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司馬光，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應該就是“司馬光砸缸”的故事了，這個一直在課本里面的經典故事，顯示出了司馬光過人的智慧，但歷史上真實的司馬光，雖然很從聰明，但是后來在王安石實行變法的時候，他為什么要進行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其實也并非全然不可取，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讓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變法這樣反對?下面就讓中睿百科網的小編來給大家介紹一下吧。

1、王安石變法的目的

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一個寫了一本流傳千古的史書《資治通鑒》，一個是強硬的改革家，那么一個寫書的文人和一個改革家怎么會攪在一起，司馬光和王安石究竟有什么恩怨，導致司馬光在執政之后把王安石的所有變法內容都廢除了?

其實王安石變法的性質從根本上來說，就是朝廷以行政手段插手經濟。王安石認為，社會已經混亂無序了，朝廷必須要出手，全面插手經濟運行。

政見不合朝廷插手經濟有沒有好處?當然有。比如當時朝廷不頒布《青苗法》，老百姓就只能借高利貸，受到有錢人的壓榨。而朝廷插手之后，就緩解了這個問題;再比如當時的商人故意囤積居奇，導致物價上漲，老百姓被迫受壓榨。而王安石改革，建立更多的國營物流公司、國營商場后，老百姓就不用再受這重壓榨了。

另外，王安石改革還有很多正面影響，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好，既然王安石的改革有這么多好處，司馬光為什么還敢站出來反對呢?司馬光的理由是這么說的：朝廷全面插手社會經濟運行，肯定不是好事。即使是這些改革都是出于好心，但最終也會把事情辦壞。

2、司馬光為什么反對王安石

用直白的話說就是——司馬光認為王安石變法，只是說得好聽，說什么“民不加賦”，都是在自欺欺人。王安石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換了個明目，變相盤剝老百姓。如此這樣還不如直接加稅來得爽快。

實事求是地說，司馬光的話，有道理。王安石變法期間，確實有很多法令失控，導致變法明明是辦好事，但卻攪亂了社會。而正是王安石的這個弱點，讓司馬光抓到了攻擊他的把柄。

性格不合司馬光的理政能力很一般，他在地方上的政績很一般，在三司的作為也很一般。不過他的性格很直，再加上有人給他撐腰，這使得他雖然理政能力不行，但后來卻通過扎實的學術水平和給朝廷提意見，變成一個出色的禮官和稱職的諫臣。

想象一下，如果一個人缺乏政務能力，但又長時間擔任諫臣，**罵爽了。這個人會變成什么模樣?

想必肯定就是時時都覺得自己是對的，自視甚高。對事物本末倒置，習慣了只**，只提意見，但不辦事的官僚作風。前面說了，王安安變法是有問題的。一個有問題的變法，再加上一個習慣了提意見的職業噴子，司馬光怎么可能不反對王安石?

3、司馬光缺乏經驗

關于司馬光缺乏從政經驗的論斷，這里簡單說明一下。

司馬光從二十歲中進士開始，一直至五十三歲擔任知長安京兆府。在這期間，他沒有擔任過主官。知縣、知州、知府，一路監司主官，他都沒有擔任過。什么主管經驗都沒有，可想而知，他的從政水平能高到哪去?

回到朝中后，司馬光歷任官知諫院、翰林學士等清要之職，直至王安石開始變法。在這一段時間里，他也是以練嘴為主，缺乏辦事經驗。

實事求是的說，以官僚的角度來看，司馬光是不稱職的。當時習慣性練嘴的官員也不止他一個，但像他這樣完全沒有施政作為的官員，還真難得找。就連蘇軾在基層為官時都還留有著名的“蘇堤”。司馬光和這些嘴炮同志相比，真的也就只剩下“一身是嘴”了。

有人給司馬光鳴冤，說他不反對變法，而是反對王安石式的激進變法。

這個觀點我承認有道理。比如王安石下臺滾蛋后，司馬光修改了《免役法》，他在王安石的基礎之上，把選擇權交給了民眾。通過司馬光這么一改，上等戶可以選擇服役也可以選擇交錢雇人服役，而下等戶也可以不再需要繳納免疫寬剩錢。對比王安石摟錢的政策，司馬光版的法令是善政，尤其對于窮人而言。

但我還是要說，司馬光這些小修小補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北宋積貧積弱的問題。他往死了噴王安石，又拿不出更好的解決問題的系統性辦法，積貧積弱的問題仍然存在，那么他噴的意義在哪里呢?這難道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為了抬杠而抬杠?

4、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背后的南北方對立

私人意見北宋開國，以北方為根本，逐步南下，滅掉南唐、后蜀、南漢等國，統一中原。這就導致了當時的北方人在某種程度上，壟斷了朝政，不讓南方人在朝內有話語權。南方人受打壓，你覺得南方人會怎么樣?不用想，當然是借各種機會翻盤了。

事實上，通觀王安石改革，主張改革的恰恰就是以南方人為主，而重因循的守舊派，也恰恰就是以北方人為主。

王安石江西人，司馬光是山西人，如果以淮河為界分南北，那王安石就是南方人，司馬光就是北方人。他們各自的同盟伙伴，比如改革派的呂惠卿、章淳、蔡京是福建人，曾布是江西人。守舊派的韓琦、程顥、程頤是河南人。這就是很典型的南北之爭了。

想想看，司馬光作為北方人，他在目睹南方人通過變法獲得話語權時，他能沒私心嗎?當然，反對改革的人里面，也有南方人。比如蘇軾和歐陽修。

不過他們與司馬光這類舊黨相比，反對改革的力度并不大。屬于是游走于新舊黨之間的理性中間派。換而言之，政治位置決定了司馬光對王安石改革的立場。如果他不是北方人，而是南方人，或許他反對的立場就不會那么激烈了。

由此可見，司馬光之所以會發對王安石，其實摻雜了很多政治上以及個人對王安石的不滿，因此也就不難怪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相繼去世以后，當司馬光執政后，便全部廢除了王安石的變法內容，這就是“元祐更化”事件。

從此以后宋朝陷入了無盡的黨爭之中無法脫身，很多人把黨爭歸咎在王安石身上，殊不知司馬光的舉動才是導致事態進一步惡化的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