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魯迅經典小說改編，曾經銀幕上的經典

魯迅經典小說電影改編始于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現止于2011年，雖涉及具體作品不多，卻在發展過程中顯現出鮮明時代特征。

“十七年時期”《祝福》電影改編的一枝獨秀、功能至上，到八十年代《阿Q正傳》《藥》《傷逝》等電影改編的忠于原著、勇于表達，再到九十年代《鑄劍》電影改編的大刀闊斧、曲藝綿長，這與經典小說電影改編時所處的社會背景，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息息相關。

《祝福》是魯迅經典小說電影改編的開篇之作，是為魯迅經典小說電影改編發展的開端。從創作時代、創作意圖、創作過程、創作影響四個方面來看，這部“一枝獨秀”的魯迅經典小說電影改編的開山之作都展現出了“功能至上”的突出特點。

《祝福》創作于1956年，回到1956年的現實語境中，國內政治形勢、經濟模式、文化樣式“旗幟鮮明”。

與此同時，1956年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具有重要時間節點意義，這一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生產資料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初期階段，中國人對于歷史時間的概念比以往的任何時段都更為強烈。

正如影版《祝福》將故事的時空背景設定為“辛亥革命前后”，顧名思義有“古今對照、憶苦思甜”的意味，對此導演夏衍解釋“我總覺得今天的青年人應該了解過去的那個悲痛的時代，但只應該為了這個時代的一去不復返而感到慶幸，而不必再為這些過去了的人物的遭際而感到沉重和悲哀。

也就是說，電影《祝福》的誕生年代注定了它的使命——服務于身處的時代，服務于政治。電影《祝福》的制作是一項被要求完成的“任務”，甚至其上映日期都是被規定的。

在創作過程中，各個制作環節的開展也都被文藝相關部門幫助“扶持”著。如“轉場”事件的發生、“赴蘇實踐團”的回歸。

電影《祝福》原定于由上海制片廠攝制，在選景階段中桑弧接到“轉廠”通知，電影攝制改為北京電影制片廠負責，這一改變決定了影片《祝福》現實意義和最終呈現形式，桑孤要求攝制組的全體成員，“在局、廠的領導和支持下，發揮高度的創作熱情和政治責任感，克服一切困難，為提前完成本片的制作任務爭取在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日獻映而努力。”

因此，《祝福》電影改編注定是一項政治任務，這項政治任務展示著國家意識形態與文化電影產業發展的雙向互動。

這種雙向互動代表著國家意識形態對文化電影產業發展的“把控”和文化電影產業發展對國家意識形態的“闡釋”。20世紀50年代，中國電影產業進行了一次大變革，將上海在民國電影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分散到北京來，《祝福》的“轉廠”正是變革的具體表現。

1951年，《武訓傳》遭到批判標志著包括電影在內的文藝界展開了大規模的整風運動，批判標志著民營電影公司攝制的影片與國家意識形態“期望”的文化產業發展狀態格格不入，民營電影公司“缺乏領導”而存在、運行的弊端也更是日益顯現。

1952年，私營電影制片公司走向國營，自此，全國電影制片事業轉入完全國家化的道路。

有了思想引領還難以支撐中國電影產業走的更好更遠，體制建設和技術指導更為重要，1953年，蘇聯電影部派出五人小組來到北京，協助中國議定電影事業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電影開始“以蘇聯為榜樣，建立健全了制片生產和事業管理的各項規章制度，開始對整個電影體制進行全面的調整和建設”。

1954年6月，“以王闌西為團長的中國電影工作者訪蘇代表團赴蘇訪問考察，回國后呈報《電影工作者赴蘇訪問工作報告》，提出全面學習蘇聯電影事業及其它體制建設經驗的計劃和措施。”

同年，電影局組建赴蘇實習團到莫斯科電影制片廠實習。赴蘇實踐團來自于全國各個電影廠，實習回國后均留任于“新北影”且就職于影片《祝福》制作的重要崗位，“這部彩色故事片的攝制自然成為了中國電影界赴蘇實習成果的一次重要技術實踐和藝術檢驗。”

而《祝福》的制作過程也反映著國家意識形態與文化電影產業的互動帶來的“前所未有”的闡釋空間。

有學者將《祝福》的攝制稱為“一場計劃周密的大規模生產過程”，這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模式水乳交融，行政力量的加持使《祝福》在攝制過程中更好、更充分的調動、利用資源，比如在“祥林嫂風中尋阿毛”鏡頭的拍攝中，攝制組“為了這凜冽的秋風，特地借來一架小型飛機幫助刮風”，給予《祝福》更豐富的制作空間。

因此，《祝福》的電影改編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形象闡釋與形象輸出提供契機，這正是影片《祝福》的功能性所在，具體表現在詮釋“魯迅的”“民族的”、詮釋“階級情感”。

相比于原著中并不劍拔弩張的人物關系，影版《祝福》中建立的階級群體的劃分是其影片功能性的一大表現，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也是在電影創作時期的社會現實矛盾，“祥林嫂砍門檻”這一明顯改動隱喻著現實的政治選擇，也成為電影《祝福》“功能之上”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所在。

區別于其他幾部魯迅經典小說電影改編作品，電影《祝福》是特殊歷史時期、特殊歷史條件下所締造的產物，代表著社會主義初期階段我國電影事業的發展初心和奮斗方向，電影改編過程與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文藝政策息息相關，闡釋文藝方針下的魯迅、闡釋民族特色和地方風情、闡釋社會現實下突出的階級矛盾，可謂“一枝獨秀、功能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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