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在《史記》中很多人都知道的其實關于人物的記載還是非常的有話說的，而且也分得非常的清楚了，最近也有細心的網友發現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在《史記》中蕭何張良是進入了世家的，但是作為韓信來說卻只入了列傳了，那么這到底是為什么呢?下面跟隨小編來揭秘看看吧!

這個問題往小了說，是因為《史記》的體例標準，以及這三個人對大漢的功業有別，結局不同。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130篇，包括12篇本紀，30篇世家，70篇列傳，8篇書，10篇表。本紀記載帝王，世家講述諸侯，列傳敘錄人臣，書用來記錄禮、樂、歷法、天文等。

蕭何在漢高祖劉邦最初起事時就跟上了，而且家族中一共有十來個人都在營中。

盡管蕭何是文臣，沒有在戰場上拼過命，但每當劉邦在前線打仗時，他總能想辦法把糧草籌集起來并運送到前方。一旦戰爭慘烈軍隊損減厲害，他還能想方設法找到吃糧人及時充實到軍營。

特別是在韓信的事上，蕭何的作用更是明顯。當劉邦在軍事上處于絕對劣勢時，蕭何月下追韓信，給漢王保住了一個軍事奇才，扭轉了楚漢相爭的乾坤;當韓信要“造反”時，又是蕭何設計拿下了韓信，解除了高祖的心腹之患。

憑著這些，蕭何在大漢建立后，被封為酂侯，做了相國，而且幾代受到恩封。故而，蕭何收入世家天經地義。

張良本是韓國貴族。秦滅韓國后，張良曾刺殺秦始皇未遂。秦末農民起義爆發后，張良懷揣《太公兵法》，帶著一支隊伍，投奔了劉邦。

在之后的時日里，張良成了劉邦的福星。鴻門宴上幫助劉邦免了一死，楚漢相爭中出謀劃策功不可沒，大漢初建時進諫高祖穩定人心。高祖劉邦夸贊他“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而且，張良一不貪財，二不戀位。漢朝建立，分封群臣，他只要了留侯的名號，沒受封邑，不求高官，揚言“愿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張良知進知止，終得善終，入世家自然名正言順。

韓信，雖然祖上也曾是貴族，但早已沒落。受過胯下之辱，當過逃亡之卒。先從項王，后投沛公。盡管楚漢相爭中功勞卓著，但是，卻竟然說漢王只配帶兵十萬，而自己卻是“多多益善”;

本來說好合圍項羽，卻敢放高祖鴿子;趁著高祖讓他去攻打霸王，卻討價還價索要封王。本已功高蓋主，再加居功自傲，直接導致了被夷三族。

韓信對大漢雖說也是功勞顯赫，但是，最后卻是想“謀反”而被誅殺的罪人。說實話，把他放到“列傳”里，已是司馬遷膽大妄為，放進世家，那就是奢望了。

這個問題往大了說，就涉及到了司馬遷的歷史觀。

《史記》被后人稱為“不虛美，不隱惡”的“信史”。這一稱譽沒有溢美之詞，是實打實的。

司馬遷在《史記》中，充分表現了他“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武力征天下”的歷史觀。他把楚漢相爭的失敗者——西楚霸王項羽，放到了本紀里，把被絞殺的農民起義領袖——陳勝吳廣，放到世家里，把大漢定為謀反罪臣的韓信，放到列傳里。

這些人雖然都是失敗者，但他們都為歷史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司馬遷在《史記》中既記錄了他們的覆滅，批判了他們想通過武力征服天下的錯誤做法，表達出自己以文化人的思想，也充分肯定了他們的歷史功績。

司馬遷的《史記》也表現了他“秉筆直書的史心本色”。盡管他是漢朝人，但他沒有過度美化漢朝統治者，在相關篇章中，司馬遷寫了漢高祖劉邦身上的流氓習氣、無賴特點、自私本質，可以說一點都沒留情面。后世的史書就不敢這么寫了。

但司馬遷畢竟是世代史官的家族之人，懂得春秋筆法的重要性。于是在《淮陰侯列傳》里暗示了他對韓信造反的不理解，以及對他的同情。

司馬遷當然可以把韓信放到世家里去寫，這方面也不是沒有先例，《陳涉世家》里寫的陳勝吳廣就是。

他把韓信安排到“列傳”，是想讓我們在對比中懂得，“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是很難避免的，所以，越是在打天下時功勛顯赫的人，越要懂得謙恭自守，功成身退。即使你沒有非分之想，也很容易引人猜忌;如果你不知進退，極可能惹火燒身。

盡管有人說，歷史像一幅油畫，遠了才清晰，近了反而模糊，但是通過歷代先賢留下的歷史文獻，我們可以看到歷史的經驗與教訓，史官的良心與自覺。

今天我們讀歷史，不能只停留在了解之前發生過什么，甚至只為了窺探一下古代帝王宮廷的奢靡生活和權力之爭。而應該以史為鑒，以古鑒今，跨越千年，對話古人，借助歷史的經驗，走好未來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