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春節,隨著外出務工人員陸續返鄉,村莊又將熱鬧起來。鞭炮喧囂中,積攢了近一年的各種宴席將會迅速成為農村生活的主旋律。

然而,農村的沉重人情,甚至直接催生了所謂的“躲年族”——不少人為了少給點隨禮少花點錢,而選擇躲在外面不回家過年。

2018年,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對全國31個省份、273個村莊、3829家農戶家庭開展了調查研究,發現一些農村人情消費支出近年來增長較快,農村地區鋪張浪費、炫耀攀比等人情消費現象屢見不鮮,農民仍陷入種類繁多的人情消費怪圈。

調查顯示,人情支出在家庭總支出中占比較高,僅次于飲食支出。安徽省阜陽市一農戶反映,“現在農村過年辦喜事特別多,要是一年沒掙到什么錢,都不敢回家過年。”

縱觀全國各地,都在探索將移風易俗納入村規民約,使農民群眾的經濟負擔明顯減輕,社會風氣得到改善。慢慢地,一些地方的農民群眾把人情往來的重心,從酒場飯桌轉回生活本身。

現象

逢年過節想回家卻又不敢回

“躲年”是近幾年出現的新詞,意為逢年過節想回家卻又不敢回。家家戶戶團圓的日子,有人卻望著萬家燈火,遙想家人的噓寒問暖、相互依偎的守歲……電話中,一句“太忙了,沒買到車票,就不回家過年了”,顯得那么蒼白無力。

2018年,一些留守杭州的農民工對記者說,他們不回家的原因,除了來回車票吃緊、費用較高外,還有就是為了“躲避”回家后的人情支出。

“難啊!”來自湖南某縣農村的老高告訴記者,“這兩年都沒回。不敢回,除去路費,過年走親戚啥的也得好幾千塊錢,農村親戚多,花錢沒個底。想來想去,還是算了,咬咬牙不回了,明年再說吧。”且不說春節期間的人情支出“黃金時間”,就是平時,人情帶來的負擔也是令人震驚。

西南某縣一名基層干部告訴記者,當地有位80多歲且患有嚴重眼疾的老奶奶,每天早上6點就起床,在地里堅持勞作10小時以上,整個人瘦弱不堪。問她為什么要如此辛勞,她說三兒兩女婚嫁時收的人情還沒有還清,“人情債是一定要還的。”在老人心里,自己和鄰里間的人情往來是兒女們獲得良好社會關系的保證。如果因為自己年紀大收入低就棄人情于不顧,“后代怎么做人啊!”

已屆花甲之年的東北干部王春花說,上世紀80年代自己剛參加工作時,一般的人情禮金也就幾元錢,現在翻了不知多少番,幾百元拿出來都很難為情,人情味兒卻越來越淡。

節日難過,人情難躲。娶媳婦賀喜、嫁閨女隨禮、喬遷湊份子、開業忙慶祝……名目繁多。

有采訪對象說,在2017年國慶中秋“雙節”期間收到了17張請柬,哪怕人不去,也得把紅包轉賬過去。

浙江省天臺縣洪疇鎮一名網名為“整蠱專家”的網友曾告訴記者,當時剛給母親的當月生活費又不夠用了。一問才知道,原來是參加酒席,禮金花了1000多元。他母親說,“不是白事婚事也不是生子過壽,就是隔壁村老張搬家,從樓上搬到樓下。還有孫阿姨,她閨女考上大學了。不去不行啊,丟不起人。”這名網友算了一筆賬,按照母親現在的人情支出,至少要辦20次以上酒席才能勉強回本。

“情誼看鈔票,禮重情方重”

早些年,杭州市富陽區的農村有“過農節”的習俗,農民在農閑時邀請親朋好友到家里聚聚,吃飯喝酒熱鬧一番。環山鄉是富陽“過農節”最熱鬧的鄉鎮之一,一到農歷十月十五,村民就邀請親朋好友到家里來吃飯,一連三天,家家戶戶都要準備美酒佳肴招待客人,宴席少的一天要開五六桌,多的要開五六十桌。

過一次“農節”,支出從二三萬元到幾十萬元不等。很多農戶為了面子,把一年的收入都用在了“過農節”上,苦不堪言。人情招待使得有的人家債臺高筑,甚至導致家庭支離破碎。

畸形人情支出的背后隱藏著消費陋習。在云南省麻栗坡縣某村,由于一度辦酒風盛行,大操大辦泛濫成災,全村近千戶村民每年送出的份子錢加起來有上百萬元,耗資之巨令人觸目驚心,農民不堪重負。久而久之,支出多了,有些農戶就想多收禮來“回本”,通過鋪張擺酒設宴,從親朋好友、街坊鄰居那里收回以往送出去的“人情”,于是形成惡性循環。

古時“千里送鵝毛,禮輕情意重”,如今一些地方“情誼看鈔票,禮重情方重”。婚喪嫁娶、添丁進口、上梁搬家……在這些百姓生活的大事中,親朋好友禮尚往來本無可厚非,但原本承載感情交流的禮尚往來怎么就變味了呢?

有專家表示,近些年來,隨著收入的提高和人們攀比心理的存在,以及精神文化的貧乏,人情禮越來越表面化、形式化,這種原始情感的表達被逐漸削弱,成了一種錢和錢的交易,失去了人情禮本來的意義。

越來越重的人情負擔,減少了生產資金,影響了正常農業生產投入；越來越泛濫的奢靡浪費之風,滋長了不良生活習俗,加劇了部分農民返貧進度。農村經濟社會轉型受到影響,與城市文明差距逐漸拉大；正常的人際關系也正在被扭曲,純真的親情、友情、鄉情沾染了“銅臭味”,演變成了赤裸裸的金錢關系……

連擺四天的戲臺

去年初,記者深入某中部省份一個村蹲點發現,禮尚往來的宴席看似一筆平衡賬,實際上家家戶戶都在虧。難以停下的人情往來已成部分農村家庭沉重負擔。

鑼鼓震動,鞭炮沖天,在震耳欲聾的嘈雜中,村里一位老人去世后的追悼宴開始了。面帶戚色的后人們身著孝服,一邊按捺內心的傷痛,一邊招呼前來的親友。不多時,靈堂對面公路上就散落了近百米長的鞭炮紙屑。

當晚,請來的一個民間哭喪藝人班子開唱。鞭炮、喪樂、哭唱,從天剛擦黑一直持續到凌晨三點。“要是把子女們唱感動了或是聽著順耳,就得給錢。”一位村民說,藝人班子會根據雇主的家境按兩種方式收錢,家境較好就根據子女論人收錢,如果家境一般就按照班子人數每人一晚200元左右實行包干。這位村民說:“最少唱4個晚上,一共至少給4000元。如果是家庭條件好論人給錢,把大兒子一次唱哭了可能就給上千元。”

記者蹲點的村莊曾是一個山區深度貧困村,耕地有限,土壤淺薄,勤勞的村民們只能從土地里刨出稀薄的收入。這些年通過精準幫扶,全村實現了整村脫貧。然而,由于扶貧產業起步不久,村子里近半青壯年勞動力仍以外出務工為主要收入來源。

一位村民說,平時辦婚宴人都聚不齊,人情錢也就收不了多少,“就趕在過年前都回鄉了,抓緊時間把宴席辦了”。

算賬

看似平衡賬咋算都吃虧

在許多村民心中,大小宴席的人情往來似乎是一筆平衡賬——這次送出去的禮金,下次就會如數還回來。但當他們仔細盤算起來,卻是一個咋算都吃虧的局面。

64歲的村民老宋每年的人情禮金開支都在一萬元以上,上次家里操辦宴席還是兒子2015年買房,一共收了不到3萬元禮金。但是這幾年他參加各類宴席,已陸續支出禮金接近6萬元。老宋說:“年年在支出,費用越來越高。總體算下來,實際上是虧了,而且虧得遠了。”

不僅是參加宴席的人發現自己在虧錢,連舉辦宴席的人也發現,多年下來其實是“賠了本”。另一位村民算了一筆賬,去年孫子結婚辦了一次酒席,一共擺了18桌,每桌支付給酒店630元,額外還買了60多條單價230元的香煙用于招待。村民宋先力回憶,上一次舉辦宴席是10年前,每桌花費只有150元。他發現,這兩次宴席刨除煙酒開支和給酒店的費用,其實并沒有剩下多少,更何況10年間已按照每年大約五六千元的禮金總額在往外掏錢。

在看似可以迅速攥在手里一大筆錢的誘惑下,部分人將舉辦宴席當作斂財的手段。有村干部向記者透露,這幾年出現了謊稱在縣城買房而舉辦宴席的情況,其實親朋好友都知道宴席召集人并沒有買房,只是打著買房的幌子收禮金,但眾人不好意思說破。于是,“宴席照常舉行,禮金照常收取”。

辦宴席收禮金的習俗如同緊緊咬合的齒輪一般,有禮金來就得有禮金出去,反之亦然。在很多村民潛意識中,以欠禮金為外在表現的“欠人情”是一種令人不齒的行為。于是,這種“禮尚往來”就變成了剎不住的車,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心聲

期待傳統禮儀更加清新文明

走訪過程中,許多村民盡管表達了對這種人情往來導致負擔的不滿,卻也都認為舉辦宴席發揮了拉近距離、加深了解、調解糾紛的潤滑鄉間感情的作用。但他們也發現,當下大辦宴席客觀上已造成污染環境、浪費糧食等負面效果,期待能將傳統禮儀變得更加清新文明。

每次村中舉辦宴席時,震耳欲聾的鞭炮聲已成村民們不得不忍受的噪聲污染,尤其是徹夜燃放的鞭炮幾乎讓附近群眾一夜無眠。待到宴席散去,滿地紙屑又隨風揚撒,變成一車車垃圾。

不僅是污染,舉辦宴席的浪費也很驚人。前不久村里接到群眾舉報,有人將宴席過后的餐廚垃圾傾倒在公路上。一名村干部前去處理時看到,沒有吃完的肉菜掩住了半邊公路。“辦宴席時,一般不會將吃剩的菜再端上桌,沒吃完就倒進泔水桶,然后一并處理了。看著十分心疼!”

部分村干部認為,目前對紅白喜事約束力較大的是村規民約,通過村民自律和他律結合,讓大家盡可能地依照約定行事。不過,這一約定難以發揮強制作用,關鍵在于缺乏違約后具有可行性的懲戒舉措。此外,一些村民希望能夠形成代替操辦宴席和禮金往來的方式,既保住相互祝福和幫助的傳統,又能減少大家的思想和經濟負擔。

“更大的希望還是在年輕人身上。”一位資歷較老的村干部說,“只有通過年輕人以身作則或是勸阻老年人減少舉辦宴席,才能從長遠上推動農村移風易俗,讓鄉風更加文明起來。”

改變

廣東河源勝利村:連著兩件喜事都“簡辦”

近年來,河源江東新區臨江鎮勝利村成立了紅白理事會,出臺村規民約,弘揚文明鄉風；移風易俗,倡導紅白喜事簡單辦。為村民大大減負,也讓當地鄉風民風有了極大改善。

說起村里的紅白理事會,村民劉碧桃連連點贊。她說近年來家里喜事連連,從兒子結婚再到小孫子呱呱墜地,在當地來說那可是大喜事,按照農村習俗需要大擺筵席慶賀一番,但村里的紅白理事會幾次上門勸導,劉碧桃家連著兩件喜事都“簡辦”。

劉碧桃告訴記者,過去自家辦喜事,都要提前一段時間準備家里需要動用的人力、物力,雖然是喜事,但卻總會讓人覺得習俗太多,無暇顧及。自村里簡化紅白事習俗后,她認為這不僅給村里帶來了文明新風尚,更減輕了鄰里的負擔。

婚喪嫁娶,沒有了大操大辦,沒有了盲目攀比,只有真誠的祝福和慰問。據了解,勝利村共有5個村小組,每個村小組都設有一個紅白理事會,有了村規民約的支持,保證了紅白喜事簡辦始終如一堅持下去,形成移風易俗的新風尚,村民們不再互相攀比誰家婚宴辦得大,而是“以簡樸為榮、以節約為美”。

湖南懷化羅武村:大操大辦的場景再沒出現

在湖南省懷化市通道侗族自治縣雙江鎮羅武村蹲點一周的時間里,記者遇到了兩戶村民的大喜事兒:喪偶多年的陳堯領再遇姻緣,新房修了7年的楊年平終于“上梁”竣工。讓人耳目一新的是,大操大辦的場景并未出現。

楊年平家的慶祝方式簡單又溫馨,全家圍坐在一起吃了頓豐盛的午餐。陳堯領擺了酒,但規模和人情禮金都在村規民約的規定之內,而且還是扶貧工作隊和村里鼓勵他辦的。

修個廁所要擺酒席、夏天生日春節辦……過去,為了盡量“多搞錢”,整酒擺席的理由套路五花八門。羅武村支書陳維卯說得好:因為脫貧攻堅讓大家的生活好了、鄉村振興讓大家的希望大了,才讓滋生于舊時土壤的“人情”陋習徹底斷了根,否則即使強制規定不許大操大辦,也無法讓村民從心里接受。

山東銀杏產業開發區:村里一場喪事,只花了5000元

山東省郯城縣新村銀杏產業開發區趙林村農民趙富明,做了50年的紅白喜事“大總”。說起以往,他感慨道:“一場白事,吃喝自不用說,披麻戴孝扎紙彩,吹喇叭請演出,幫忙的奔喪的,忙活上三五天,一場下來好幾萬元,實在可惜。”

如今在當地,這種現象已成為過去時,一場場既文明簡約又有強烈儀式感的紅白事,成了鄉村熱點和美談。“陋習都改了,村里有場喪事,前后只花了5000元錢。”趙富明說。問起原因,他回答:“我們搞了個文化禮堂,經常有人在里面宣講關于移風易俗的事,三年五年的,入腦入心,慢慢就改啦!”

A08-11版

統籌:楊存海 易福紅

采寫:南都記者 宋承翰 林子沛 唐建豐 實習生 陳麗玲

綜合新華社、新華每日電訊、中國紀檢監察報、《半月談》、中新網、河源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