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商利用經濟手段對明代文人創作的參與主要是通過“請托”來實現的。邵毅平《中國文學中的商人世界》說“明代文學表現商人的一個基本特色，就是不僅通俗文學大量與廣泛地表現了商人，而且傳統詩文也不亞于通俗文學，翻開任何一部明人文集，幾乎都能看到若干與商人有關的作品。

這種現象，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而且也為以后所少見?！彼€指出，在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中，“經濟因素也許比人們想象的要更為重要?！庇嘤r也認為：“文人諛墓取酬，自古有之，但為商人大量寫碑傳、壽序，則是明代的新現象，明代不少士大夫（如在中央任清要之職的人）往往要靠潤筆來補貼生活費用。”經濟因素在文人與鹽商的交往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邵毅平所說的經濟因素，其實也就是明人俗謂“請托”者，即商人通過向文人支付可觀的潤筆費，雇傭文人為商人本人或其家屬撰寫文章（主要是碑傳、墓志銘、壽序等文體）。請托實質上就是將文學作品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進行交換的行為。

這種交換不一定是以金錢的形式，也可能是以人情進行交換，焦竑《國朝獻征録》記載：“有蔡生請鹽商墓志不獲，同寮為之請曰，蔡生有相才，可勿拒，公（呂柟）曰，一書生而遨游權貴之門，得志則下陵可知?！倍}商之子程開禧為自己母親向鐘惺請托的方式則是以詩為贄：“新安有程太學凝之諱開禧者，善詩，自淮上介友人郝子荊，以詩請于予，讀之驚嘆得未曾有。

子荊曰，未也，袖中又出一小帙，予問何物，曰凝之母昝孺人行實也，予笑曰程子欲以詩贄予文乎，以詩贄文，類相從也，遂志之。”鹽商雖不是請托風氣的始作俑者，但卻是請托風氣的忠實擁躉者。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說揚州鹽商“此輩到處請托，至今南都人語及之，即以為談柄”，表現了當時鹽商到處請托，引起相當一部分士人反感的社會現象。據今人張敏《明中期文人別集中商人傳記文獻研究》統計，在寫明傳主所經營行業的59篇商人傳記中，有21篇是鹽商，占35.6%，是占比最高的商人種類。這組數據足以說明鹽商對于“請托”之事的狂熱。

“請托”的盛行直接導致明代文人別集中的鹽商行狀、傳記、墓志銘等應酬文體的爆炸式增長，其中不乏出自當時一些著名文人之手的作品。這類作品大多是為應付請托創作，因而在內容上充斥著對傳主的溢美之詞，相較于創作者其他作品而言，這類應酬文字文學價值是比較低的。但在這些作品中卻也不乏寄托著作者真情實感，人物塑造飽滿生動的優秀之作，如王世貞《羅山汪次公?繼配杜孺人合葬志銘》講述了被鹽商一致推舉為“鹽筴祭酒”的鹽商汪良植的生平，表現了他游走京城化解眾商危機、面對歹徒搶劫臨危不懼感化歹徒、只言片語化解兩家競爭對手的恩怨使之重歸于好的領袖風度。

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以很多的筆墨描寫了他與妻子杜氏忠貞不渝的愛情與相濡以沫的溫情，記敘喪妻之后汪良植對亡妻的思念。在他的女兒選擇守節殉死后，“次公雖寬襟豁落，與伯季及左司馬觴而快然不能，不時慨然曰：‘吾殤子女多矣，獨不忍于洪之嫠方之殉，柰何凡以女徳顯者，非其家福也’”。

汪良植飲酒之時，忽然想起女兒，難掩對女兒的痛惜與追念。這一情節，使人聯想起《儒林外史》中的王玉輝“一路看著水色山光，悲悼女兒，凄凄惶惶”，深受禮教毒害而又難掩慈父心腸的人物形象躍然紙上，令人唏噓。作者通過一系列曲折生動的事跡，使讀者看到了汪良植從早期“少年游”時的意氣風發到喪妻喪女后的借酒消愁，既胸懷磊落又兒女情長，充滿人性的溫度，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發展性和多面性，因而十分飽滿。

雖然許多文人對于這股請托之風頗為不滿，為商人撰寫過15篇傳記的王世貞，私下曾經向朋友抱怨：“新安賈人見蘇州文人，如蠅聚一羶”。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明代以前的文學已經給鹽商打上了許多負面標簽的情況下，“請托”確實為當時文人接觸并了解鹽商正面品格提供了一個契機，即如王世貞為汪良植所寫的傳記中，稱他“古所稱磊落大丈夫者，其汪次公哉！”

也絕非違心之語。汪良植在默默無聞的小鹽商之時，便躬行仁義，在成為大鹽商后，也依然保持著磊落的人格，這使王世貞認識到仁義與富貴與否無關，“必富而后仁義附，則次公當泯泯不振矣。”只要躬行仁義，無論貧富都是值得尊敬的人，他對于汪良植的尊重與褒揚，反映出明代文人對于鹽商的看法不再是一昧貶斥，而已有所轉變。

請托之風一直貫穿了整個明代中后期，最為盛行之時，大約是明代正德、嘉靖時期，傳主大多為第一代第二代鹽商，他們經歷了白手起家的艱難，雖然有一定的文化素養，但對于文學創作和文學交游感到有心無力，需要通過請托這一形式發展他們的社交網絡，卻也因此常受到附庸風雅的譏刺與非議。而明代萬歷以后，鹽商在經濟上的壟斷地位已經逐漸形成，許多鹽商家族發展到三代以上，家族資本達到相當規模。

這些三代鹽商們從小在優裕的環境中長大，家族世代累計的資本使他們不必如他們的祖輩父輩那樣忙于行商，又接受了比祖輩父輩更為優渥的文化教育，因而他們有更加充裕的時間、金錢與能力參與到文學活動之中，“新安多大賈，其居鹽?者最豪。入則敲鐘，出則連騎，暇則招客高會，侍越女，擁吳姬，四坐盡歡，夜以繼日，世所謂芬華盛麗非不足也。”請托顯然已經不能滿足他們對文學的需求，因而一些鹽商將目光投向需要更多資金投入，也更具娛樂性質的文學活動之中，例如戲曲與詩文**。

明代鹽商尤其鐘愛戲曲，而且也將大量的資金投入到戲曲活動之中，如歙縣鹽商潘侃（潘汀州）一生酷愛戲曲，“諸倡樂有至者，輒留為汀州公歡嚎?！逼渥优司稀耙鄰秃脧V賓客，諸博徒蹄跳技擊倡優雜戲，如汀州公”，在其父八十壽辰之時，他還專門從江淮帶了演員回家為父親祝壽；鹽商汪宗孝在金陵時，蓄養了許多年輕有資質的少女，教以歌舞與戲曲，“翠屏絳帳中香氣與人聲偕發，若鶯鳳鳴煙云間”。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載萬歷時徽州休寧一次戲曲活動，結果變成了各鹽商巨賈相互攀比炫富的舞臺：“萬歷二十七年，休寧迎春，共臺戲一百零九座。臺戲用童子扮故事，飾以金珠增彩，競斗靡麗美觀也。有勸以移此巨費，以娠貧乏，則群笑為迂矣。”這種堪稱夸張的奢華，到了清代更加登峰造極，徽州鹽商對戲曲的狂熱與癡迷由此可見一斑。他們不僅熱衷于欣賞戲曲，也通過培養家班等方式，親自參與到戲曲活動之中，汪季玄便是當時頗為知名的鹽商戲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