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轉自好奇心日報假設有個人于1964年出生在中國南方，他（姑且假設是他）在小學一年級學到了漢語拼音，并借此了解了普通話的讀音。在之后30年時間里，他很有可能再....

轉自好奇心日報

假設有個人于 1964 年出生在中國南方，他（姑且假設是他）在小學一年級學到了漢語拼音，并借此了解了普通話的讀音。在之后 30 年時間里，他很有可能再也沒有機會使用拼音，直到 1990 年代。

這個人被委派到了新的工作崗位，相比新技術，文件里的各種新名詞成了真正困擾他的東西。在編制文件的時候，他不知道這些字到底怎么寫，比如同事告訴他“混凝土”這個名詞被縮寫成了一個讀音為 tóng 的字。

在單位的公用電腦上，他一個鍵、一個鍵地敲下了 tong 這四個字母。找了一番之后，他看到了“砼”這個字。

拼音當時是非日常的存在，可能要等到兒女送他第一臺電腦，這個“60 后”才會被迫逐漸回憶拼音的規則。再等到他有了第一臺可以手寫的智能設備，他終于不必費心回憶各種字的讀音——他回到了漢字的輸入方式，但依然困擾于前后鼻音以及平翹舌音的區分。

不過對于他的兒孫來說，拼音的應用就完全不同——尤其是最年輕的一代，拼音是如此日常，以至于有個叫“手癌”的詞專門形容輸入失誤。

王永民

從漢字的角度來看，能夠將不同漢字區分開來的特征也就是字音、字形這兩種。拼音在當時無法提高輸入效率，而且，從字形入手來解決漢字輸入問題，還有另一個更加直觀的理解——輸入漢字就像是在寫字，這樣似乎更加貼近中國人的書寫習慣。

“我國東漢文字學家許慎，早在一千九百年之前，就指明了突破口。他在《說文解字》中，對漢字作了綜觀全局的分析，揭示了漢字構造的內在規律，他說‘獨體為文，合體為字’。他認為，成千上萬的漢字，都是由 500 來個基本的獨體字，像搭積木那樣拼合構成的。這些獨體字叫做‘文’，再由‘文’拼合而成者，謂之‘字’。‘文’只有幾百個，而‘字’可以有幾萬個。”王永民在一次演講中這樣回憶。

不過，最早通過拆分字形來實現漢字輸入的人并不是王永民。1976 年，臺灣人朱邦復就公布了他的形意檢字法，兩年后蔣緯國用中國神話傳說中的造字史官“倉頡”為其命名，即倉頡輸入法。

朱邦復 1937 年出生于湖北黃岡，戰亂中隨父親遷居臺灣，此后輾轉巴西、美國等地，并在 1973 年回到臺灣。朱邦復自稱自己一直希望能夠通過字形來實現漢字輸入：“因為在我多年的研究中，發現了文字的基本因子：對輸入而言，是為字碼；對排序則用字母；辨識則利用基本形及位置；字形可以靠筆形的比例組合。”

另一種在 1990 年代流行的通過拆字完成漢字輸入的則是鄭碼輸入法，由中國文字學家、《英華大詞典》主編鄭易里發起，后經其女兒鄭瓏所完成。1989 年，鄭碼輸入法申請專利，之后也被微軟的 windows 操作系統接納為內置輸入法之一。

“早期的拼音輸入法不是很成功，這就給了其他輸入法的迅速崛起創造了條件。“在《數學之美》一書中，自然語言處理專家吳軍這樣寫道，“各種輸入法的專利到 1990 年代初已經有了上千種，以至于一些專家認為中國軟件業之所以上不去，是因為大家都去做輸入法了。”

大量專業性的輸入法占領市場，其中最成功的自然還是五筆。當時的各家公司都有一個極具時代特色的職位，五筆打字員，用以將手寫的文件輸入成電子文件。

五筆輸入法字型字根表

吳軍認為，五筆的成功并非因為五筆本身有多么出色。他從數學信息論的角度進行分析，得出結論，理論上只要敲擊三下鍵盤，就能夠輸出一個漢字。“王永民的五筆輸入法暫時勝出，并不是因為他的輸入法更合理，而是他比其他發明者更會做市場而已。”

吳軍甚至相信類似于五筆這樣的復雜輸入法有天生的缺陷。他引用實驗結果稱，使用這類復雜輸入法的人，在脫稿打字時的速度只有看稿打字的四分之一。“在使用這些輸入法時都要按照規則臨時拆字，這個時間不僅長，而且在脫稿打字時嚴重中斷思維……因此廣大中國計算機用戶對于這一類輸入法認可度極低。”

從初學五筆，到能夠每分鐘輸入 80 到 90 個字，需要大約兩個月的時間。而在使用五筆的過程中，如果不是對著現成的文稿打字，也很容易就切換到拼音輸入法。這似乎印證了吳軍的觀點，思維通常是以語音的方式進行的。要將思維對應到漢字字形，再使用五筆輸入法輸入電腦，這整個流程并不直觀。

2、到底是什么阻礙拼音成了主流輸入法？

答案是內存。

1995 年誕生的智能 ABC 輸入法算是早期最容易使用的拼音輸入法，但它其實仍然十分笨拙。輸入對應的拼音，敲擊空格，會彈出一個龐大的字庫。由于詞頻預設不佳，因此使用者需要花很多時間才能尋找需要的字。而當碰上 shi 或者 zhi 這樣能夠對應大量漢字的音節，則更讓人崩潰。因此，在當時很多人使用拼音輸入法時，采用的都是輸入詞組的方式，例如當需要輸入“雅虎”一詞時，會輸入“典雅”和“老虎”，再將不適用的字刪去，但這仍然不是一種高效的輸入方式。

1999 年 12 月，由考拉拼音發展而來紫光拼音正式發布。紫光拼音則直接將“雅虎”一詞加入內置的詞庫當中，用戶直接鍵入 yahu，就會跳出“雅虎”的選項。

要做到像紫光拼音這樣通過詞庫來增加拼音輸入效率，前提就必須是存儲空間的擴張。1999 年主流電腦配置變成了 64MB 內存以及 6.4 GB 硬盤。這才有了紫光拼音誕生的基礎。此后，拼音輸入法不斷更新，推出了包括模糊音（幫助有口音的人使用拼音）、自定義字庫（用戶自己的常用字、詞提前被輸入法記憶）等多種功能，進一步提高了拼音的輸入效率。

回顧最初，1981 年的 IBM 電腦內存空間僅為 4 KB，固定存儲空間則依靠 5.25 英寸軟盤，單張存儲空間最大為 1.2 MB。由于處理空間有限，要使用中文輸入法都需要外接所謂的“漢卡”，即安裝有中文輸入法程序的只讀存儲器。

1989 年，史玉柱開發出了 M-6401 桌面文字系統，并封裝在一個只讀存儲器當中。通過外接一個硬件，漢卡幫助當時的電腦實現漢字輸入和輸出的功能。僅僅依靠漢卡，史玉柱在 4 個月的時間內，營業收入就超過了 100 萬元。而中國最早的科技公司大多都從事過漢卡的生意，包括聯想、方正，也包括王永民的王碼集團。

巨人的 M-6403 漢卡

這些隱藏在代碼、芯片、和電子元件中的技術進步，對于現在大多數使用者來說都相當陌生。隨著電腦硬件的進步，所有這一切都被整合進了電腦的操作系統當中，漢卡也早已被淘汰。不過，漢卡可以被看作是輸入法的前身。在本質上，他們要解決的都是如何讓普通人使用電腦這一問題。只不過漢卡作為一種硬件被淘汰了，而其中的程序，尤其是輸入法的部分不斷演進、更新。

3、當代畢昇王選

漢字與電腦兼容的問題是一個“系統性工程”，包括輸入，輸出等多個方面，1970 年代末陸續登場的漢字輸入法解決的是輸入問題的話，王選和他發明的激光照排技術解決的就是漢字輸出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王選被稱為當代畢昇并不為過。

傳統的中文印刷，采用的還是鉛字排版的手段，效率低下。一個未經證實的傳言是，朱邦復當時在巴西出版社工作時發現，一本英文書可以通過電腦排版、校對、印刷，整個過程僅需要 12 小時。而一本中文書選用鉛字排版、校對，再到正式印刷，整個過程長達半年。這意味著中文信息傳遞的速度極慢，在知識爆炸的時代，這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當時，中文印刷和英文印刷最大的差異仍然是由漢字帶來的。英文印刷僅需 26 個字母和若干標點符號就能完成，而中文則依賴于成千上完的漢字。與輸入法面臨的問題一樣，當時最大的問題也就 512KB 儲存裝置無法保存如此多的內容。

王選采用的方式與朱邦復的倉頡輸入法、王永民的五筆輸入法有異曲同工之處。通過分析漢字字形，王選將漢字拆分成為規則筆劃和不規則筆劃，前者可以用參數表示，后者則可以用輪廓描述，相當于用另一種更為簡單的方式對漢字進行編碼，而不用記憶整個漢字的字形。儲存這些新編碼的所需要的空間僅為原本的 1/500 。再加上改進以后的漢字輸出速度，王選通過激光照排技術解決了電子時代下的漢字印刷問題。

4、拼音輸入的流行

手機的進化對拼音的大規模應用功不可沒。

根據 2006 年《上海青年報》的報道，“由于手機市場基本被諾基亞、摩托羅拉和三星等國際巨頭占據，他們使用的輸入法又以美國的 T9 和加拿大的‘字源’等標準為主，其中 T9 大約占據了 50% 的市場，這直接影響了整個手機市場對漢字輸入方式的需求方向。”

T9 即是通常意義上的九宮格鍵盤。以往，在手機上輸入，需要按下對應的按鍵。例如要輸入字母 B 就需要連續按兩下 2 鍵。九宮格鍵盤的簡化之處在于，只需要輸入該字母所在的按鍵一次，程序按算法自動組成合法的拼音，從而提升漢字輸入的效率。再配合短信的流行——2005 年全國短信發送量達到 3000 億條—— T9 輸入法很快幫助了拼音的流行。

而很快，智能手機的誕生將一個完整的電腦鍵盤按在了手機屏幕之上。至此，手機和電腦的輸入法實現了合流。只要學會一種拼音輸入法就能夠暢通無阻地進行電子輸入。

2006 年，搜狗輸入法推出。據搜狗 CTO 楊洪濤回憶，1990 年代輸入法的詞庫來源，是通過當時的官方媒體，從報紙上刊載的大量報道中，進行詞頻統計。統計出來的詞庫既不符合用戶的日常語言，又無法隨著社會的變化而更新換代，因此當用戶在輸入拼音的時候，仍然需要花時間從詞庫中挑選詞匯，準確率提升有限。

搜狗的崛起正是建立在“快捷”的需求之上。其原理可以簡單理解為，搜狗輸入法借助搜狗搜索引擎技術將詞庫擴展到了極限，即整個中文互聯網的內容。通過將用戶輸入的拼音，與整個中文互聯網匹配，從而挑選出最有可能是這個用戶想要的內容。

楊洪濤喜歡舉的例子是，2006 年正是《超級女聲》最火爆的一年。搜狗通過網絡抓取，使得用戶直接輸入 liyuchun 就能夠自動聯想出“李宇春”，而不需要用戶先輸入“李”、再輸入“宇”、最后輸入“春”。通過將整個詞庫擴大到中文互聯網，搜狗輸入法逼近了吳軍理想中的輸入法方案，“假定有大小不受限制的語言模型，是可以達到信息論給出的極限輸入速度的。”

搜狗輸入法迅速成為了市面上最主流的輸入法，一年內市場份額一度超過 90%。直到后來，Google、騰訊、百度紛紛開發自己的基于互聯網技術的中文輸入法，搜狗輸入法的市場份額才慢慢滑落，但始終維持在 70% 以上。

搜狗輸入法

5、好了，現在我們可以回到漢字拉丁化的歷史上來

早在明代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中國傳教，就曾經嘗試用拉丁字母來為漢字注音，以便東西方之間的交流。而到了 19 世紀末，全國各地都出現了用拉丁字母為當地方言注音的《圣經》版本。西方傳教士是漢字拉丁化的最初踐行者。

最早明確提出漢字拉丁化主張的是晚清國學大師俞樾的弟子宋恕。在《六齋卑議》 中，他寫道：“江淮以南，須造切音文字多種，以便幼學。”換句話說，宋恕認為相比起拼音文字，漢字復雜難學，造成文盲率居高不下，阻礙了國家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從 1915 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也大多繼承了這一想法，廢除漢字的主張和口號也越來越激烈。瞿秋白要求：“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必須羅馬化，就是改用羅馬字母，要根本廢除漢字。”蔡元培也認為：“漢字既然不能不改革，盡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魯迅甚至一度發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吶喊。

1918 年，當時的中華民國教育部正式推出注音符號系統。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早期的漢語拼音，最大的區別在于注音符號基于章太炎發明的“紐文”、“韻文”系統，而非 abcd 這樣常見的拉丁字母。注音符號系統歷經多次修訂，現在主要流行于臺灣。大陸盡管在 1958 年以后用漢語拼音代替了注音符號，但是在《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等辭書中依舊保留了注音符號的寫法。

中國共產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繼承了漢字拉丁化這一傳統。十月革命之后，蘇聯發起文字拉丁化運動，并組建委員會開始研究漢字拉丁化的問題，目的是為了幫助中國北方工人掃盲，以便讓他們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堅力量。

1929 年 2 月，瞿秋白擬訂了第一個中文拉丁化方案，并在 10 月寫成一本小冊子《中國拉丁化字母》。在蘇聯協助修訂了這個方案之后，正式于 1934 年在中共占領區和受蘇聯影響較大的區域進行推廣。語言學家陳平在《現代漢語》一書中提到，從 1933 年到 1944 年該方案被廢除之前，有 300 多種出版物（約 50 萬份）使用了這樣一種拉丁化的新文字。

用拼音印刷發型的《大眾報》

建國以后，這一政策也延續下來，看到蒙古、越南、朝鮮等國將原本的文字都改成拉丁化文字之后，劉少奇要求中宣部研究這些國家的的文字改革經驗，作為中國文字改革方案的參考。毛澤東也要求“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當然，也不乏反對的聲音。考古學家、甲骨文研究者陳夢家是最早、也最知名的反對者。1957 年，它發表《慎重一點“改革”漢字》和《關于漢字的前途》，不贊成廢除繁體字實行簡化字，以及實行漢字拉丁化。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陳夢家很快被打成右派，最后在文革中自殺身亡。

不過，中國共產黨最后采取了一個折衷的方案。 在何偉的《甲骨文》一書中，他引述周有光的話，認為這是斯大林影響了毛澤東。

“那時，毛澤東很敬重斯大林，把他當作共產主義世界的領導人。他告訴斯大林，中國將要進行文字改革，并征求斯大林的意見。斯大林跟他說：’你們是個偉大的國家，你們應該有自己的、中國式的文字。你們不應該只是使用拉丁字母。’”

中國共產黨的確放棄了完全將漢字拉丁化的設想。1958 年，語言學家周有光與他的團隊發明了漢語拼音系統，這個時間甚至比第一臺真正意義上的個人計算機，即 1981 年的 IBM PC 要早了 20 多年。

同年，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周恩來寫道：“首先，應該說清楚，漢語拼音方案是用來為漢字注音和推廣普通話的，它并不是用來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這一說法后來成為了拉丁字母和漢字之間界限的官方標準。

2018 年 1 月 14 日，Google 將封面換成了周有光，紀念他逝世一周年。

Google 紀念周有光

6、為什么很多字你認識，但你并不會寫？

吳軍這樣形容漢字輸入從拼音、到字形、再到拼音的過程，“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一種升華”。

事情或許并不只是“升華”這么簡單。

現在中國人用拼音識字、在電腦上輸入拼音以顯示漢字，但在閱讀和手寫的過程中，漢字仍然是唯一的媒介。沒有人能僅僅通過閱讀拼音來理解一篇文章，也沒有人會將拼音作為書面交流的工具。

這似乎形成了一種折中的局面。留戀傳統文化的人會因此感到慶幸，至少在書寫的時候，中國人使用的還是傳統漢字。而對于一門心思相信拉丁化會讓我們更接近于全球文化的人來說，如今拼音文字除了讓我們開始學習漢字的時候減少了很多麻煩，它還成了我們思維的重要組成部分。

“手癌“成為了網絡熱詞，特指那些用輸入法打字過快，以至于沒有發現當中出現錯字就發送出去的行為。

許多人依然可以辨認漢字的偏旁部首，有些人會猜測一個陌生字的讀音。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如果他不認識字，但會念，在輸入法里找到這個字的可能性極高——在這種情況下，拼音的文字學習功能被放大了。與此同時，人們可能會越來越不在意某個字的具體寫法。

這導致的結果就是：很多字你認識，但你并不會寫。

舉例來說，打出秦始皇的名字“嬴政”很簡單，但不少人不會在意“贏”、“嬴”、“蠃”、可能還有“蠃”的差別。而“饕餮”這兩個字，可能你早就不會寫了，但在它們出現的時候，你知道它代表貪吃，你恰好知道怎么念，你直接打出 taotie 這串字符，這兩個字也就出來了。

但這種拼音化顯然也不完全。當 “zhi he bi z nide shh zho yj jians dao jiej yu wu，nide yuy ken yj js zg yzi l ”這樣一串文字出現的時候，你會一頭霧水。不過，當你將這串文字輸入電腦中時，可能輸入法就會告訴你這樣一句話：“紙和筆在你的生活中已經減少到接近于無，你的語言可能已經就是這個樣子了。”

許多人也有這樣的體驗：在寫文章的時候，輸入法的聯想功能往往會出其不意改變用詞習慣，而紙筆書寫并不會這樣。輸入法提供了更多的選擇，這些選擇往往最初并不在寫作者的考慮范圍之內。

2002 年，牛津大學的一組科學家就在人的認知過程中，拼音與漢字是否存在差異進行了研究。在掃描了人的大腦之后，他們發現在閱讀拼音和閱讀漢字的時候，大腦不同區域的活動強度存在明顯的差異。他們因此假定，拼音和漢字在神經生物學上，會激起人類不同的認知反應。

王永民和朱邦復近來頻繁將漢字與中華文化勾連在一起。王永民在《求是》雜志的文章寫道：“漢字是中華文化的血脈之根，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文化遺產，怎能丟棄不用呢？漢字興亡，匹夫有責！”

對于大多數普通人來說，這樣的討論多少顯得有些無關緊要，除了報章上偶爾會出現的“提筆忘字”的討論，沒有多少人會去操心這個事情。當初對拉丁化鼓與呼的人，可能發現“夢想”已經實現了大部分。

一個進一步的問題是，當科技再次發生演變的時候，拼音還能保留有現在的地位嗎？

就全球的趨勢而言，雖然文字對信息密度而言依然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圖像取代文字已經是討論多年的議題。楊洪濤相信，如果未來設備形態發生變化，“變成智能手表、變成智能眼鏡了”，拼音可能就又有一個革命性的變化。

在這個過程中，語言工具對于思維方式的塑造作用，會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