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軍團、帝國元老甚至是皇帝來自于地方行省的比例和人數越來越多，意大利的地位也在不斷下降。在失去了行省的充足供給和財政傾斜之后，一些消費型城市的經濟規模連同其特權一并在萎縮。

三世紀末，戴克里先將意大利的行政區劃重新調整，同樣也是變相地調整了意大利的地位，使得每一個行政區相當于行省。這樣一來，重新規劃的行政區就失去了免稅的特權，先是意大利北部，后是整個意大利半島乃至于羅馬城，曾經的帝國核心區域以及征服者的后代也要開始承擔帝國的稅收了。

這樣一來，一個快速衰落、不再是整個帝國政治、經濟核心的意大利半島，一個同四帝共治王朝，尤其是馬克西米安父子緊密聯系的羅馬城，就不再是君士坦丁選擇和鞏固其王朝皇權統治合法性的來源與基石了。

盡管君士坦丁在各種公眾場合和信件里宣告要成為羅馬古代傳統的恢復者和捍衛者，但實際上，即便是皇帝的所作所為也不能改變這一政治、社會發展趨勢，更何況君士坦丁并非像他所說的那樣，是一個秉持精英共和傳統精神的元老院成員。324年，君士坦丁宣布在拜占庭古城的位置建設新都。

其次是王朝的記憶和聯系。君士坦丁從305年被邊緣化的皇位繼承人，再到311年擊敗馬克森提烏斯入主羅馬城，再到成為整個羅馬帝國的唯一統治者，其皇帝形象發生了多次的轉變。君士坦丁的官方正式名字為弗拉維·瓦勒里烏斯·君士坦丁，他的名字都來自于他的父親，以顯示其血緣的聯系以及繼承的合法性。瓦勒里烏斯是其加入共治皇帝制度的標志。

但君士坦丁和他的父親的另一個姓弗拉維卻代表了另一種可能，也就是弗拉維安家族的繼承人。由于307年，君士坦丁娶了馬克西米安的女兒，成為了其赫拉克勒斯家族的一員，在擊敗馬克森提烏斯之后，君士坦丁亟需和赫拉克勒斯家族切割開來，所以大力將自己宣稱為弗拉維家族的一員。這樣既將自己同篡位的馬克森提烏斯加以區分，又使自己同最初公元一世紀的弗拉維王朝相聯系了起來。

“君士坦丁每一次擊敗作為敵手的、同為四帝共治王朝的皇帝，都是在對于四帝共治的意識形態立場的拋棄。在經歷了馬克西姆的背叛行為及其敗亡之后，君士坦丁下令毀掉他岳父的雕像和畫像。因為在各種雕塑和畫像里，馬克西米安常常是同其共治皇帝戴克里先一同出現的，所以摧毀掉其中一人的雕像，也就意味著戴克里先等人的雕像和畫像也同時被銷毀了。”

弗拉維安王朝也就逐漸同四帝共治的瓦勒里安王朝分割開來，由于多神教本身的衰落以及多神教信仰同四帝共治王朝的緊密綁定，使其無力完成對弗拉維王朝的皇權統治合法性的賦予。將帝國的統治權賦予弗拉維家族，使其作為皇帝來統治世界帝國的神就自然而然地轉變為基督教的上帝。

眾所周知，君士坦丁在鞏固自己的皇權統治合法性方面，經常使用給城市命名的方式來擴大王朝和自身的影響力，最著名的就是羅馬帝國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主要給城市重新命名以“弗拉維亞或君士坦的變體"。比如更名為弗拉維亞·埃杜倫的高盧城市奧坦、更名為君士坦提那的阿爾勒、更名為弗拉維?康斯坦提尼亞那的意大利城市波圖斯、更名為君士坦提亞的非洲城市錫爾塔等。

此外，對于城市的更名還與宗教信仰的轉變相關，一些城鎮會集體改變原有的信仰，投入到基督教的懷抱以此得到皇帝的重視。例如南部城市安塔拉多斯和巴勒斯坦港口城市因為居民改信基督教，于是君士坦丁下達了詔書，授予他們獨立城市的地位以及君士坦提亞的名字。

這種城市的更名，實際上是將擴大王朝影響力、鞏固皇權統治合法性同基督教信仰的廣泛傳播關聯在了一起。此外，君士坦丁時期還重新恢復了皇帝與王冠之間的聯系，他在正式場合或是展示的公開形象上都會佩戴王冠。大約在324年，在與李錫尼戰爭期間以及君士坦丁控制了東部各省之后不久，第一枚雕刻著頭戴王冠的君士坦丁像的硬幣就公開發行了。

當時有一個傳說，君士坦丁的母親海倫娜送給她的兒子君士坦丁一個王冠，這個王冠是用釘死耶穌基督的釘子做成的。通過重新設計與鑄造，這個曾經作為羅馬帝國折磨和壓迫的工具以及轉變成了代表帝國權威的王冠。從頭戴荊棘王冠的耶穌，到頭戴釘子王冠的君士坦丁，世俗君主完成了與神的關聯，皇權的統治合法性也得到了宗教與信仰的支撐。

皇帝個人的經歷與傾向東漢統治者的個人經歷與傾向

東漢統治者的個體影響對于國家意識形態的塑造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東漢初的統治者與君士坦丁的個人經歷與選擇，是他們注重并主導重塑儒家及基督教意識形態的原因之一。

對于東漢來說，光武帝及明、章都一步步推動著意識形態的重塑進程，尤其以光武帝劉秀以及召開白虎觀會議的漢章帝劉烜為重。劉秀幼年就開始研習儒學，之后又經歷了兩漢之際的政治動蕩與變遷，直至再次統一天下。他深刻認識到了儒家正統思想在安定國家、平復人心及鞏固統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也感受到了儒生群體對于世局所能產生的深刻影響，因此對于儒家意識形態在皇帝主導下的重塑任務極為重視。

事實上，劉秀的功臣群體所能志氣相合，并在統一后配合光武帝的“退功臣”的政策，原因也在于“是光武諸功臣，大半多習儒術，與光武義氣相孚合。蓋一時之興，其君與臣皆一氣所鐘，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謂有是君即有是臣也”。這進一步說明了東漢初年儒家思想對于統治階層影響的普遍性。

在明帝繼位后也延續了光武帝的政策及對儒家意識形態的重視。到了漢章帝劉妲時期，他最終召開了對于儒家意識形態具有重塑意義的白虎觀會議。章帝在實際會議的召開中，不僅僅是起到了一個會議的主持者的作用，對于儒家經學觀點和意識形態的分辨裁決上更是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帝親稱制臨決”，充分說明了漢章帝對于儒家思想的掌握以及對儒家意識形態的重視。而章帝本身就深受儒家思想的教導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