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太宗統治時期，唐朝正面臨這社會初步穩定階段，為了能夠建立一種普片的文化典范，李世明提出了“偃武修文”的政策。而王羲之便成為統一南北書風的首選典范。在修《晉史》的時候，唐太宗成為了我國歷史上唯一一個親手為書法家立傳的皇帝。他在《王羲之論傳》中描述：“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隸，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至此奠定了王羲之“書圣”的地位。

“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這是書法史上至為關鍵的一筆，正是他對王羲之的這種偏愛，才使王羲之的行書成為了后世的典范。

唐太宗對此事亦高度重視，在序文的最后，他寫到“恐穢翰墨于金簡，標凡礫于珠林”，還請有關大臣、文字高手為其潤色。

唐太宗下詔廣收王羲之墨跡也很是感人，貞觀十三年共收得“二千二百九十紙，裝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區區之類，何足論哉”!可見太宗對羲之的崇拜之情已到了癡迷的程度。

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的癡迷，這其中有個人的喜好當然也是歷史必然的選擇。唐長孺先生在《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中對此總結到：整個唐代學術風尚的變化呈現出了南北化的傾向，隋唐間南北文化的重新統一，南方文化占據著主要地位。因此樹立王羲之為時代書法典范也是順應了當時文化發展的趨勢。

王羲之在魏晉時期已然聲名顯赫，其創立的今體開啟了行書發展的新里程。在唐代隨著李世民的極力支持，更奠定了王羲之在書法史上不可撼動的“書圣”地位。由于真跡甚少且難得一見，一時之間“下真跡一等”的王羲之拓本已然使達官貴人趨之若鶩。而《圣教序》的出現開創了集字刻碑的先河，更全面地保存了王字的原貌，使王羲之書法能夠廣為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