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明朝到了崇禎的手上好像其實就真的就是氣數已盡了，有的人說是崇禎的鍋，有的人說歷史長河要淹沒明朝，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崇禎的也還是非常有爭議的，話說明朝有一位叫光時亨光處長，他呢就是典型的想明朝不好過的人，可以說是把崇禎給坑死了，那么這個說法到底是什么情況呢?下面跟隨小編來揭秘看看!

01

公元1644年，農歷甲申年，明崇禎十七年。

這是一個天崩地坼，山河巨變的動蕩時代。

外有滿清虎視眈眈，內有“流賊”攻城略地。《明史》稱“潰爛而莫可救”，兩百七十多年的大明王朝已經進入生命倒計時。

是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建國號“大順”。一個新政權的成立意味著敲響舊政權的“喪鐘”。

從飄忽不定的“流賊”到建立政權，從無政治主張的農民到明確“爭天下”的集團，李自成已經向崇禎亮明了“掘墓人”身份。

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開始渡過黃河進攻山西，所向披靡，官民迎降。下一個目標十分明確：將革命進行到底!進京趕考去!

擺在崇禎面前有兩條路：一是死守京師，號召天下兵馬“勤王”，不成功則成仁;二是南遷，做戰略性轉移，遷都南京，重振旗鼓再圖一戰。

無論是崇禎，還是群臣，其實內心都很明白，第一個方案無異于癡人說夢。

繼崇禎十六年(1643年)，“農民軍克星”孫傳庭潼關兵敗身亡后，最后一支“聽指揮，能打仗”的明軍主力已經不存在了。

分鎮各地的左良玉、劉澤清、吳三桂等將領雖然掌握有兵馬，但朝廷實際上已指揮不動，他們已經成了各懷鬼胎，有奶就是娘的地方軍閥，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和后路。

后來的事實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李自成逼近北京時，山東總兵劉澤清公然拒不奉詔出兵，反而說：“天下變，山東不為他人有耳!”后來，清軍一南下，他立即投降。

與死守北京的方案相比，“南遷”方案顯然更具可行性。

明朝實行“兩京”體制，明成祖遷都北京后，南京作為留都，保留了全套的中央國家機構。平時看起來是安排閑職官員的清閑之地，若一旦北京有失，就可以發揮政權“備份”作用。

而且，南京所處的南直隸所轄區域相當于現在上海、江蘇、安徽，是大明帝國最富庶繁榮的地區，賦稅居全國之冠。

黃仁宇在《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中估算：“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稅率要高于其他地區通行稅率的五六倍。南直隸松江府3個縣的田賦加在一起與整個廣東省持平，而廣東省有75個縣、1個州。”

此外，在長江流域及江南地區，還有大量明軍，僅盤踞武昌的左良玉部就達20萬人。

一句話，“南遷”有錢、有糧、有兵，有現成的政府班子，如果不能東山再起，最不濟也可劃江而治，保住半壁江山，不至于亡國亡天下。

02

“南遷”雖然好，對于崇禎而言，卻隱含著一個巨大的道德風險。

堂堂一國之君，大明天子，竟然棄都城而逃，喪師失地，置黎民于水火，而且很可能一去不回，如南宋一樣偏安一隅。這既需要痛下決心，更需要群臣的配合，給個理由先，給個臺階下。縱觀中國歷史，正常的表演程序應該如下：

群臣進諫：“形勢危急!奔跑吧，皇上!”

皇帝大義凜然：“不走，天子守國門，國君死社稷!”

群臣再次進諫：“有一種失敗叫占領，有一種勝利叫撤退。奔跑不是逃跑，是為了拯救國家和蒼生!”

皇帝若有所思：“這真的不是逃跑?而是利國利民的戰略轉移?”

群臣反復進諫：“絕對是。如果不是，黑鍋我們背，就說陛下是被我們蒙蔽南遷的--說好去郊游，結果一下游到南京了。”

皇帝面露喜色：“那就別磨嘰了，咔咔的趕緊走啊!”

這是正常的劇本，可悲的是，崇禎朝的群眾演員從來不按劇本來演，反而像陳佩斯一樣搶正面人物的戲。

明朝末年，文官集團已經徹底淪為“精致利己主義”群體，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

無論是東林黨與閹黨，還是浙黨、楚黨與齊黨，大家都只看立場站隊，不問是非對錯，揮舞著“道德”與“正義”的大棒互相攻訐。不少人一開口就是“民族大義”“國家興亡”“仁義道德”，實際卻是為一己一小團體的私利，更沒有人愿意為皇帝背黑鍋。

比如，面對遼東后金(清)、國內李自成“兩線作戰”被拖垮的困境，明廷務實的選擇是“攘外先安內”，與后金和談，集中精力先對內。

但每次一準備和談，群臣都像打了雞血一樣群情激奮：和談就是“漢奸賣國賊”，寧愿大明不長草，也要收復遼東半島!

但真要派人上遼東前線擔任薊遼督師時，這些人又慫了。

03

對于南遷，兩三年前，崇禎其實就動過念頭，并讓閣臣們研究，但因各種因素影響，未能決斷。

1644年二月，山西陷落，李自成兵鋒已近京畿。火燒眉毛之際，左諭德李明睿、都御史李邦華、戶部尚書倪元璐等一批人先后上疏南遷。

崇禎很動心，繞著宮殿邊讀奏疏邊考慮南遷。《明史》記載：“帝得疏意動，繞殿行，且讀且嘆，將行其言。”

但是，在崇禎召集的御前會議上，一個官職僅七品的“處級干部”卻拍案而起，“大義凜然”地痛斥這種逃跑主義、投降主義行為，認為擾亂了大明人心，應當殺李明睿以安天下。

他叫光時亨，安徽桐城人，時任兵科給事中。雖然品級很低，但“光處長”官微言不輕，因為他代表了明朝最具殺傷力的“言官”群體。

明朝官制中，負責“諫言、監察”六科給事中雖然品級很低，但權力很大，從監督六部百官到政務運行，甚至有權“封駁”奏章。

最重要的是，他們牢牢掌握大明輿論話語權，占據著道德制高點，**是本職工作，罵的人級別越高越有成就感，皇帝越惱羞成怒越證明我敢于“舍身以諍”，越容易青史留名。

尤其到了明末，言官群體往往以“諍諫”為名謀取政治資本，或者揮舞著“道德”的大棒沖鋒在黨爭第一線。皇帝如果懲罰“噴子”只會讓其一舉成名，自己反而落個不能納諫的惡名。

因此，“光處長”的發言把崇禎逼到了死角。不僅沒給皇帝找臺階，反而把梯子抽了。

進入三月，李自成就快到北京了。李邦華等又提出了一個退而求其次的方案，即：崇禎不跑，送太子到南京監國，以免被一鍋端。

關鍵時刻，“光處長”又站了出來，一腳把大明最后的星火徹底踩滅。《明史紀事本末》等記載：“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

唐肅宗李亨是唐玄宗李隆基第三子，安史之亂爆發，李隆基西逃入蜀。馬嵬坡之變后，李亨北上朔方軍大本營靈武(今寧夏靈武)，直接登基繼位，尊李隆基為“太上皇”。后李隆基被迎回長安，完全喪失權力，實際上被軟禁起來，父子相互防備，玄宗郁郁而終。

光時亨這一招太狠，直接點中崇禎死穴：“你不怕你兒子到了南京直接搶班奪權?”同時，還惡狠狠地捅了南遷派一刀：“你們南遷是想迎立新君，用心險惡!”

崇禎徹底無路可走，唯有向群臣表示：“國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

通俗地說，誰也不準跑，那就大家抱著一塊死吧!

04

崇禎君無戲言，吊死煤山，殉國大明。

被光時亨痛斥為“投降派”的李邦華自殺殉國，死前題詞于閣門：“堂堂丈夫，圣賢為徒，忠孝大節，之死靡他。”

令人大跌眼鏡的是，痛斥別人不愛國的光時亨不僅沒有殉國，反而極可能投降了李自成。

后來，安徽桐城籍文人和地方史紛紛給光時亨叫屈，稱其性剛直，絕對沒有投降，而是自殺未遂被尼姑救了，遂南下投奔南明。但這種出自老鄉的文章，形象越高大越有“洗地”嫌疑。

在諸多史料中，散落著大量“光處長”的生動故事。《甲申傳信錄》記載，光時亨投降后繼續干老本行，被李自成任命為“兵諫議”。

最精彩的是，他寫信給在南方的兒子：“諸葛兄弟，分仕三國;伍員父子，亦事兩朝。我以受恩大順，汝等可改姓趙，仍當勉力讀書，以無負南朝科第也。”

余每次讀史于此都不禁感嘆，“光處長”真是大明朝精致利己主義者中的極品，善于從天下大勢的縫隙中，尋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空間。

明末清初，政治形勢云詭波譎。崇禎吊死煤山后，中國大地上同時并列四個政權，北方李自成的大順政權，關外東北的滿清政權，南方的南明弘光朝廷，還有西面四川的張獻忠大西政權，你方唱罷我登臺，誰主浮沉一時很難看清。

“光處長”的精明之處在于多方下注，把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里面：自己投降李自成繼續做官，教育自己的兒子改名換姓，在南明朝廷中謀個一官半職，不管誰上臺，光氏一族都是贏家。

05

“諸臣誤我。”

“文臣個個可殺!”

“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

據史書記載，崇禎最后的歲月對臣下充滿怨恨，估計“光處長”在這份咒怨名單里排名靠前。

后來，光時亨南下投奔了南明弘光政權，結果被馬士英彈劾論罪，最終被斬首，罪名是“力阻南遷，致使先帝殞命社稷”。

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哪怕你打著“愛國”的旗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