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內蒙古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不過，在當時的內蒙古還是被瓜分出去了的，因為當時政府的無能，其實，當時的內蒙古非常想回到中國的懷抱，但是，當時因為政府的無作為導致內蒙古去了俄國，不過，在后來內蒙古還是重新回到了中國的懷抱，有很多的人在問內蒙古是到底怎么被分出去的呢?其實，當時的內蒙古是被稱作是騎在馬背上的國家，風吹草低見牛羊，非常的美麗。具體的也跟隨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清朝康熙年間，外蒙古主動要求歸附中國，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然而，由于中國在治理外蒙古政策上的一錯再錯，導致外蒙古疏離中國，轉而投向俄國。在清朝土崩瓦解、民國軍閥混戰、日本侵略中國之際，沙俄以及后來的蘇聯趁火打劫，多次策動、扶植外蒙古獨立，使中國最終失去這片156萬平方公里的廣袤領土。

世界上第二大內陸國蒙古，被譽為「騎在馬背上的國家」，它北接俄羅斯，其余三面與中國為鄰。這片156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地域，曾經是中國的一部分，稱外蒙古，清朝時期納入中原王朝的統治。外蒙古在20世紀初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獨立運動后從中國分離出去，成為蘇聯的衛星國。

在外蒙古脫離中國的過程中，沙俄以及后來的蘇聯固然扮演了趁火打劫、巧取豪奪的角色。然而，清朝與隨后的北洋政府對外蒙古的政策一錯再錯，最終導致人心思變，蘇聯輕易將其網羅至羽翼之下。這段歷史鮮為人知。

清廷封禁蒙古

清朝統治者滿人與居住于中國和蒙古國之間、世界最北的戈壁沙漠以南的蒙古有著深刻淵源，滿蒙互結姻親，共同逐鹿中原。在滿清建國后，這些蒙古人隸屬于蒙古八旗之下，成為清朝統治者的一部分。隨著對漠南蒙古的征服，清廷對反叛過的土默特部、察哈爾部直接統轄，稱「內屬蒙古」。其余各部為「外藩蒙古」，以盟旗制管理，設札薩克(執政官)，后演化為內蒙古。

在漠南并入清朝后，漠北蒙古喀爾喀部雖然面對俄羅斯與清朝的雙線軍事壓力以及滲透，但他們依然游離清朝與俄羅斯之外，并沒有簡單依附某一方。究竟傾向哪一方，不僅取決蒙古諸王公自身利益的考量，也往往取決于中俄雙方力量對比、取決于中蒙雙方對蒙政策的具體情勢。

這種局面在漠西蒙古準噶爾部興起后發生改變?？滴醵吣?1688)，準噶爾噶爾丹博碩克圖汗出兵占領喀爾喀，喀爾喀各部貴族開會討論出路。他們請外蒙古藏傳佛教最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做決斷。哲布尊丹巴說：「俄羅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輩，異言異服，殊非久安之計，莫若全部內徙投誠大皇帝，可邀萬年之福?！雇饷晒艔拇藲w附中國。

清咸豐八年(1856)，清政府黑龍江將軍奕山與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在璦璦(今黑龍江省黑河市南)簽訂中俄《璦琿簽約》，俄國割去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六十多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

喀爾喀部非?？粗刈约旱淖诮绦叛龊惋L俗習慣，以此決定投向中俄哪方。清朝統治者亦明白「蒙古唯信喇嘛，一切不顧」，對歷世哲布尊丹巴優禮有加，一切以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領袖**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禮遇待之。乾隆帝曾說：「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骨逋⒋罅Ψ龀贮S教，在蒙古各地建立寺廟，免除僧眾的賦稅、徭役和兵役，對于地位較高的喇嘛還賜給牧地和賞賚。同時，清廷準許蒙人一切習俗保持不變，引發內地民憤的「剃發令」也不在蒙古推行。

為防止漠北諸部割據，清廷用爵位、聯姻拉攏蒙古王公的同時，在庫倫(今烏蘭巴托)設置大臣定期舉行軍事演習。還將「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盟旗制度擴展到新收服的各部，同樣設置札薩克，后被稱為外札薩克，演化為外蒙古。

鑒于蒙古強大的戰斗力，有清一代，統治者對強悍的蒙古一直持防備心理。在清廷的精心設計下，蒙古王公雖被賦予地方管轄權及尊貴爵號，然而各旗牧地有嚴格限制，使其實際上難以擴展勢力。

隨著清朝統治的穩固，統治者開始封禁蒙古。學界一般認為，個中原因是清朝統治者害怕漢民到蒙地，與蒙人合流推翻其統治。

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帝諭示蒙古王公：「蒙古舊俗，擇水草地游牧，以孳牲畜，非若內地民人，依賴種地?！埂柑嘏纱蟪?，將蒙古典民人地畝查明，分別年限贖回，徐令民人歸赴原處，蓋憐惜蒙古使復舊業?！购髞磉M一步禁止內地民人進入蒙古地區，「不準多墾一畝，增居一戶」。而對蒙古人，清廷不允許他們接觸任何漢族文化。蒙古王公、臺吉等，不準延請內地書吏學習漢文或充書吏，違者治罪。在處理蒙古事務準則《蒙古則例》中制定了隔離蒙漢民族接觸的「邊禁」政策。禁止漢人越過長城到蒙古地區，更禁止蒙古人到內地。對「有私行來內地者，查出即行發還;蒙古買內地民人出邊者，永行禁止」。

由于蒙古地區歷史上形成的游牧經濟非常單一和脆弱，與內地經濟有高度的互補性和依賴性，在滿清長達兩百多年的統治中無法割斷蒙古與內地漢民的交流。漢人還是源源不斷進入內蒙，最主要的統治思想儒學也不可避免地在內蒙傳播，如清末時，土默特旗(今內蒙古自治區中部)的蒙民已經完全漢化。

在內蒙逐漸得到開發的同時，外蒙人仍被禁錮在各自盟旗中，失去了遷徙能力又無法得到人口補充，對天災的抵抗力也降到歷史最低點，經濟處于停滯或倒退的境地。生活困苦的蒙古男性多選擇投身喇嘛教以換取精神的慰藉與生存的空間。盧明輝《清代蒙古史》一書的資料顯示，清代后期外蒙的喇嘛多達男性總數的44%，各地喇嘛人數最多時幾乎占蒙古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就在外蒙歸附中國時，中國已經開始面臨沙皇俄國這個北方強鄰的入侵，中俄之間發生多次外交和軍事上的沖突。清朝統治者只想要一個安穩的防護緩沖帶，而非一個人民富足的蒙古。他們不在意外蒙在文化和經濟上與內地沒有緊密聯系，也不關心外蒙缺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在閉關鎖國、國人未睜眼看世界時，這樣并無大礙。然而，政治優于經濟、穩定壓倒一切，不僅造成蒙古積貧積弱，還無法形成蒙古對國家的向心力。清史學者趙陽在《清代蒙古封禁政策研究》一文批評，清廷封禁蒙古的政策是「利在當代，弊歸千秋」。

蒙古人心向背

沙皇俄國對外蒙古的野心并非一朝一夕，自彼得一世(Peter I)以來以侵略主義聞名于世，對中國侵略尤為飢渴。就地理位置來看，外蒙地區亦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由西伯利亞的地勢看，沙俄已經得到開發的富庶之地、工商業中心都在靠近外蒙古的狹長地帶，也是西伯利亞大鐵路東西貫穿的地區。從庫倫、恰克圖到貝加爾湖，地形向北傾斜，外蒙古居高臨下，虎視眈眈。這也是從沙俄到蘇聯，俄國人處心積慮要把外蒙古從中國領土分裂出去的重要原因。

自雍正朝起，俄國人不斷試探清政府，至咸豐朝沙俄以中俄《天津條約》、《陸路通商章程》打開了侵略中國的大門;開始通過設立學校與經商中心不斷滲透外蒙古，以贈送大量禮品籠絡王公以及活佛，設立領事館等培植親俄勢力。

光緒二十六年(1900)，沙俄企圖趁義和團運動之亂將蒙古吞并。7月，沙皇政府以「庫倫地方，續來之人甚生，情形可疑」為借口，派哥薩克兵進駐庫倫。日俄戰爭后，沙俄為了取得對日失敗的補償，對蒙古的經營更為積極。但深恐侵吞蒙古會引起其他帝國的干預，沙俄在蒙古只有少量駐軍，對于采取直接的軍事侵占極為謹慎。

臺灣著名蒙古近代史專家李毓澍認為，沙俄挑唆不是外蒙古獨立的直接原因。事實上，清廷與蒙古的蜜月期走到盡頭，恰恰是因清王朝的不當政策造成了離心離德。

庫倫辦事大臣三多。宣統三年(1911)外蒙古宣布獨立，三多被哲布尊丹巴政權驅逐返京。

**戰爭后，列強入侵中國，清朝內憂外患日甚一日，許多邊遠地區都成為列強的勢力范圍。蒙古地區的局勢也愈加混亂、復雜，日、俄等國的勢力逐漸深入其中。清廷已經認識到封禁蒙古帶來邊疆空虛、有邊無防的尷尬局面，準備廢除封禁制度，使蒙古與內地成為一體，以消除俄國侵略勢力的威脅。

清廷在對抗俄國時并沒有考慮藉助外蒙人的意愿。自外蒙歸附之初，清朝統治者就將他們視為不穩定的因素。在長期統治中國的過程中，清朝統治者已完全接受明朝所遺留的「華夷之辨」，以正統自居，一直被封禁、不許漢化的外蒙被他們視為「夷」。清朝統治者非但不聯合外蒙王公，反而漸收回從前賦予他們的特權，停止大多數王公、臺吉的俸祿，也不提高他們的爵位。庫倫辦事大臣和烏里雅蘇臺將軍最初由蒙古人擔任，后來蒙滿相間，最后專由滿人或蒙古八旗(漠南蒙古)充任。他們由專辦夷務、邊卡、軍事而變為監視蒙古，干預盟旗行政的官吏，其中尤以庫倫辦事大臣為最。

清廷不斷縛緊管理蒙古的繩索，在蒙古人來看，「蒙人治蒙」漸漸變成「異族統治」。正如曾經擔任國民政府蒙古族立法委員的蒙學專家札奇斯欽所言，清廷只是增加對外蒙的監視和懷疑，對俄人卻處處讓步，不能不有所痛心。

在王公等蒙古貴族心生不滿之時，沙俄的態度讓他們發生轉變。俄國人一方面表示極為尊重他們所信奉的喇嘛教，一方面盡量和外蒙官民公平交易，顯示出保護的姿態。日本東亞史學家矢野仁一通過一個事件講述了外蒙王公是如何轉向的。

光緒二十三年(1897)，俄國商人柯樂德(Grot)在北京以個人契約的方式，取得蒙古金礦的開采權。光緒二十六年，柯樂德在離庫倫三百華里之地開始采掘，卻被喀爾喀四部之首的土謝圖汗禁止。庫倫辦事大臣連順既不能否認北京許可的契約，也無法迫使土謝圖汗讓步，結果竟讓土謝圖汗與沙俄駐庫倫領事施什瑪勒夫(Chichmarieff)自行商洽辦理。施什瑪勒夫為了調節蒙古王公的不滿情緒，以「賠償」為名，當場拿出10萬盧布賄賂。隨后，施什瑪勒夫出席土謝圖汗召開的王公貴族全體會議，聲稱滿清要在經濟上、政治上「滅亡蒙古」，俄國「希望把蒙古王公從這種難堪的狀態中挽救出來」，只有「通過俄蒙貿易和金礦開采」，才能「增進蒙古的國王、人民和王公的繁榮」。宣稱尊重蒙人的沙俄與無法保障蒙人利益的清廷形成鮮明對比，一場為反俄召開的會議變成親俄的轉折點。

清末新政之殤

清朝統治者對外蒙局勢甚是關切卻反應遲緩，直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末才有所動作，特派肅親王善耆巡視考察內蒙古東部地區，以推行新政。

善耆巡視三個月后，全盤分析了蒙古的優劣之勢，提出開墾、采礦、專養馬匹、開辦牛羊毛革加工廠、修筑鐵路、興辦教育以及治盜等八項措施，以帶動蒙古社會、經濟的發展，增加財政收入。不過善耆也意識到，舉辦新政處處皆需巨款，故「應一面集資，一面開辦，俟一事贏余再謀二事，回環迭進，以必濟為期。始事縱有諸艱，持久自能就緒，通力合作，務竟全功」。

光緒三十二年，清廷改理藩院為理藩部，對蒙古全面調研后，由清官員三多接任庫倫辦事大臣，于宣統二年(1910)開始新政。

宣統三年(1911)十月十日，湖北革命黨人發動武昌起義。湖南、陜西、江西等省相繼響應，形成全國規模的辛亥革命，逐步使清朝走向滅亡。

外蒙本對駐軍、移民、設省改制之議心存疑慮，而三多對蒙人心態并不了解，且不顧善耆循序漸進之語，全力推行新政。陳祟祖《外蒙近世史》一書中稱，「三多蒞任未久，中央各機關，督促舉辦新政之文電，交馳于道，急如星火，而尤以內閣軍咨府為最。于是設兵備處，設巡防營，設木捐總分局，設衛生總分局，設車駝捐局，設**籌備處，設交涉司，設墾務局，設商務調查局，設實業調查局，設男女小學堂……總計庫倫一城新添機關二十余處?！?/p>

更加致命的是，這些新設機關的費用征收于外蒙民間，違反了中央政權不在外蒙征稅的慣例，大大加重了本來就民窮財盡的外蒙財政負擔。僅庫倫一地，商民每年向清廷交納的「包捐」銀高達2.4萬兩。就連一向享受優待的王公，非但不能得到財政上的支持，還被強令購買清政府發行的「昭信股票」以「報效」，如土謝圖汗、車臣汗兩盟王公，第八世活佛哲布尊丹巴等上層喇嘛向清廷交納報效銀20萬兩，其中哲布尊丹巴一人報效銀就達6萬兩。陳祟祖說，結果導致「蒙官取之蒙民，蒙民不堪其擾，相率逃避，近城各旗為之一空」。

新政實行后不但未能起到穩定邊情的作用，反而因損害了哲布尊丹巴及外蒙王公原有的統治特權和經濟利益，再經俄國人從中煽動，蒙人背華之心益決，親俄之志益堅。

在蒙人離心之際，宣統二年，清廷革去黃教領袖第十三世**喇嘛尊號的消息傳到庫倫。自**戰爭以來，清朝統治者一改前期拉攏黃教的政策，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從未被清廷召見，也未被褒獎。自光緒四年(1878)起，庫倫辦事大臣已不再對哲布尊丹巴行叩拜之禮。這已經讓外蒙人視為恥辱，此消息讓蒙人更為驚恐。

關鍵時刻，三多不僅沒有安撫蒙人，反而在喇嘛與漢商德義涌的沖突中，親自闖入哲布尊丹巴的寺院逮捕人犯。在僧侶的**下，三多雖未能如愿，但他在事后革去活佛以下最高僧官商卓特巴、巴特瑪多爾濟的職務，以示對哲布尊丹巴的懲處。虔誠的蒙古人由此確信，清朝已不再尊重他們的信仰，當初歸附清朝的理由也消失了，蒙古王公開始積極尋求另外的出路。

從獨立到自治

蒙古王公的驚慌不安被俄國駐庫倫代理領事拉弗多夫斯基(Lavdovsky)觀察到了，并預見蒙古王公可能向俄國請求庇護，他在給俄國駐華公使廓索維慈(Korostovetz)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國在蒙古發生極大影響的時刻可能即將到來。對蒙古事務之干預無疑將招致遠東事態復雜化，倘不給予蒙古人庇護，則將會喪失我國目前在該地所享有之崇高地位與好感?！?/p>

果然如他所料，以哲布尊丹巴活佛為首的外蒙古王公以會盟為名，宣統二年(1910)7月在庫倫召開秘密會議決定外蒙古獨立，并派遣代表團密往俄國尋求支持。他們聲稱：「我們的確再不能忍受滿清辦事大臣和官員們的貪欲，以及他們對我國權利的掠奪了。雖然，努力爭取獨立和保護我們的黃教與國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沒有外國的援助，要獨立將是困難的。因此，我們將派特使去我們的北方鄰邦俄國，并以友好的方式闡述這些事實，請求它考慮給我們援助?！?/p>

沙俄雖然擔心外蒙新政尤其是設省將直接危害其利益，對外蒙代表團求援時卻態度曖昧。沙皇政府于8月17日舉行的遠東問題特別會議記錄了這種心態，「我國將支持他們為捍衛喀爾喀之獨特制度，同中國人進行斗爭」，然而「最符合我國政治宗旨和當前政治局勢的做法是：帝國政府在蒙古問題上不主動發表意見，不承擔以武力支持喀爾喀蒙人脫離中國的義務，而是居間調停，并通過外交途徑支持蒙人捍衛獨立的愿望，不要與他們的宗主國君主清朝皇帝脫離關系」。這樣既可以保全沙俄在蒙古的利益，也可以博得清廷的好感，在解決「我國在華的其他政治問題」時以此作為勒索的武器。

事情發展如沙俄所愿，清廷廢止新政、縮減駐庫倫軍隊。不過清廷令三多「體察實際情形」，「如實有礙雜之處，均可從緩辦理」。三多一改之前的一意孤行，與哲布尊丹巴數度交涉后，形勢略見和緩。

但清王朝的統治也走到了盡頭。宣統三年(1911)十月十日，革命黨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口號掀起一場反對滿清的革命，這個口號所表述的民族主義讓蒙古王公心有余悸，他們認為辛亥革命勝利必將進一步剝奪王公貴族們的既有特權。同時，革命黨破壞舊傳統和佛教的謠傳不脛而走，在得到沙俄的保證后，外蒙古王公決定奉哲布尊丹巴為可汗，正式獨立。

11月30日，哲布尊丹巴正式發表聲明，宣布12月1日獨立，建立大蒙古國。并以正式文書通告庫倫辦事大臣三多，要求其限期離境。該文告的主旨，除說明獨立的原委之外，還特別提到：「今內地各省，既皆相繼獨立，脫離滿洲，我蒙古為保護土地宗教起見，亦應宣布獨立?！?2月28日，哲布尊丹巴正式登極，成為大蒙古國皇帝，年號共戴。至此，外蒙古地方上層將最初基于內心深處的政治疏離感演變為一種實際的「國家構建」行為。

為了換取特殊權利，俄國除了沒有正式承認之外，對這個新政權給予一切必要的鼓勵和援助，即財政與軍事上的支持。俄國花費200萬盧布幫助蒙人編練軍隊和購買軍械，駐扎庫倫的俄國軍隊還協助蒙古王公逼走三多。

中華民國建立后，為了保持國家的統一與完整，徹底放棄「驅除韃虜」口號，代之以「五族共和」。袁世凱執政以后，為了進一步安撫蒙古王公、喇嘛，于1912年8月19日接連頒布三道法令，即《蒙古待遇條例》、《對于蒙古族王公貴族加爵之令》、《給予喇嘛教僧侶稱號之令》。

盡管甫成立的民國政府身段柔軟，但短時間內無法挽回庫倫政府之心。自宣布獨立以來，庫倫政府與沙俄分別占領了科布多城與唐努烏梁海。

1915年，中、俄、蒙兩國三方代表在俄國恰克圖簽訂中俄蒙協約。這張照片是協約簽訂現場，坐在桌子中間左起分別是中國代表陳籙、畢桂芳、俄國代表密勒爾，外蒙古代表希爾寧達木定，察克都爾扎布。

然而外蒙的獨立并沒有持續很久。庫倫寄予厚望的沙俄只想奪取最大的好處，俄國政府聲稱：「俄國既以好意出頭代蒙說話，甚至于愿以武力為蒙后盾，則蒙古必須對俄提出若干權利，以報償之。尤其是應當允許俄人得有在蒙殖民，在蒙購地之權利……亦需要自由營商、免納關稅之權?！乖诙韲覆皇俏覀冃栌妹扇?，乃是蒙人需用我們之時」的威脅下，俄蒙于1912年11月3日在庫倫簽訂《俄蒙協約》。雖然外蒙在該條約里宣稱是獨立國家，但俄國政府否決了「蒙古為獨立國」和「將內蒙古自治列入協約」的要求，僅承認外蒙的自治權。俄國一面以協助之名勒索蒙古，一面以調停為名勒索北京，以期獲得更多利益。

民國政府不承認此條約，甚至考慮出兵入蒙，但最后中俄還是通過談判解決爭端。雙方先是在1913年發表聲明取消蒙古獨立，后經幾輪談判，沙俄利用已簽訂的《俄蒙協約》，造成既定事實，強迫中國承認俄國在外蒙古之既得利益。中俄兩國三方于1915年6月7日簽訂《中俄蒙協約》規定外蒙區域自治等問題。協約規定外蒙承認中國宗**，中俄承認外蒙自治，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通過該協約，中國獲得宗主虛名，沙俄保留了策動外蒙獨立時所獲得的一切特權。

然而庫倫政府對沙俄的背信棄義極度不滿，親俄的氛圍逐漸消失。由于該條約準許中國政府向外蒙派駐官員，中國勢力得以重新進入外蒙地區，為日后撤治預留了活動空間。

撤治得不償失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沙俄無力維持外蒙的商品與金融秩序，華商又已被驅逐出境，致使外蒙發生金融危機，一時人心惶惶，不少蒙人認為這一切均因貿然宣布獨立引發。待華商重返蒙古后，蒙人之心漸變，再次進入外蒙的駐庫倫大員也積極引進華資，使外蒙與中國內地的經濟再次合為一體。

1917年11月7日，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發動革命成功，遠東局勢遂發生劇烈變化。沙俄帝國已經傾覆，布爾什維克紅色武裝、支持沙皇的白衛軍武裝以及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部隊在遠東以及西伯利亞地區混戰，波及外蒙。而隨著俄國勢力的退出，日本卵翼下的白軍領袖謝苗諾夫(Semyonov)開始覬覦外蒙。1919年3月，謝苗諾夫在赤塔召開大蒙古大會，宣稱要建立一個統一外蒙古、內蒙古及呼倫貝爾等地的「大蒙古國」，尊第八世哲布尊丹巴為國家元首。

困頓的經濟，對蘇俄的恐懼，以及謝苗諾夫的軍事威脅使庫倫政府頗有前途艱難之憂。外蒙已無獨立維持治安秩序的能力，中國駐庫倫辦事大員陳毅行事也無刺激蒙人情感的意思，一切但求親和，以期達到漢蒙漸成一家的目的，外蒙仇中之心漸減，并對中國產生依存之感。1918年，中國駐軍進入庫倫。

在這之后，民國政府趁勢要求陳毅更加主動地尋求解決問題，恰巧蒙古王公也有「取消自治官府，恢復前清舊制，完全統一中央」的要求。自歸附清朝以來，蒙古一直實行二元體制，以活佛哲布尊丹巴為首的喇嘛教上層和各盟王公共同統治，按照傳統，宗教勢力不干涉政治。但自獨立以后，庫倫政府尊哲布尊丹巴為君王，帶有神權性質，喇嘛教上層進入執政中樞，開始凌駕于王公之上。隨著僧侶集團攫取財富增多，兩派矛盾愈演愈烈。

陳毅抓住這個機會，與王公集團開始頻繁磋商。陳毅許諾中央絕不會干涉外蒙古自治權力，只是明確各自的權限，「不令從前弊政復生」。王公欣然信從，按照陳毅要求，擬定了請求中央撤治即取消自治的**書，以表示并非遭受脅迫。

1920年1月1日，外蒙活佛冊封專使徐樹錚(前排中立臂帶黑圈者)為哲布尊丹巴八世舉行冊封典禮。圖為徐樹錚與其隨員以及外蒙上層人士在庫倫大前合影。

北京雖然欣喜事態的發展，卻又唯恐引發外交問題，提出需由「駐庫大員面告車林(車林多爾濟，庫倫政府外交長)，先由蒙古王公全體名義呈請，或秘密電達政府，請求恢復原制。然后政府根據此項請求，再與妥商條件」。

一來一回之間，僧侶集團也插手此事。他們雖然也希望能和中央政府協力抵抗外敵，但擔心一旦撤治會喪失對王公集團的優勢，因而百般推諉。

在陳毅的周旋下，三方草擬了《外蒙取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外蒙及善后條例》，不但保證中央政府在外蒙的**，還保證了王公與黃教各自的權益。然而三方就細節爭執不休，誰都不肯讓步，導致事情一變再變。札奇斯欽不無遺憾地說，假如北京政府不斤斤計較一些小節，先同意撤治申請，然后再商定條件，恐怕撤治就會很容易完成。

就在爭執不休、波瀾再起之時，段祺瑞最為信任的心腹謀士徐樹錚插手撤治問題，最終造成難以挽回的局面。

徐樹錚的職權是負責駐軍，并未負有處理撤治問題的職責。1919年他受命擔任西北邊籌使兼西北軍邊防司令之后，便將西北邊防軍帶到了庫倫，架空陳毅接手對外蒙的交涉。

盡管外交部代總長陳籙主張：「在我正應一意懷柔，使中蒙關系日益親密。若輕墮已成之局，不惟阻遏蒙人內向之誠，更恐別生誤會，致來外力干涉。因之數年之功，敗于一旦?！沟L期以來，以武力解決外蒙事件的主張在北洋政府中占據了上風。徐樹錚認為，「撤治用四字，而用恩用威……蒙性多猜，威則不易近，故必先恩以結之?？制渚枚滓曇?，然后威以折之，蒙無實力，必悚而就范，再待以恩，以結其心，則不思勾結外援，乃永無反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