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首富、特斯拉CEO馬斯克表示：“預測宏觀經濟很有挑戰性。我的直覺是衰退大約會在2022年春天或夏天到來，但最遲不會晚于2023年。”

馬斯克這種頂流企業家發話，必然在網絡上引起軒然大波，人們都開始討論起相關話題。

蕭條即將到來，成為了一些人的共識。當然，也有人認為，馬斯克只是一個凡人，他的預測和言論動機不足為信。

關于經濟危機，在經濟著作《兩次全球經濟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中，比較了1929年和2008年的兩次全球性的經濟危機，講了兩次危機的一些共同點。

從這些共同點中，可以找到很多現在的影子。

以下內容，節選自《兩次全球經濟大危機的比較研究》：

1.兩次危機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后。長周期理論認為，技術創新引起繁榮，繁榮又是蕭條的原因，重大的技術革命引起大繁榮，毫無疑問也會引起大蕭條，這是歷史周期率的重要表現。

2.在危機爆發之前，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危機發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極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1929年大蕭條之前，柯立芝總統實行了以放任自流著稱的經濟政策，政府對市場經濟的運行基本保持緘默，金融利益集團也對放松監管、推動金融自由化發揮了巨大影響。在此期間，新技術的推廣和應用首先集中在電力行業和汽車行業，自由競爭使主要行業的產業集中度和壟斷程度大幅度提高，勞資對立由于經濟繁榮得到一定緩解，而弱勢的農業相對衰退，埋下了產業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和經濟投機性增強等種種隱患。但不管怎樣，經濟的放任自流政策創造了著名的“柯立芝繁榮”。

3.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危機的前兆。兩次危機發生前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較少數的人占有較多的社會財富。大蕭條期間所表現出的，是私人占有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表現形式是實體經濟產能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這一次危機則與全球化、互聯網和知識經濟的發展、經濟虛擬化程度提升、不同國家人口結構的變化有更多關系。但最突出的表現是，生產資料名義所有權和實質支配權分離，權力集中到虛擬經濟領域極少數知識精英手中。分配差距也不僅表現在一個國家內部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而且表現在傳統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

4.在公共政策空間被擠壓得很小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義政策通常是危機的推手。技術變革和分配差距擴大造成的心理壓力，往往會引起社會公眾的不滿，在執政期內無力改變現狀和選票政治的推動下，政府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安撫民心。

5.大眾的心理都處于極端的投機狀態，不斷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兩次危機前的產業神話和收入分配出現的巨大差距，往往導致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心理狀態出現變異。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眾都開始追求一夜暴富，人們寧愿相信各種投機奇跡，人類本性中的貪婪和健忘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沒有多少人可以經受泡沫產業的誘惑，社會心態浮躁具有普遍性，在寬松貨幣環境和以提高杠桿率為實質的金融創新助推下，大量舉債進行高風險投機，產生了巨大的資產泡沫，大蕭條前主要是股市泡沫，這次危機前是房地產泡沫。正如加爾布雷思所描述的，當經濟處于過度繁榮狀態的時候，沒有人不相信泡沫會繼續膨脹，人們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險的正確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和制度條件下，人類這種自我膨脹的說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導致危機的重要原因。由此我們也可以提出一個相關的質疑：經濟學關于理性人的假設是否具有永恒性？

6.兩次危機都與貨幣政策相關聯。在兩次危機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為寬松的貨幣信貸政策。大蕭條前，泛濫的信貸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機的狂熱；在這次危機前，美聯儲極其寬松的貨幣政策、金融放松監管和次級貸款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經濟泡沫惡性膨脹。

7.危機爆發后，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市場力量不斷挑戰令人難以信服的政府政策，這使得危機形勢更為糟糕。

8.危機的發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邏輯之前，不可輕言經濟復蘇。在經濟危機的過程中，會發生很多意外事件，它們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運氣決定。但事實并非如此。經濟一旦從正常狀態轉入危機狀態，它就開始以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循環。危機往往從經濟大幅跳水開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業率攀升，由經濟困境加重轉向社會矛盾激化，由經濟社會領域轉向政治領域乃至軍事領域。

9.危機只有發展到最困難的階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一解決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論創新。大蕭條后，世界在絕望中發生了凱恩斯革命。在這次危機中，雖然凱恩斯理論再一次獲得生命力，但人口老齡化、全球產能過剩、資源約束強化所導致的潛在生產能力下降，加上勞動力市場更加“粘性”，使單純擴張總需求的政策撞到天花板。

10.危機具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它將導致大國實力的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驗證。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會出現一個新的全球大國。這個判斷可能被兩次危機所證實。大蕭條后世界經濟重心由歐洲轉向美洲，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美元占據支配地位，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誕生，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這次危機發生后，全球發展的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二十國集團(G20)平臺產生，世界實力對比正在急劇變動，國際經濟秩序正在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看，危機不僅具有對生產力發展的破壞作用，也有積極的創新作用，更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總之，大危機所分配的不只是一個國家國內的財富，而且是國家之間實力的對比。危機的再分配效應是無法抗拒的，世界經濟秩序將繼續發生穩步但不可逆轉的重大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