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楊炎可能很多人不太認識這個人了，但是大家也不要急了，這個人其實很出名的，他在唐朝為唐朝的經(jīng)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了，而且可以說是挽救的唐朝了，但是這個人最后還是被皇帝給賜死了，那么這到底是為什么呢?是被人陷害了，還是說是自己作死呢?下面我們就著這個問題以前來分析揭秘看看吧!

說到歷史賢相，不得不提以為唐朝經(jīng)濟牛人——楊炎。楊炎在安史之亂后出任臺閣平章事，此時民生凋敝，卻也是百廢待興。作為經(jīng)濟改革家的先鋒，楊炎提出了兩項對當時具有重大意義的改革措施，對唐后期的經(jīng)濟民生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其功之一，革除舊弊，將國家公賦與皇帝私產(chǎn)相分離。

按舊制，全國賦稅都要送交左藏國庫。到第五琦任度支史時，京城里的大將不斷地向他索取賞賜，第五琦無法禁止這種情況，就干脆把所有賦稅都放進宮內大盈庫里，讓德宗說了算。從此全國賦稅就統(tǒng)一納入了皇帝的小金庫，而管理這金庫的正是皇帝手下的宦官。

到楊炎任宰相，他對皇帝說：“賦稅是國家的根本。小小宦官掌握了國家的命脈，多和少、盈和虧，文武百官根本無法知曉，我請求恢復舊制，把賦稅收入移到宮外，交給專門的機構來管理。”德宗接受了他的建議，并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庫，一用舊式，每歲于數(shù)中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數(shù)聞。”

楊炎的這一舉措，在當時博得美名無數(shù)。而且這一舉措也確保了國家公賦與皇帝私產(chǎn)分離，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當時宦官干政的情況，抑制了豪族勢力對國家財政的干預，對唐后期的財政管理制度起到了積極的影響。

其功之二，廢除租庸調制，開兩稅制先河。

唐朝開始實行的是租庸調制，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這是以“人丁為本”的賦稅制度。按照歷史來講，租庸調制的實行靠的是賬籍制度，但到玄宗末年，社會混亂，人流遷移頻繁，土地買賣，財產(chǎn)變化，賬籍記載已經(jīng)瀕臨崩潰。征稅時，官府卻不管實際情況，只憑舊賬籍向鄉(xiāng)里按丁收稅。至德年以后，官府利用特權壓榨百姓，苛捐雜稅更是數(shù)目繁多。

“天下之人苦而無告，則租庸之法弊久矣。”在這種背景下，楊炎提出了兩稅制。兩稅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shù)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楊炎拋棄了唐代原來以人丁為征課標準的租庸調制，以土地、業(yè)產(chǎn)等財富的多寡，按每戶的貧富差別進行課征。

楊炎主張的兩稅制可謂是開創(chuàng)了千年稅收新模式，有著重大的意義。其一，按資產(chǎn)多少來收稅，是中國封建時期稅收制度從人頭稅到資產(chǎn)稅的重大轉變。與租庸調不同的人頭稅不同，兩稅制收的是資產(chǎn)收，即你有多少田，政府向你征多少稅，也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的貧富差距。兩稅制順應了土地關系和階級占有關系的變化趨勢，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直到今天，中國田賦大體上還是沿襲此制度。

其二，在中國賦稅思想史上第一個明確提出“量出制入”的原則。“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shù)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量出制入就是根據(jù)國家每年所需要的經(jīng)費來規(guī)定相應的科征收入的財政原則,這實際上就是剝奪了各地方的征稅權, 把征稅權集中于中央。 “自是輕重之權, 始歸于朝廷”，在中央確定的稅額之外，“敢有加斂, 以枉法論”。這對減輕當時人民的負擔，加強中央集權，是有積極作用的。

楊炎在這兩項經(jīng)濟改革后頗有嘉許之聲，又輔佐德宗，做出不少政績，一度挽救了國家的衰敗局面，在當時被人稱為“賢相”。后來因崔祐甫患病，不能處理政事，另一宰相喬琳也被免職，楊炎也開始獨攬大權，一時風頭無兩。但最后他卻被皇帝賜死在貶謫途中，依舊沒能有個好下場，是難逃改革者的歷史宿命，還是另有他因?

楊炎的直接死因是因為盧杞的構陷。盧杞因為相貌丑陋、胸無點墨，楊炎很是看不起他。盧杞又是個睚眥必報的小人，因此懷恨在心，想辦法一定要治一治楊炎。終于有一天，機會來了。楊炎為修建家廟請河南尹趙惠伯幫他賣掉東都的私宅，結果趙惠伯把此宅用作了官署。這種以公徇私賺取余利的事呢，本來可大可小，可是盧杞卻想方設法要判他的重罪，最后判了個“監(jiān)主自盜，罪絞。”

此外，又有流言說楊炎在曲江南修建的家廟有王氣，楊炎本人一定圖謀不軌。德宗聽說后自然怒不可遏，將楊炎貶為崖州司馬。在流放過程中，楊炎大約已預感到前景不妙，寫詩感嘆到：“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還。崖州何處是，生度鬼門關。”果不其然，隨后就有一隊人馬趕來將他賜死，年僅五十五歲。

但楊炎之死只是由于盧杞嗎?非也，楊炎的結局早就在劉宴一案中埋下伏筆。楊炎雖然在仕途上有大作為，但他本人卻心胸狹隘，專權不久，便開始專意報恩復仇。史書上直接說他“睚眥必仇”，“不顧公道，以至于敗”。www.ws46.com

最可以說明這點的當屬楊炎構陷著名理財家劉晏的冤案。由于元載一案，楊炎受到牽連被貶謫，而元載一案的主審就是劉宴，兩人的梁子由此結下。楊炎上位后，自然是不肯放過劉宴的，先是污蔑劉宴與黎干、劉忠翼同謀，讓德宗剝奪了劉宴的財政大權。后以奏事不實為由，德宗貶劉宴為忠州刺史。楊炎還不如意，又讓人誣告劉晏召補州兵，抗拒朝命，還說的有理有據(jù)，德宗信以為真，最后秘密派遣中史殺掉了劉宴。

但劉宴可是個得人心的賢臣啊，那么莫名其妙的理由誰能信呢?楊炎害怕天下人因為劉宴的死怪罪于他，然后干了件一生中最作死的事情，他居然將劉宴之死的過錯全部推給了德宗!自古只有皇帝坑臣子的，譬如李治把離婚協(xié)議書的錯全賴上官儀身上，楊炎這種不要臉的做法很快讓德宗對他下了殺心。

還有一件事也可反映出德宗對楊炎的態(tài)度，李泌曾對德宗說“盧杞是因為一些私人嫌隙構陷楊炎，楊炎死的冤。”德宗倒很坦誠：“楊炎把朕當童子，每次論事，依他就還好，不準就發(fā)怒要挾，他好像覺得朕沒水平跟他討論似的。所以我才受不了他，跟盧杞陷害無關。”簡單地說，就是皇帝覺得臣子翅膀硬了，皮厚實了，把主子也不放在眼里了，看著礙眼，干脆借刀**了。

因此楊炎的結局，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作死，一是諉過與帝，二是以下犯上。雖然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君權與相權的矛盾，但既然身處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身為臣子，尊重君王權威是楊炎應盡的義務，不懂得尊重游戲規(guī)則的人自然要game over。楊炎之死確是他個性使然，但除去私人道德領域，他在政治上憑借自己的非凡謀略大刀闊斧地進行經(jīng)濟改革，為安史之亂后的唐朝注入一劑強心劑，這樣的人才隕落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