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叔痤，改變了吳起和商鞅命運的小人

這個世界上從不缺小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形形色色的小人在推動和改變著這個世界，形成了歷史。比如，沒有袁世凱的“小人行徑”，或許就沒有戊戌變法的失敗，就沒有后來一系列波瀾壯闊的中國當代歷史；比如，如果沒有楊四知、魏藻德這些小人，或許就沒有明朝的滅亡，就沒有清以后的歷史。

公叔痤劇照（也有稱為公孫痤）

公叔痤又有稱為“公孫痤”的，史記上則為“公叔座”，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小人”。為了證明他是一個小人，我們可以講如下兩個故事：

公叔痤為魏相時對吳起非常忌憚，便有除去之意。當時他的一個門客就說：“吳起很容易除掉。”公叔痤問：“怎樣下手？”

門客答：“吳起追逐聲望，為此而嚴于律己。您可以先向武侯說：‘吳起大才，我們魏國屬于侯爵一級的小國，又比鄰強秦國，恐不能長留吳起于魏。’武侯必然求問解決的辦法，您就乘機說：‘君侯可以把一位公主許配給吳起，他如果愿意長久為國效力就必定接受，否則就會辭謝。以此就能試探出他的想法。’然后您再想辦法把吳起和公主邀請到您的府上，制造機會讓公主故意發(fā)怒輕慢于您。法家出身吳起怎么會喜歡這樣的公主？就一定會堅辭不受。”

于是公叔痤依計行事，吳起果然不滿于公主做派而辭謝了魏武侯。魏武侯也因此對吳起有所懷疑而不信任他。吳起害怕魏武侯降罪，于是便離開魏國而到楚國。從此，公叔穩(wěn)踞相位。

商鞅原是衛(wèi)國人，所以也稱衛(wèi)鞅。后被公叔痤收為“養(yǎng)子”，所以也稱公叔鞅。公孫鞅喜歡研究刑名之學，公叔痤知道他有才干，但卻故意拖著，并不向大王推薦。太史公司馬遷寫道“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很有深意。若過早地推薦公孫鞅，可能會取代他的職位，而在臨終時鄭重托付，博得薦賢之名，對自身利益也沒有什么影響。

公叔痤病重后，魏惠王親自前去探望公叔痤，說：“您的病如有不測，關于國事可還有什么建議？”公叔痤回答說：“我的養(yǎng)子公叔鞅，雖然年輕，但有超拔的才華，大王可將全部國事交給他，聽任他去治理。”

魏惠王聽后卻并未表態(tài)。待魏惠王要離時，公叔痤又屏退左右說：“大王如果不愿重用公叔鞅，那就一定要除去他，切不可讓他離開魏國。”魏惠王聽后仍然沒有說話。直到離開了公叔痤的宅邸，魏惠王才忍不住對左右大臣說：“悲乎？以公叔痤的能力，卻要我把國家交給公叔鞅，何其荒謬！”

吳起和商鞅，原來都是衛(wèi)國人。吳起與商鞅，也都是狠人。

早年間，吳起為了出人頭地，弄得傾家蕩產(chǎn)卻是一無所獲，結果被周邊的一群人誹謗嘲笑。一般人估計要么忍了，要么找機會把這些人收拾一頓也就算了，可吳起卻是一口氣殺了三十多人。在臨逃走時，他對母親發(fā)誓說：“不當卿相，決不回衛(wèi)。”

離開衛(wèi)國后，吳起首先到了魯國。于是便投奔了孔門弟子曾參之子曾申門下學習儒術。結果因為母親去世時，吳起沒有按照儒家忠孝的標準回家奔喪守孝，被曾申以“不教”的理由除了名。于是，吳起棄儒學兵。

公元前412年，齊宣公發(fā)兵攻打魯國。魯元公想重用吳起御之，但想到吳起妻子是齊國人，又擔心吳起的決心。吳起知道后，便殺了妻子，以明心志。于是魯元公便任命吳起為將，大敗齊軍。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吳起殺妻“的典故。

關于“吳起殺妻”的真實性，歷史上是有爭論的。“殺妻說”最早見于《史記·孫子 吳起列傳》：“吳起于是欲 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 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

在司馬遷筆下，吳起僅娶過一任妻子，她就是這個可憐的齊女，無辜地喪命于冷血丈夫之手，成為吳起追求功名時獻給魯君的祭品！

但是在《韓非子》的記載中，吳起的妻子則是“衛(wèi)女”，而不是“齊女”，她是吳起在其母國迎娶的。吳起曾要求衛(wèi)女給他編織一條絲帶，可她卻并未按吳起的要求規(guī)格編織。吳起讓她修改，她也是口是心非。等吳起看到不符合標準的絲帶時，怒不可遏。衛(wèi)女辯解道 :“我開頭已把經(jīng)線確定好了，實在改不了。”吳起聽了這樣的解釋則是更加氣憤， 當即休妻。

衛(wèi)女見事態(tài)嚴重，便想請自己的哥哥來勸吳起。但是她的兄長也非常了解吳起，便道：“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后行之， 子毋幾索入矣。”意思是說，吳起這個人，是崇尚法家的人，做起事來非常講究原則。并且，有非常強烈的功名之心。那么，他一定會為了自己的追求，把自己的法治的原則在自己的親人間首先實行和堅持，你就別心存僥幸了。后來，衛(wèi)女又讓被衛(wèi)君重用的弟弟去求情，吳起果然不為所動，堅決“不聽”。

韓非子法家之集大成者，是非常推崇這種“不避親貴，法行所愛”的法治思想的。所謂“親貴”的“親”，指的是父子、夫婦這樣的至愛親人。為了捍衛(wèi)“法”的尊嚴， 用法者當鐵面無私，斬斷親情。在韓非看來，吳起乃“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韓非子·難言》)，是法家人物的榜樣。

后來吳起在魯國的主公季孫氏因懈怠賓客被殺害，吳起離開魯國，來到了魏國。在魏國，吳起得到魏文侯重用。他指揮魏軍屢次擊敗秦國，占領河西之地，為首任西河郡守，同時改革兵制，創(chuàng)建了舉世聞名的魏武卒，“與諸侯大戰(zhàn)七十六，全勝六十四”。

接著又因為公叔痤的陷害而為魏武侯猜忌，而轉投楚國。被楚悼王任命為令尹，進行變法。經(jīng)過吳起的改革，楚國在短時間內(nèi)國力大增，一度出現(xiàn)了“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大敗魏國“馬飲于大河”的霸主氣象。

但是吳起變法措施中例如“取消貴族世襲的爵位和俸祿只傳三代，三代以后取消爵祿”，“將國內(nèi)旁支貴族發(fā)配偏遠之地”，等政策嚴重侵犯了楚國舊貴族的利益，兩者的矛盾嚴重對立，史稱貴人“皆甚苦之”。并且還出現(xiàn)了吳起在出行巡視時遇到大臣屈宜臼的攻擊的情況。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21年，楚悼王去世。吳起從前線趕回治喪，卻被心懷不滿的楚國貴族埋伏。吳起拔出箭逃到楚悼王停尸的地方，將箭插在楚悼王的尸體上，喊道：“群臣作亂，謀害我王。”

按照楚國法律的規(guī)定，“麗兵于王尸者”，將被誅滅三族。新即位的楚肅王根據(jù)此規(guī)定，把射殺吳起時射中楚悼王尸體的人全部處死，受牽連被滅族的有七十多家。而為了穩(wěn)固統(tǒng)治，安撫貴族，也對吳起處以車裂之刑。吳起死后，他在楚國的變法宣告失敗。

商鞅劇照

公叔痤死后，公叔鞅聽說秦孝公在國內(nèi)發(fā)布求賢令，便投奔秦國，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jiān)見孝公。一番操作和溝通下來，公叔鞅得到了秦孝公的認可，并在其支持下開始了史稱“商鞅變法”的秦國的變法圖強運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正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公叔鞅之所以被后世稱為“商鞅”，是因為他曾統(tǒng)率秦軍收復了河西之地，被秦孝公賜予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史稱為商鞅。而正是因為這場戰(zhàn)役，絕了商鞅最后的退路。

公元前341年（也有觀點認為是340年）, 魏國受到齊、秦、趙三國的進攻, 魏國出師向秦反攻，失敗了。次年, 魏國派公子卬和公叔鞅交戰(zhàn), 公子卬中了公叔鞅的計謀, 被俘虜，又一是場慘敗。（后魏惠王又親自率軍進攻公叔鞅, 但又被打敗。）

公叔鞅是用什么計策俘虜了公子卬的呢？其實就是“利用‘和”欺騙“。在魏國時作為公叔痤“養(yǎng)子”的公叔鞅相識有舊，《呂氏春秋·無義》篇載云：

（公叔鞅)為秦將而攻魏, 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 公叔鞅之居魏也, 固善公子卬, 使人謂公子卬曰 : “ 凡所為游而欲貴者 , 以公子之故也 。 今秦令鞅將 , 魏令公子當之 , 豈且忍相與戰(zhàn)哉 ?公子言之公子之主 , 鞅請亦言之主 , 而皆罷軍 。 ” 于是將歸矣 , 使人謂公子曰 : “ 未有時相見, 愿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 公子曰: “ 諾。” 軍吏爭之曰 : “ 不可。” 公子不聽, 遂相與坐。 公叔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卬。

（PS：原文為公孫鞅）

《戰(zhàn)國策· 秦策一》載“ 孝公行之八年, 疾且不起, 欲傳商君, 辭不受。 孝公已死, 惠王代后” 。秦孝公是否真的曾有意傳位給商鞅，在歷史學界一直還有爭論。但是商鞅當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卻是讓繼位者秦惠王所猜忌的。

特別是在秦惠王還在做太子時，商鞅曾不顧情面地對其師公子虔處以“黥刑”（臉上刺字），這讓兩者的私人關系實在說不上好，而公子虔則是“倒鞅”的絕對主力。

商鞅被秦“通緝”后逃到魏國，《商君列傳》載: “ 去之魏, 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 弗受。 商君欲之他國。 魏人曰: `商君, 秦之賊。 秦強而賊入魏, 弗歸, 不可。 ’ 遂內(nèi)秦。 ”

魏國因為怨恨商鞅當年“欺騙”公子卬的行為，而不接受。甚至怕強秦找‘魏國放走商鞅“的借口，也不愿意借道讓商鞅逃去他國，直接把商鞅又趕回了秦國境內(nèi)。

最后商鞅全家被殺，他的尸體還被運回咸陽施以車裂之刑。

歷史就是這樣，有多少是偶爾，有多少是必然？沒有公叔痤的小人之舉，吳起與商鞅的人生和命運又會是什么樣的？

沒有吳起和商鞅的變法，戰(zhàn)國的歷史又會如何演繹？

沒有商鞅對公子卬的“欺騙”，商鞅不死，秦國的歷史又會產(chǎn)生怎樣的波瀾變化？

雅斯貝爾斯在他的《人的歷史》里講：“歷史不時表現(xiàn)為一團烏七八糟的偶然事件，像急轉的洪流一樣。”我深以為然。

那么歷史的價值是什么？

喬治·屈維廉說：“歷史并沒有真正的科學價值，它的唯一目的乃是教育別人。”

是的，警惕并希望我們身邊少些小人吧！

如果您喜歡草根的文章，請"關注、點贊、轉發(fā)"！謝謝！或許在我的主頁能發(fā)現(xiàn)更多你喜歡的內(nèi)容！

推薦我的其他文章：

為張載正名：《人世間》里一段錯誤的歷史

亞歷山大·杜金：被稱為俄羅斯“妖僧”和普京“大腦”的人

明萬歷年間也有一個像司馬南一樣“仗義敢言”的人叫楊四知

又一個司馬大師：只會用嘴愛國的崇禎帝最后一任首輔魏藻德

莊子的“人間世”與梁曉聲的“人世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