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都有聽過“宰相肚里能撐船”這句話，其意思是指人的度量大，為人處世提倡豁達大度。不過這句話為什么是以宰相為例呢?難道說古人對宰相的要求就是“肚里能撐船”?其實這背后說明了一些古代官員所秉承的價值觀，想要了解這句話的含義就必須弄清楚，宰相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官職，他們職責都有哪些。想知曉的朋友就接著往下看看吧，或許能帶給你一些有用的想法。

1、宰相所指何人?

這問題，要是問聽評書的老大爺，他準告訴你，宰相就是最大的官兒，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除了皇帝老兒，數他最大。

真是這樣么?

翻了翻故紙堆，好像，宰相，作為官職，在我們國家封建史的“八大王朝”(秦、漢、隋、唐、宋、元、明、清)中，還真不是正式的官職。相、丞相、相國，倒是都有。似乎是宋朝吧，有過“宰相”之謂;又或者說，是從那以后，才把這個詞匯廣泛地指代高級文官。

高級。文官。

未必非得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那么高級。比如“宰相劉羅鍋”那位，頂到頭兒，也就是某個“部”的“尚書”，大致相當于今天的“部長”。他那時候的最高級別“無爵”官員，可能叫“軍機大臣”，就是“軍機處”領銜的那位。當然，一般來講，到了這個級別的“大人”，往往身兼數職，全要把名號報出來，得寫一整篇兒。

清朝時，為在滿族和漢族之間“搞平衡”，“六部”(吏、戶、禮、兵、刑、工)領銜官員“尚書”，有兩位，一位滿族、一位漢族。那么問題來了——兩人意見不一致，聽誰的?為解決這個問題，各部就又多了一名職級高于“兩尚書”的官員，正式辦公時，滿漢尚書分坐兩廂，這位坐在大堂之中，就是“中堂”。中堂大人一來，實際上，按我們的民族習慣，二位尚書，也就成秘書、聽喝的了。所以，劉羅鍋那個“宰相”，可以說既無實權，職級也最高是“第二等”，肯定不屬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也許，把他稱為“宰相”，是后人的一種敬意吧。即：后人認為，欲使之崇高、愈發崇高，不妨以虛夸其官位職級表現之。

這是我們民族“官本位”文化的典型體現!

南北朝、五代十國這些分裂時期，可能“宰相”被當作正式的官職名稱使用過。

秦漢再往前，好像也沒“宰相”之稱。那時候，倒真可能會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要么是大貴族，要么是深得君主信用的權臣，或二者兼備。

有“宰相”說法的后來，除去政局動蕩、朝綱不整的一些特別時期，頂級官員，通常會有至少兩位——較早時候，是一文一武;文官集團正式形成后，兩位可能都是文官，職級相同，職責各分;也可能不止兩位，是君主(皇帝)的制衡之術。

所以說，被稱作“宰相”的古代官員，常規地看，不大可能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跟同級別的，至少還有一位。

2、宰相肚里能撐船

宰相肚里能撐船——這話，很顯然，是個極度夸張的比喻，其所指的意思，是想說做官做到“宰相”那么個高度，就是很有肚量的人。

什么叫有肚量?(www.Ws46.com)

肯定不是指飯量大，而更可能是指“能夠包容”、包容性強。

包容誰?

他或他們上面的皇帝老兒?

也可以這么說。不過是放在今天。擱在他或他們的那個時候，對皇帝，不存在包容或者不包容的問題。因為——他或他們，必須無條件服從皇帝。當然，他或他們，似乎有權利也有責任，向皇帝“進諫”。似乎而已。似乎過后，最后說了算的，應該還是皇帝或其代言人。

代言人?

皇帝還有代言人?

皇帝的代言人不是宰相么?還會是誰?

很多朝代的很多時候，皇帝是有代言人的。而且，通常，都不會是被稱作“宰相”的高級大臣，而更可能是另外一些人——攝政親長(如呂雉、多爾袞)、牛X的外戚(如霍光、王莽)、獨攬大權的大權臣(如董卓、曹操)、深得皇帝信用的宗室成員(如太子)，還有明朝的“秉筆太監”……

跟這些皇帝的代言人相比，宰相、被稱作宰相的高級文官，只能算是“底下辦事兒的”。

有可能，在某些領域，他們是“最后的、最高的負責人”——負責人!他們需要承擔“頂級”責任。因而，他們存在的根本理由，是對皇帝及其代言人負責。

他們需要，至少，是皇帝及其代言人認為，他們需要、必須——總攬天下、治理百官。

總攬天下，須得有寬廣的視野、靈通的訊達、全局的思維;治理百官，須得有知人善任的慧眼、人盡其才的魄力、協調平和的道行……總之，當個“宰相”，是很難的。基本來講，古往今來，沒幾個人能真正“達標”。

不達標怎么辦?總得有人坐這個、這些位子啊!總得有人對皇帝及其代言人“總負責”啊!沒合適的人，就只能調整或說降低標準，也就是“制度適應人”。

降低了的標準，大抵集中在三個方面：學養或說學問、經驗或說功績、肚量或說包容性。

對于皇帝及其代言人，前面兩個方面比較重要，而對于“治下之臣”以至“萬民”，第三個方面，也就是肚量、包容性，則更被關注、欲求。

大抵，這也就是為什么，說“宰相肚里能撐船”而不說肚里有千山萬水什么的——能撐船，似乎隱喻著“由著折騰”而又“有水兒”的意思——您那肚子里，用不著裝著千山萬水乃至“天下”，只要有點兒水兒，讓咱們能平和而比較自由地“移動”，就很好啦。引申：當宰相的您、你們，讓咱下面辦具體事兒的中小官員們，能有既可汲取又能騰挪的空間，便是基本到位了。

3、文官集團的治理價值觀

文官集團，前面也有提到。有可能，這個集團式的存在，是我國封建社會比較獨特的現象。可以對應來看的歐洲封建社會，因為基本還是“封建領地”式的層級狀態，所以幾乎不存在完整的文官集團。他們的“文官階層”，是在資本革命之后真正形成的。

而我們，則是在最晚唐末宋初的時候，就開始形成文官集團了。

在那之前的歷史，告訴了算是后來人的他們——無論是權貴、外戚，還是藩鎮，只要放權給了武官，就可能被武裝逆反，以至于“宗廟不保、社稷傾覆”——韓信、王莽、曹操、李淵、安祿山，還有——趙匡胤!

趙匡胤是什么人——節度使!藩鎮!

黃袍加身的他，比任何人都明白，武官是有多么不可控，多么危險!

所以，他把國家的治理權，幾乎都交給了文官;對武官，則采取限制甚至打壓策略。

這種思想及其執行結果，幾乎貫穿了整個“兩宋”;甚至于，面臨戰事，必須武官“出頭”的時候，軍隊的最高決策人，仍由文官擔任。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范仲淹。獲得“文正公”封譽的范仲淹，純牌兒文官一枚，政績中卻赫然有抗擊西夏的大功。另一典型的“反面”例子，可推岳飛——雖然本人文韜武略，但職分上屬于武官，所率“岳家軍”里，沒有朝廷“空降”的文官主官，浩浩大軍，就他一人決策，結果……眾所周知，不多贅述。

從宋朝的文官“主帥”，到明朝的督軍太監，再到清朝的軍機大臣……近千年里，武官都基本處在“聽喝兒打手”和“炮灰”的地位，文官漸漸形成寵信、重用他們的最高統治者(皇帝、皇室)始料未及的新的利益集團，宋明兩代尤顯!

這個新的利益集團，雖然“不掌兵”，沒有武裝割據的條件和能力，但卻成了比武官割據甚至干脆造反更糾結也更陰險的“反制”——他們有學問，很容易就站在道德制高點上;他們能寫文章，隨隨便便就能把任誰(包括皇帝及其代言人)整得云里霧里;他們師長門生地構成千絲萬縷、盤根錯節的依存關系，能把謊言編的很圓、很顛簸不破，甚至代代相傳;他們還掌控著“修史”的筆;最后，他們還可以很坦然地說“吾等食君之祿，手無縛雞之力，唯有赤膽忠心，一切皆為社稷”，拿把裁紙刀橫在脖子上，或者解下褲腰帶繞到脖子上——納諫，就是聽我的，你便是圣明之君，不然，我死給你看，真死了，你就是逼死忠誠的昏君!

他們比那些武裝割據最后造反的武官聰明多了——當皇帝多累啊，讓皇帝聽姆們的，那才是“大治”。

《沁園春·雪》，提到五位“風流人物”——秦皇(嬴政)、漢武(劉徹)、唐宗(李世民)、宋祖(趙匡胤)、成吉思汗(孛兒只斤·鐵木真)。五位中，成吉思汗，算不上“皇帝”，真正的皇帝，是那四位。四位中，真正完完全全把權力掌控在自己手中而不受臣下“強制約”的，只有兩位——秦始皇帝嬴政，和，宋太祖趙匡胤。漢武帝劉徹在位五十四年(紀年)，其間多少被臣下制約的苦楚，隨便翻翻史籍，就不難看出。那時候，文官集團還沒正式形成呢。唐太宗李世民的時代，同樣也還沒形成十分完備的文官集團，但他也讓魏征為代表的“諍臣”整得夠嗆。

再沒有了——除了老人家提到的幾位，歷史上幾百位皇帝，再沒有能真正“當家作主”的了!宋朝中期至明末，可以說，皇帝也好，代言人也好，都在文官集團的掌中!

而那些被稱為“宰相”的人，多數情況下，會是文官集團的代表人物，甚至是領袖!好像，“領袖”這個詞，就是從這兒來的。好像!

這個、這些代表人物甚至領袖，需要有強大的包容性。不然，坐不住的。

到老百姓這兒，宰相，便高高在上如“神”了。至少也是“神的化身”。

宰相肚里能撐船這話，應該還是老百姓說出來的——老百姓沒啥文化，絕大多數更不懂政治。他們只要包容——有肚量，就很了不起了。青天大老爺，不需要多有本事，能安安靜靜聽聽老百姓訴苦，就已經可以得牌匾了。

于是，上行下效，幾乎整個文官集團，都秉持著“有肚量”、“能容”的理念。做到做不到另說，但理念是秉持的。而且，相當趨同，以至于追求“一團和氣”。

有人說，“一團和氣”是中庸、抹稀泥，“宰相肚里能撐船”是片面、不重視能力。

說的有道理。

但并不是全部的道理。

在我們這個道德社會中——沒錯，我們是道德社會，不是“法制社會”，從來不是——道德社會中，包容，真的很可能比能力還要緊。

包容，意味著“兼聽”，意味著諒解，意味著“教化”，也就意味著“有德”。而“德”，是我們民族的最本源的精神依托，是一切今天文化遺存的基石。重能而輕德的意識，或許會在短時期內呈現某種效果，但經不住時間的磨礪。道理很簡單——能力這東西，可能是越用越少的;而德行卻往往越積越厚。

簡單說，“能容”，筆者認為，是我們民族在歷史上的核心治政理念。同時，也衍射成了普遍的道德觀念。這使得我們中華民族幾乎是全世界最具有包容性的民族。這種包容性，使得我們海納百川，成就博大和深遠。

【作者簡介】劉宏宇，常用筆名毛穎、荊泓。實力派小說家、資深編劇、北京作協會員，“夏衍杯優秀電影劇本”獲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