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名路在蒙元時期具有重要的軍事戰略意義，導致其在蒙金戰爭中損毀嚴重，在昔里鈐部到任后，便開始著手整飭當地的種種亂象，而其對大名路的治理。

以重典治理政局

昔里鈐部到任大名路的時間當為元定宗元年（1246），到任后“無巨細，一以重典。”采用“重典”的方式來治理大名路，主要是因為當時大名路“魏自兵后，官府甫建，群豪諸司錯迭，長雄不相下，致命令不行事多齟齬”。這種群雄紛爭，各方勢力強征豪奪導致大名路長期積弊的現象，在經過昔里鈐部的治理后，一改“從事初則遻然”的現象，“既乃弭耳，聽約束惟謹”。

從而基本使得各豪強勢力得到了有效的約束。在社會秩序以及事務綱常基本得以平復之后，昔里鈐部要做的就是進一步恢復幾近癱瘓的大名路官署。在當時大蒙古國針對中原漢地選官主要還是依靠于“察舉”和“征召”的手段，昔里鈐部選任大名路的官員也主要是“舉廉能”，為了更好的知曉大名路的癥結所在以及給官員做表率，在處置政務時“凡政之不便，民所欲而未得者，率力行而更張之”。

經過昔里鈐部的治理，大名路基本上可以做到在“拉奸暴，扶良善，惠瘝寘”的同時，也使得“于外而營幕連野，內則使者旁午，咸畏公方剛，莫敢侵分，少有牟于民”，大名路一片欣然景象。

恢復儒學教育

金末元初大名路的儒學教育崩壞，但儒學教育長久以來都是穩定地方秩序的有力武器，而禮樂綱常的崩壞也為蒙古統治帶來了不小的困擾，因此恢復儒學教育便迫在眉睫。

大名路為北宋時期的陪京，因此其儒學教育、廟學設置十分發達。在金朝之時大名路總管府也設學養士。而在大蒙古國攻下大名路之初，“有司創小殿，繪圣師十哲像事之”，之后的元太宗十二年（庚子歲，1240），時任大名路總管的梁千候在金朝廟學的基礎之上重新修建學校，“奉圣像，以故殿為大成門，辟講授之室于其左，四齋回合以居學者”。

逮至元憲宗二年（壬子歲，1252），昔里鈐部之子小鈐部來蒞大名府事，為進一步加強大名路的儒學教育，便“請于朝，以本道歷日錢崇飾貌廟，創兩廡，繪七十二先儒于壁”。小鈐部以官署所收歷日錢來重新裝飾儒廟，為其增加東西配殿的同時，還繪制了孔門七十二賢士的畫像。此舉更加明確了大名府對于儒學教育的重視。

而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昔里鈐部之孫李萬奴任大名路達魯花赤之時，何侯任總管，“下車未幾”，便開始“捐俸修學”。這種購置田地以保證廟學基本可以自給自足的治學方式大大減輕了府衙的負擔，并且選賢薦官的方式更是激發了當地學子的學習熱情。而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堅童治大名，在前任何侯總管的基礎上進一步整治廟學，而“嘉議李公萬奴任其役”，也足見李萬奴身為大名路達魯花赤對于當地儒學教育的重視。

而對于大名路儒學教育的發展，在何侯于元太宗十二年起致力于恢復大名路儒學建設，而昔里鈐部于元定宗元年出任大名路達魯花赤，其孫李萬奴接任大名路達魯花赤至元世祖至元末期，昔里鈐部家族一直關注并支持大名路的儒學建設。在經過幾任達魯花赤與路府總管的整治后，大名路已做到“今士子居有室廬，食有既廩，習讀則有書矣，講授則有師矣，惟知其所以學，則有望于邦之人”。這種可以安穩士子讀書的環境，也能為恢復大名路的禮樂綱常提供有效的幫助。

除此之外，昔里鈐部家族還采取了多種方式來治理大名路，王惲將之總結為：“拊摩瘡罷抑豪強，百廢俱舉用乃張。若傳有亭積有倉，里不桴警孰竊攘。大賚禮殿開兩庠，春風玹歌齊魯鄉。漬民于淵吾憫傷，躬督萬民建堤防。濁流不揚耕且桑，功余保障歲屢穰。”從神道碑銘辭來看，昔里鈐部家族不僅在穩定大名路秩序，恢復農業生產以及倡導教化，恢復、發展儒學教育方面大有所為，并且還恢復、維護了大名路的驛道交通，治理河道，建固堤防。這些措施均為大名路的穩定與發展提供了助力。

貴由汗世系的傳承

《元史·宗室世系表》中記載：“定宗皇帝，三子：長忽察大王，次二腦忽大王，次三禾忽大王”。在《史集》當中也清楚的記載了貴由汗有三個兒子：“忽察-斡忽勒，其母為斡兀立海迷失哈敦，腦忽。他也出生于斡兀立海迷失哈敦。禾忽。”

《元史》與《史集》的記載相同，貴由汗的三子當中，腦忽在拖雷系蒙哥登基時發動了叛亂，“在薩里川地方，上述異密忙哥撒兒、統率軍隊的宗王末哥和客列亦惕部人術黑巴勒駙馬以自己的軍隊包圍住了失烈門、腦忽、禿禿黑以及他們在一起的其他宗王們”，失烈門為窩闊臺汗原定的繼承人，而這里提到的腦忽就是貴由汗的兒子，很顯然他參與了窩闊臺系反對蒙哥汗的行動。

最終蒙哥汗“降旨用懲罰之劍殺掉那些曾經謀叛的異密們。總共有七十七人。他們全被處死”。但是貴由汗的長子忽察，在其王妃的建議下“與妻子一起去見[合罕陛下。由于他幸而聽從了忠告，才未淪入無窮的災難深淵，得以留居于安全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