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無論是包辦婚姻還是自由戀愛，能夠在夫妻關系中牢牢地操控著主動權的女性，應該說是極其罕見的；一個文化人，在多個歷史時期，都能備享尊崇，為政治人物所倚重，更是少之又少。而一向以溫婉、親和著稱的知名女作家冰心，卻將這兩點都做到了，算是最為成功圓滿的一個。

穿女裝難受死了

冰心原名謝婉瑩，1900年出生于福建閩侯。她的祖父謝鑾恩是私塾先生，與教育家嚴復和翻譯家林紓是老朋友。她的父親謝葆璋17歲時，就隨嚴復到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1895年參加過甲午海戰。冰心出生時，謝葆璋已是海圻巡洋艦的副艦長。

在冰心3歲時，謝葆璋奉命到山東創辦海軍軍官學校，全家人遷居煙臺。冰心一直在軍官學校里被父母當作男孩子帶大，她平時穿男裝，騎馬、打槍、游泳，向往當水兵。11歲回老家后，才開始在謝家大宅里學做淑女，她每一次穿女裝就會大叫：“真是難受死了。”

1913年，謝葆璋被聘為海軍部軍學司長，冰心又隨父母遷往北京，就讀于教會學校貝滿女中，畢業后升入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她向往成為醫生，但受“五四”運動影響，興趣轉向文學創作。“五四運動的一聲驚雷把我‘震’上了寫作的道路……卷出了狹小的家庭和教會學校的門檻。”

冰心發表的處女作文章，是署名“女學生謝婉瑩”的《二十一日聽審的感想》，1919年8月25日刊登在北京《晨報》上，內容是北京法庭公開審問“五四”運動中被捕學生的現場實錄。當時冰心正陪著二弟在醫院養病，被女校的學生會叫回來當文書，同時還選上了女學界聯合會的宣傳代表。聯合會讓她們將宣傳文字，除了“會刊”外，再找些報紙去發表。冰心于是找到《晨報》。“因為我的表兄劉放園先生是《晨報》的編輯。那時我才正式用白話試作，發表的是職務內應作的宣傳文字。”

在劉放園的鼓勵下，謝婉瑩又用筆名“冰心”在《晨報》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兩個家庭》。“一來冰心兩字，筆畫簡單好寫，而且是瑩字的含義。二來是我太膽小，怕人家笑話批評，冰心這兩個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時候，不會想到這兩字和謝婉瑩有什么關系……放園表兄又竭力鼓勵……我一口氣又做了下去，那時幾乎每星期都有作品。”

1921年，周作人、蔣百里等人發起成立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純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冰心成為該會最早的女性會員之一。同年暑假，她從華北協和女子大學理預科畢業，升入燕京大學。

1923年，冰心得到美國威爾斯利學院——宋慶齡、宋美齡也畢業于該校——的獎學金。同年8月17日，她與來自清華學堂和燕大的100多人，由上海乘郵船赴美留學。這時的冰心已相繼出版詩集《繁星》和小說集《超人》，據小她3歲的清華才子梁實秋回憶，“初識冰心的人都覺得她不是一個令人容易親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我問她：‘您到美國修習什么？’她說：‘文學。’她問我：‘您修習什么？’我說：‘文學批評。’話就談不下去了。”

借著赴美的機會，冰心在離開北京前，協助《晨報副刊》（原為《晨報》7版，后單獨發行）開辟了“兒童世界”欄目，并先于7月25日發表了《寄小讀者?通訊一》。“在美3年中，寫成了29封寄小讀者的信。我原來是想用小孩子口氣，說天真話的。不想越寫越不像！這是個不能避免的失敗。但是我3年中的國外的經歷，卻因此能很自由地記了下來，我覺得歡喜。”

“越寫越不像”的《寄小讀者》于1926年出版，以其清淺可人的愛心童趣，為冰心贏得了最廣大的讀者群和最深遠的影響力。同年夏天，她回到燕京大學任教。

女主外，男主內

就在赴美的郵船上，冰心認識了小她1歲的另一位清華才子吳文藻——她后來的丈夫。“我在貝滿中學時的同學吳摟梅——已先期自費赴美——寫信讓我在這次船上找她的弟弟、清華學生吳卓。我到船上的第二天，就請我的同學許地山去找吳卓，結果他把吳文藻帶來了。問起名字才知道找錯了人！那時我們幾個燕大的同學正在玩丟沙袋的游戲，就也請他加入。以后就倚在船欄上看海閑談。”

在冰心回國之前，繼續留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的吳文藻，特地交給她一封寫給未來岳父母的求婚長信，其中鄭重表示，“我誓愿為她努力向上，犧牲一切，而后始敢將不才的我，貢獻于二位長者之前，懇乞您們的垂納！”此時冰心的父親，已經是北洋政府海軍部代理總長。

吳文藻獲得博士學位后，接受燕大和清華兩校的聘任。燕大校方為了表示重視，把校內正在興建的二層洋樓，指定給冰心、吳文藻居住。這一年，冰心29歲，吳文藻28歲。

他們組建的是一個當時極其罕見的女主外、男主內的女權家庭。冰心后來回憶過自己的婚禮過程：“1929年春，我們都回到燕大教學，我在課余還忙于婚后家庭的一切準備。他呢，除了請木匠師傅在樓下他的書房北墻，用木板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書架之外，只忙于買幾個半新的書櫥，卡片柜和書桌等，把我們新居的布置裝飾和庭院栽花種樹，全都讓我來管。我們的婚禮是在燕大的臨湖軒舉行的，1929年6月15日是個星期六。婚禮十分簡單，客人只有燕大和清華兩校的同事和同學，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點，我記得只用去34元！……文藻就心滿意足地在他的書房里坐了下來，似乎從此就可以過一輩子的備課、教學、研究的書呆子生活了。”

關于自己與書呆子丈夫之間的婚姻，冰心描述過幾件生動有趣的事情：1923年我剛到美國，照了相片寄回國來，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張大點的相片，在我母親逝世后文藻就向我父親要來，放在他的書桌上，我問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還（是）只是一件擺設？”他笑說：“我當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課，把一張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換進相框里。過了幾天，他也沒理會，后來還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誰的？”他看了才笑著把相片又換了下來，說：“你何必開這樣的玩笑？”

還有一次，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春天上午，我們都在樓前賞花，他母親讓我把他從書房里叫出來。他出來站在丁香樹前目光茫然地又像應酬我似地問：“這是什么花？”我忍笑回答：“這是香丁。”他點了點頭說：“呵，香丁。”大家聽了都大笑起來。

這樣的事還有很多：有一天冰心讓吳文藻上街給孩子買薩其馬，孩子不會說薩其馬，只說“馬”，吳文藻到點心鋪子里也只會說買“馬”；冰心要買一丈“雙絲葛”做夾袍的面子，吳文藻到店里卻說不出名字，想了半天說“羽毛紗”，店員只好給冰心打電話：“您要買一丈多的羽毛紗做什么？”一家人為此哄堂大笑。父親謝葆璋調侃女兒說：“這傻姑爺可不是我替你挑的！”

老舍的兒子舒乙在《真人——冰心辭世十年祭》中曾寫道：“冰心先生的許多觀念與眾不同，而且直接表達出來。比如尊重婦女，夫婦兩人去拜訪她，男的歲數大一些，女的年輕一點，只有一張小凳可坐，男的先坐下來，冰心先生馬上讓男的站起來，要女的坐，叫男的在一旁站著說話。但她并不直接說明原由，客人當然明白，她是故意表示在她這兒婦女是第一位的，不管這位婦女有多年輕。”由此可以看出，冰心在婚姻家庭范圍內堅持女性優先于男性的女權思想，是始終如一而且不折不扣的。

默念“打死也不能說”

為了保證書呆子丈夫在學術事業上取得輝煌成就，冰心在家庭內外一直扮演著保駕護航的角色，尤其在政治方面，始終和丈夫共進退。有時看似吳文藻在前，但冰心必會亦步亦趨地跟在他身邊。不能不承認，在上世紀波譎云詭的歷史變遷中，冰心的政治智慧遠超一般文人。

兩人在抗日戰爭期間雙雙步入政壇。吳文藻在重慶國防最高委員會當參事，負責研究邊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問題；而冰心則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用冰心刻意放低姿態的話說：“文藻在國防委員會的同學勸他到委員會里擔任參事……到了重慶，文藻仍寄居在城內的朋友家里，我和孩子們住在郊外的歌樂山。那里有一所沒有圍墻的土屋，是用我們賣書的6000元買來的。我把它叫做‘潛廬’……我這個以‘社會賢達’的名義被塞進‘參政會’的參政員，每月的‘工資’也只是一擔白米。”而事實上，是宋美齡以美國威爾斯利學院校友名義邀請冰心、吳文藻夫婦到重慶參加抗戰工作的。在冰心1947年4月發表的《我所見到的蔣夫人》一文中，也翔實記錄了自己與宋美齡的3次會見，地點都是蔣宋在重慶郊外的官邸。

1946年年初，吳文藻出任中國駐日代表團政治組長，兼任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冰心一家因此在日本旅居了5年時間。其間，冰心夫婦一邊為國民黨政府提供公務服務；一邊與周恩來及中共地下黨保持秘密聯系：“這時我們結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謝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團政治組的副組長，也是一個地下共產黨員。通過他，我們研讀了許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國內有了聯系……這時美國的耶魯大學聘請文藻到該校任教，我們把赴美的申請書寄到臺灣，不到一星期便被批準了！我們即刻離開了日本，不是向東，而是向西到了香港，在周恩來、羅青長的幫助下由香港回到了祖國！”

1962年3月周恩來總理與冰心在飛機上交談。

1951年秋，冰心一家回到北京。次年初夏的一個夜晚，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了夫婦二人。關于此事，舒乙寫道：“吳文藻和冰心一家由日本秘密回國是由周總理親自安排的，安全部具體實施營救和迎接的。到北京后周總理專門為他們買了一所小房，在東單洋溢胡同，并暫時對外保密。周總理親自接見了吳先生和謝先生，詳細聽取他們的匯報，并一再叮囑，今日所說一切‘打死也不說！’‘文革’時造反派追問她，對周總理都說了些什么，她始終保持沉默，不吐一字，心里默念著周總理那句話‘打死也不說’。”

老詩人邵燕祥也撰文回憶說：“記得當時有一位同為民主人士的詩人，抗戰期間也在大后方，曾對冰心所受的禮遇嘖有煩言，大意是說，冰心在重慶時還與宋美齡常有交往，連發型都是‘仿宋’的。不知者不怪，他不知道冰心是受周恩來也就是共產黨的委托，在山城陪都那樣復雜的形勢下，冒著‘深入虎穴’的政治風險呢。在幾乎是不可抗拒的反右派斗爭中，吳文藻先生被劃為‘右派’，周恩來無力保護，卻還對他們夫婦親切勸慰。”

1958年4月，時任民族學院教授的吳文藻，繼冰心的三弟謝為楫、長子吳平之后被打成右派分子，冰心在參加全國人大福建團會議時，也因此遭到集體圍攻。危難之中，周恩來夫婦派小車把冰心接到中南海西花廳。“我一見到鄧大姐就像見了親人一樣，我的一腔冤憤就都傾吐了出來！我說：‘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網右派，我們的思想都差不多，但決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我回來后向文藻說了總理夫婦極其委婉地讓他好好改造。他在自傳里說‘當時心里還是感到委屈和沉悶，但我堅信事情終有一天會弄清楚的。’1959年12月，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又把錯劃予以改正。”

1985年9月24日，吳文藻因病去世，享年84歲。1999年2月28日，冰心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99歲。這位先后擔任過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名譽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名譽理事等多項職務的世紀老人，被冠以“20世紀中國杰出的文學大師，忠誠的愛國主義者，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的身份榮譽，在當代文人當中，極其罕見地享受到了黨和國家最高規格的葬禮哀榮。

作者：張耀杰（歷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