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實業而無教育，則業不昌”

——近代張謇的興辦實業及教育嘗試

演講人：王一濤演講地點：蘇州大學東吳智庫演講時間：2021年5月

張謇是中國近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書法家。他生于1853年，江蘇通州（即今江蘇南通）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張謇被清廷官員孫云錦邀為幕僚，此后相繼在浦口、登州、金州等地參與政治活動。清光緒十年（1884年）回鄉應試，并在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大魁天下”。次年開始在南通籌辦紗廠，由此致力于實業和教育。在1926年病逝于南通之前，張謇興辦大生紗廠，踐行實業救國；建立我國第一所民辦氣象臺，大力發展社會公益事業；曾就任中央教育會長，推動教育事業全面發展。

以近代人物而論，張謇積極興辦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造福鄉梓，幫助群眾，影響深遠，對南通的近代化作出積極貢獻，是民營企業家的先賢和楷模。

誠如張謇自己所言：“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草木同腐。故踴躍從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辦事，亦本此意。”張謇“言商仍向儒”，他憑借著以天下為己任的歷史使命感，關心國計民生的經世致用思想，心系時局的社會責任感，一生探索實業救國之路。尤其是張謇創辦實業、回饋社會并延伸到近代教育領域的嘗試，很值得研究，這也構成了我們這次講座的主要內容。

王一濤蘇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蘇州大學東吳智庫研究員，中國民辦教育協會民辦教育研究分會副理事長，無錫太湖學院兼職教授。主要研究農村教育、民辦教育和職業教育。發表論文百余篇，出版《民辦高校的內部治理與國家監管——基于舉辦者的視角》等專著3部。

張謇創辦的工廠內的織布機資料圖片

5月14日，江蘇省南通市的張謇專題展覽上，觀眾在參觀。徐培欽攝/光明圖片

“天地之大德曰生”

張謇五歲就被送入私塾讀書，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踏上科舉之路。歷經二十多年沉浮，最終得中了狀元，不過隨后因其父病故，于1894年開始在家守孝三年。這一時期也正是清末時局風云突變之際，維新變法之吶喊對他也有觸動，同時張謇也在思考，力圖尋找強國之路。這期間，張謇和時任南洋大臣張之洞走得很近，兩人都將眼光投向了西方的實業和發達的科學技術。

在康梁變法逐漸走向政治舞臺中央之時，張謇開始了自己的實業救國實踐，他把家鄉江蘇通州作為興辦實業的基地，埋頭實干。基于自己對西方的觀察，張謇提出了“棉鐵主義”，即以棉紡織和鋼鐵工業為起點，再逐步發展其他各個工業部門，最終形成完整的工業體系的主張。之所以把家鄉作為籌辦實業的基地，張謇有自己的考慮，南通濱海臨江，交通便利，氣候適宜種植棉花，當地棉花“力韌絲長，冠絕亞洲”，此外，南通百姓有種桑養蠶繅絲的傳統技藝，基于這些條件，張謇決定在南通開辦紡織廠。

于是，張謇在家鄉大力宣傳辦廠計劃，希望能夠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但是建廠充滿波折。張謇又求助兩江總督劉坤一和兩湖總督張之洞，最終獲得一批閑置的紡織機器來支援建廠。不過張之洞要求以這批機器為本錢，占有紗廠的股份，這導致了最初參股者的不滿，這些參股者認為一堆破爛機器就要占股，損害了他們的利益。張謇為此多次奔走于南京、湖北、南通、上海各處，白天談論寫信手口不停，夜間又苦心思索解決辦法。最終使各位股東達成共識，初始資本問題得以解決。

最終，張謇根據《易經》之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指天地間最大的美德就在于孕育生命）而命名的“大生紗廠”正式開工。當時在常熟的翁同龢聽到此消息，欣喜萬分，題聯以表祝賀：“樞機之發動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東南。”而兩江總督劉坤一深知籌辦實業之難，他在向張謇祝賀時特意詢問成功之由，張謇答道：“無他，時時存必成之心，時時做可敗之計。”

大生紗廠走入正軌之后，棉紗銷路通暢，紗廠獲得豐厚利潤，張謇因而得以利用余利次第興建二廠、三廠。張謇的實業救國之路初見成效。隨后，張謇的業務向上下游拓展：為解決原料問題，創辦墾牧公司；為方便原料和產品的運輸創辦輪船公司；為解決資金周轉，創辦銀行；為利用棉油及棉渣，創辦油廠和肥皂廠；為解決紗廠機器維修創辦資生鐵廠和資生冶廠，從而形成了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在張謇的努力下，南通從一座閉塞落后的小城向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型城市過渡，在當時享有全國“模范”的美譽。

之所以我們的講座要用一定篇幅來介紹張謇的實業救國之路，就是因為從后來的歷史進程來看，大生紗廠是張謇實業救國的起點，同時也是他一生事業發展的基石，尤其是對其后張謇的近代教育實踐產生了重要影響。

“唯事貴有恒，非一蹴可就”

隨著開辦實業走上正軌，張謇開始把更多注意力轉到民生領域。蘇北沿海由于長江與古黃河泥沙大量沖積，海灘面積不斷擴大。隨著海岸線的一天天推移，農墾事業的自然條件越來越好。面對黃海“一片荒灘，彌亙極望，仰惟蒼天白云，俯有海潮往來”，張謇開始了農墾實業，他廣寫招帖，招用當地勞動力，他尤其照顧生活貧困者，解決了不少百姓的生計問題。

此外，張謇還直接舉辦社會公益事業幫扶百姓。

張謇出身農家，深知農民疾苦，每逢青黃不接之際，不法商人趁機囤貨居奇、哄抬糧價、從中盤剝。為了穩定糧食供應，張謇四處募集資金，籌建社倉，擬定社倉章程，此社倉被貧民稱為“救命倉”，借得之糧稱為“救命糧”。張謇還在南通興建育嬰堂和養老院，其建院規模、招收人數、管理辦法等都有明確規定。

而在贊助社會公益的龐雜事務中，張謇始終沒有停歇近代化的前進腳步。在近代天文事業處于萌芽階段時，張謇創建了中國第一個民營氣象臺。在選址時，他堅持把氣象臺建在軍山頂上，他認為這能讓南通百姓一抬頭便能看得到，這樣才能更好地增強人們重視天氣預報的觀念，從而更好地利用。張謇還推動了南通地區的公園建設。張謇認為，“公園者，人情之圃實業之華，而教育之圭表也”。1917年，他在濠河的西南主持和營建了東、南、西、北、中五個公園。公園與公園之間用堤或橋相連，園內布置山、水、花木與亭榭，適合百姓消遣娛樂。當時南通的兒童沒有專業的運動場所，社會各界紛紛倡議開設運動場。張謇先后修建了第一和第二公共體育場。體育場定期舉辦運動會，鼓勵市民踴躍參與，張謇不僅熱情支持，而且積極資助優秀的運動員們參與國內外的各種比賽。

考察張謇的公益事業，其行事有一個特點，即：由小到大，由簡而繁，由少到多，由陋而善。誠如他所說：“唯事貴有恒，非一蹴可就。得寸積尺，得尺積丈。”這樣的扎實行事風格，為張謇的近代教育實踐提供了有效的支撐。

“教育為實業之母”

在大生紗廠創辦之后，致力于完善生產體系的張謇，就已經意識到實業發展面臨的問題——勞動者的知識水平有限，影響紗廠的持續發展。張謇由此開始將目光投向教育。科舉出身的張謇深知晚清教育之弊，積極興辦近代教育，“茍欲興工，必先興學。”而且不僅工業如此，在張謇眼中，“農工商皆資學問”。他甚至提出“教育為實業之母”“有實業而無教育，則業不昌”等卓見，主張“實業所至，即教育之所至”。

雖然目光已經鎖定在了教育對實業的基礎作用，但是張謇的教育實踐開端卻是從最基礎的師范教育開始的，這實際上也契合了張謇在社會民生方面的行動原則，夯實根基，方成大廈。按照他所說，“欲教育普及國民而不求師，則無導。故立學校，須從小學始，尤須先從師范始”。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張謇向兩江總督劉坤一與南通地方官員陳說自己開辦師范學校的想法，不少官員反對，劉坤一也猶疑不定。不過張謇堅持己見：“家可毀，不可敗師范。”

張謇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打開“辦學堂”的新局面：他將辦紗廠歷年積蓄的薪金拿出來創辦師范學校，親自參與討論辦學章程、召集生徒、教習考核、生活管理等事項；學堂建成之后，張謇又公示學校各項章程規則，安排課程，網羅人才，廣求名師，招收品行皆良的學生，邀請當時的國學名師王國維前來教授國學和教育學等課程。經過諸多努力，中國第一所私立師范學校——通州師范學校建立起來了。通州師范學校開辦成功，讓張謇的教育實踐從此有了最重要的支點。緊接著，他又辦起了南通女子師范學校、甲種師范講習所、乙種小學教員講習所、盲啞師范傳習所、東臺母里師范學校等。

在通過師范教育奠基近代教育事業后，張謇對近代職業教育開始了自己的獨特探索。他先在通州師范學校附設農學，開始招生辦學；接著興辦了第一所棉紡織高等學校，設紡織染傳習所；后來又興辦宣講傳習所、巡警教練所、監獄學傳習所等20余所職業學校。另外，張謇還創辦了盲啞學校、伶工學社、中國公學、復旦學院、水產專門學校、南京高等師范、金陵文正書院西學堂等學校。他創辦或參與籌建的多所高校，成為后來的南通大學等一系列高校相關院系的前身。此外，他不僅自己積極辦學，還鼓勵有能力的有識之士出錢或出力支持教育。根據統計，由師范學校發軔，張謇一生共創建學校370余所，為南通地區乃至整個江蘇重視教育、崇尚教育的濃厚氛圍發揮了重要作用。

學校建成之后，張謇沒有隨之放手不顧，他把自己的近代教育理念用在了學校的教學實踐中。

他非常關注教育管理。最初，張謇以“求忠實，力精進”作為辦學宗旨，要求師生員工忠于科學，忠于實際，以誠相待，不奸不詐；精益求精，不避艱險，勇于實踐，積極進取。張謇對于校風學風的建設也認識頗深，每所專門學校都有明確的校訓。

而對于學生，張謇認為應該在德育、智育、體育等方面全面發展，辦學應該抓好學生“國家思想、實業知識、武備精神”三個方面的教育。在學習方法上，張謇要求學習要理論聯系實際，十分重視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對學生的實習時間也做出了周密的規定。

對于學習內容，張謇主張要通過國文教育，使廣大學生確立“忠則不二、信則不欺、篤則不妄、敬則不偷”的行為準則，在社會生活和人生進程中能夠“謹行為、盡人道”。

《光明日報》（2021年06月05日11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