面影印《四庫全書》珍本一部。

王云五主持影印《四庫全書》(左8為王云五) 廣東人民出版社公眾號 圖
1941年12月8日,日軍占領公共租界與法租界,12月19日就迫不及待地對商務印書館等五家書局進行地毯式“檢查”, 規定凡是重慶國民政府允許發行的教科書、涉及反日反滿和宣傳抗日的書籍一概沒收。商務印書館因此再遭劫難,多達462萬冊圖書被日本占領當局沒收。
由于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商務印書館出版部的出版記錄卡片全部被毀,致使復業后重印書的印次無法與以前的印次銜接,于是用“國難后第一次”重新開始記錄印次。凡是在“一·二八”事變后重印的書版權頁上都印有“國難后第幾次”字樣,因此幾乎所有圖書都被日本憲兵認定為抗日排日的讀物,統統遭殃。連日本人事后都承認,真正的抗日書籍“只占極少的比例”,但大多數書籍仍然沒有歸還商務印書館,反而胡亂堆放在同一倉庫,計劃將其中一部分圖書化為紙漿。
燼余之書
涵芬樓燼余之書,所存宋刊93部、元刊89部、明刊156部、 鈔校本192部、稿本17部,總計547部,共5000余冊。其中,涵芬樓有21冊《永樂大典》。《永樂大典》的永樂年間的抄本早已不存,現今所存為明嘉靖間抄的副本,目前所知僅存400余冊。但即使殘缺不全,《永樂大典》仍受到近代藏書家的重視。《中國國家圖書館百年紀事》記載了1951年7月23日“商務印書館董事會將所藏21冊《永樂大典》捐給中央人民政府”之事。
1953年,經張元濟提議,商務印書館董事會通過,涵芬樓這批僅存的“燼余”善本,連同恢復后的東方圖書館藏書,全部捐獻給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后來這批圖書被收藏于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1953年2月9日,沈季湘、丁英桂、穆華生護送這批藏書乘火車運抵北京。北京圖書館派員至車站迎接,并將全部藏書轉至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次日,沈季湘、丁英桂、史久蕓前往文化部拜訪鄭振鐸和北圖善本部主任趙萬里等人,匯報與北圖有關人員點交善本書事。

2000年11月,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將《涵芬樓秘笈》重新出版
近半個世紀過去,2000年11月,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將《涵芬樓秘笈》重新出版,為后世文化愛好者增添了一份寶貴的文獻記錄。
(本文小標均為書中原題,內文有刪減)
責任編輯:朱喆
校對:張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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