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40年代，楊絳夫婦常去傅雷家做客。

她曾在《憶傅雷》中描寫過這樣的場景：傅雷的兩個兒子——傅聰和傅敏正鬼頭鬼腦地偷聽大人在客廳談話。

“只聽得傅雷厲聲呵喝，夾雜著妻子梅馥的調解和責怪：一個孩子想是哭了，另一個還想為自己辯白。

我們誰也不敢勸一聲，只裝作不聞不知，坐著扯談。傅雷回客廳來，臉都氣青了。”

這個哭了的孩子大概是弟弟阿敏，另一個為自己辯白的應該就是哥哥阿聰了。

傅聰從小調皮跳脫，在生活瑣事上同母親朱梅馥一樣不拘小節，成年后身材修長，濃眉大眼，頗有藝術家氣質；

在外貌上，傅敏跟父親傅雷簡直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做事也是如父親一樣認真細致。

跟鋼琴家哥哥的輝煌成就相比，弟弟傅敏簡直是名不見經傳。

很多人也許都不知道，傅家還有這個當了一輩子教師的次子，但是倘若沒有他，暢銷了40周年，給無數人帶來感動和啟迪的《傅雷家書》恐怕就無法面世了。

因為懂得，所以寬容

在傅家，長子傅聰無疑是明星。作為世界級鋼琴家，他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曾作為封面人物登上《時代周刊》雜志。

傅聰的成功，一方面是個人天賦使然，另一方面固然離不開父親的嚴格教育與不遺余力的培養。

傅聰

傅聰正兒八經入校上學的時間其實并不長，傅雷是親自編教材，請老師來家中給傅聰傳業授道的。

他還規定傅聰每天必須練琴八小時，稍有懈怠，便嚴加責罰。

租鋼琴、買鋼琴的費用，跟隨名師學習的費用，留學深造的費用，這些對于幾十年靠著翻譯謀生的傅雷來說，所費頗多。

十個手指頭伸出來，尚有長短，況且在家中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難免厚此薄彼。

1953年的夏天，傅敏初中畢業了，他想報考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卻被父親一口回絕。

傅雷的理由例舉如下：

“第一，家里只能供一個孩子學音樂。你也要學音樂，我沒有這能力；第二，你不是搞音樂的料子；第三，學音樂，要從小開始。你上初中才學琴，太晚了。”

傅雷大概也是看透了傅敏無此天分，可是，傅敏從小也是酷愛音樂的啊。

瘦削的他從小看著哥哥練琴，耳濡目染，但他喜歡的是小提琴，也曾師從中央樂團小提琴家和原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系主任學習。

當哥哥立志要成為鋼琴家的時候，傅敏早就發誓要做一個小提琴手。

但世事怎會都能如人所愿？家里的經濟情況，傅敏是知道的，哥哥學琴所費已多，再來一個，難免捉襟見肘。

無法，他的音樂夢想只能被迫讓位，過早折翼。

傅聰、傅敏與母親朱梅馥

音樂夢碎之后，傅敏直升普通高中，那個有著小提琴夢的少年，早已消逝在白衣飄飄的年代。

多年后，傅敏回憶說：

“從小父親對我們的教育方式就不同。他對傅聰花大部分精力，要他學這個學那個，而我呢，更多的是受學校的教育。

在我中學畢業之后，父親對我說：‘你不可能和你哥哥一樣，你還是老老實實當一個教師吧。’”

他是有理由怪責父親，怨恨哥哥的，怪責父親“偏心”，怨恨哥哥搶占了家人更多的寵愛，和本不多的“資源”。

但敦厚懂事的他擦干眼淚，選擇了原諒和坦然面對。

因為懂得，所以寬容；因為理解，所以接受。

傅聰出國留學前，一家人去月臺相送，傅敏哭得很傷心。兄弟倆從小一起長大，感情自然很深厚。

年少的他并不知道，往后余生還會有更多無法自主的事情，而命運這雙翻云覆雨手掠過眾人頭頂，恩寵和苦難分給誰，全憑著他的心情。

一個人的成熟，從接納平凡的自己開始

三年后，傅敏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了，他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外國文學系，像父親一樣做文學翻譯家，但校方力勸他報考外交學院，培養他做新中國的年輕外交家。

此時的他意氣風發，成為外交家也不錯，前途不可限量。

誰料，在傅敏進入大學的第二年，父親和哥哥犯了些政治方面的“錯誤”，原本輝煌的家庭背景，一下子黯淡無光。

浮華三千，終不過大夢一場。

傅敏的外交家之夢隨之破滅，外交學院沒做任何解釋，就把他調入了北京外國語學院。

1962年，傅敏畢業了。然而，眼見著周圍同學一個個接到了分配通知書，出版社、大學、研究所……唯有他，無人問津，音訊全無。

因為父兄的“黑歷史”，當時沒有一個單位敢接受他。

學成之后卻無用武之地，傅敏心中的苦悶和痛苦可想而知。

在他快要陷入絕望之時，北京女一中老校長楊濱看了檔案后，力排眾議，把傅敏要了過來，并叮囑他人，誰也不準把傅敏的家庭情況說出去。

傅敏去學校報到那天，楊校長親自接待，并且為了他，專門把俄語課程改成了英語課程，讓他開英語試驗班。

但此時的他，根本不知道楊校長的一番苦心，他只覺理想凋零之后的破碎與痛苦。

他有過小提琴家的夢想，也有過翻譯家、外交家的夢想，但從未想過，會成為一名中學教員。

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

年輕的傅敏含著淚，趴在簡陋的校舍床上給父親寫信，傅雷便常寫信鼓勵他。

傅雷

其時，傅雷的身體也如同風中之殘燭。

晚年的他多病纏身，白內障、腎下垂，還伴有三叉神經痛，唯一的經濟來源——翻譯工作也幾乎停止，生活何以為繼？他整日憂心忡忡。

幸好，傅敏從沉寂中漸漸蘇醒了過來。

校長看重他，學生也喜歡他，再加上傅敏本身勤勉刻苦，他一絲不茍地開展著教學工作。

漸漸地，許多外校教師來觀摩他的課，很快他就在英語教學上小有名氣了。

在信中，傅敏誠懇地告訴父親：“我沒有名利思想，只要做好本職工作就很好了。”

從此以后，傅敏在平凡的教學崗位上兢兢業業，投入了極大的熱忱，在這里，他尋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生命價值。

作家周國平曾說：

“人生有三次成長，一是發現自己不再是世界中心的時候；二是發現再怎么努力也無能為力的時候；三是接受自己的平凡并去享受平凡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我們意氣風發，曾立下過宏愿，要讓自己卓爾不群，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年歲漸長，經歷過無數次努力和掙扎，方才明白，想要不平凡，看似輕而易舉，實則舉步維艱。

而一個人真正的成熟，是從接納平凡的自己開始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步程。

在自己的時區里安之若素，在一朝一夕、一步一行中慢慢地修行，最終，我們即便不富有，但我們富足；即便依舊平凡，但絕不會平庸。

任何經歷，熬過去就是人生

“人一輩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惟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極高的修養，方能廓然無累，真正的解脫。

只要高潮不過分使你緊張，低潮不過分使你頹廢，就好了。”

傅雷如此告知孩子，而他本人所面臨的人生苦難，卻似乎總是無止無盡。

1966年9月3日，剛烈耿直的傅雷義無再辱，懷著悲憤與絕望，和夫人朱梅馥在家中雙雙離世。

當晚8時，身在北京的傅敏接到了舅舅從上海發來的電報，上面只有六個字：“父母亡故速歸”。

如同晴天霹靂，傅敏一下子跌坐在地，父母亡故的悲慟讓他渾如一尊木偶。

其實，不詳的預感由來已久。

之前，他想到與父親往來的信件中，父親的耿耿直言無疑會帶來更深重的災難，為了安全，他曾忍痛燒掉了與父母往來的家書。

從此，多年后出版的《傅雷家書》幾乎只剩傅聰與父母往來的信件，皆因他遠在歐洲而得以幸存。

“人生中的每一次告別，都是涅槃度劫。”

此時的傅敏沒有了楊校長的保護，檔案也暴露了。雙親頓失，哥哥遠在歐洲，所有的苦痛和凌辱都朝著傅敏一人兜頭澆下。

此時，相戀數年的女友提出了分手，女孩實在承受不住巨大的壓力。

“幸虧沒有結婚。要不，只會連累她，使她不幸！”多年以后，傅敏回憶起這段感情如是說。

身心的雙重折磨，讓傅敏感到生不如死，到最后，連死亡竟也成了奢侈。

他只能熬著，熬著。熬過來了，便是歷史的見證者，熬不過去，便永遠留在歷史的塵埃之中。

有人曾說，擁有從來都是僥幸，無常才是人生。

誰都無法擁有順遂的一生，我們每個人的命運中都摻雜著不公。

任何經歷熬不過去，全都是苦難；咬牙熬過去了，那便是人生。

1979年，傅敏去英國探望哥哥，并在英國學習了一年。

他在整理父親寫給哥哥的家書時，發現父親曾提到自己：

“初期因他天資差，開竅遲，我自己脾氣又不好；后期完全放任，聽任學校單獨負責；他入大學后我也沒寫長信（除了一次以外）與他。

像五四至五七、五九至現在我寫給你的那樣的信，一封也不曾給敏寫過。無論在學業方面，做人方面，我都未盡教導之責。

當然他十年來思想演變與你大異，使我沒法開口；但總覺得對你給的很多，對他給的太少，良心上對不起他。”

其實，個性溫厚的傅敏從未有過怨言。

對待父母，他從未有過怨懟；對待哥哥，他從未有過怨恨；面對不公，他也從未有過憤懣。

他說服了傅聰，并且四處奔走，搜集整理家書，并最終成集《傅雷家書》，于1981年正式出版。

在英國學習的一年時間里，傅敏積極探索西方先進的教育方式，學成歸來后，他帶著成果繼續投入國家的基礎教育。

幾十年來，傅敏多次拒絕當“長”當官的機會，多年后，他作為一名國家特級教師光榮退休。

樓適夷曾這樣評價傅敏：

“他沒有著書立說，沒有琴聲震世，但他絲毫不遜色于他的父兄。”

時至今日，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傅雷之子，但正是他，用一生的溫厚、包容和善良，真正繼承和擁有了傅雷的那顆“赤子之心”。

2020年12月28日，傅聰因感染新冠肺炎在英國逝世。

由于疫情管控的原因，傅敏無法前去英國見哥哥最后一面。

山河遠闊，煙火尋常，阿聰再會！阿敏再會！再會、再會！

作者

| 水清，擅長有溫度有深度地書寫民國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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