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適應江南的風土人情，諸色戶計在南方的調整和應用分了幾種。

已有職業納入諸色戶計

為了將亡宋人口納入版籍，不少相關職業被括入諸色戶計之中，延續了戶種名稱和待遇，儒戶為其中代表。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設置儒籍，由坊正、里正攢報亡宋登科、發解、真材、碩學、名卿、士大夫都可入籍。

此后儒籍逐步補充，戶數增多但并未分揀。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至二十八年（1291）間，江南儒籍經過充分討論，最后確定以至元二十七年括戶所得江南儒戶為定。

已有戶種進一步細分

括入諸色戶的人口不適用于已有戶種的，蒙元將戶種擴充，內部再次細化。如在平定江南之后，從已有軍戶中分出了新附軍戶。南宋滅亡之后，投降的軍隊被稱為新附軍，其中有家屬的稱為新附軍戶。

新附軍的來源區別于北方蒙古軍戶和漢軍戶，不是從民眾中簽發，而是對亡宋軍隊的繼承，新附軍的待遇也就不同于漢軍戶。新附軍戶正身支取米和鹽，家屬每人每月支取米，因此不享有北地軍戶四頃免糧地的待遇：“新附軍人全家老小支請口糧，即與漢軍不同，別難限地。”若軍人去世家人仍可以繼續由“官為養濟”，“每月放支口糧四斗”。既已支取口糧，新附軍戶土地就不再免稅，與北方漢軍戶的待遇不同，不可于其他軍戶一概而論。

元代創制諸色戶計制度，規定各色戶計提供職業差役，其余徭役力役并為雜泛差役，由民戶承當。但由于役法的不均和逃亡的頻繁，充當雜泛差役的民戶越發減少，諸多戶計喪失了免除雜泛的特權，役法由此大壞，諸色戶計制度也喪失了“別賦役”的本來目的。

增加的“重賦”負擔甚重，軍戶等戶計日削月減，諸色戶計名存實亡。在元代江南，諸色戶計作為當役的根據被套用在南方的戶籍之上，雖在戶種上有所添建，但劃分辦法和主要內容基本保留。在亡宋田土上，人身依附性質極強的諸色戶計應用在雇傭關系已經萌芽的江南，束縛了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削弱著制度本身的生命力。
(www.ws46.coM)

江南的戶等制

人有貧富，戶有等差，按照居民財產人口的狀況分等級繳納賦稅是歷代王朝都有的制度。唐代分戶為九等，宋代有五等戶、十等戶，金代“推貧富，驗土地、牛具、奴婢之數，分為上、中、下三等。”蒙古國時期，漢人世侯控制的北方延續了金的制度，將民戶分為三等，中戶充軍：“上下戶為民，著為定籍。”

在至元十六年（1279）平定南宋之后，元在至元十九年（1282）重申中統五年規定，要求其“遍行諸路”，“合著差發通濟驗人戶氣力產業，品答高下，貧富均攤”，包括新附的江南在內，全國一體推行戶等之制。從中統五年詔令可見，戶等劃分為三等九甲，分別為上等的上上、上中、上下，中等的中上、中中、中下以及下等的下上、下中、下下，共有九級，故常稱為九等戶或是戶分九等。劃分戶等的標準是“事產”，主要是田地：“州之役賦，視畝地之多寡，以為戶籍之高下”。

城鎮中從事手工業和商業的戶口也劃分戶等，雖無田，可以房地資產為定，如平江路鄧文貴“家無田，入貿遷之利，郡縣甲乙貲算，在中產最下”。劃分戶等后，戶口數據會被編纂為鼠尾簿。鼠尾簿之名宋已有之，金代亦有記述：“差次物力，為鼠尾簿，按而用之。”鼠尾簿按戶等由高到低排列，尤如鼠尾由粗到細，所以得名。官府以鼠尾簿為依據征收賦稅：“至于分其等第，以備差科，則又有所謂鼠尾簿者焉。”

按戶等將戶籍編成鼠尾簿，鼠尾簿成為戶籍管理的主要依據，也因此很多實干的地方官吏選擇修訂鼠尾簿來填補戶口登記的空缺。在編排鼠尾簿時，以戶等排列各戶，富強在前，貧弱在后；丁口多者在前，單貧者在后，以此順序攤派差役：“諸差科夫役，先富強后貧弱，貧富等者，先多丁，后少丁。開具花戶姓名，自上而下，置簿挨次。”鼠尾簿排好后，各戶按照順序輪番充役：“置立簿集，鼠尾人民及工匠花名，遇有遞送造作，輪次應當，周而復始。”

戶等制本是“序民產高下，以差其役輕重”，但事產的信息必須及時更新，不然“夫民力不齊，大著三十年，小者十年，強弱異矣。”由于元代戶口登記并非定制，鼠尾修訂也僅是循吏所為，民分戶等的作用大打折扣。“年深歲久不通推，貧富高低幾變移”，戶等制度隨著年歲變遷僅成一紙空文。更遑論貪官污吏徇私舞弊，劃分戶等時以上戶充中戶、下戶，致使富強之家反謀其利：“私田跨縣邑，貲析其戶役為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而中、下戶反代之供輸，莫敢何問。”

與諸色戶計相類，戶等制為元代戶籍制度中的組成，也是元代賦稅役法的征收準則。戶等制通行全國，雖有著“均賦役”的初衷，但受限于戶口事產的更新遲滯，劃分戶等流于表面，甚至演變為助紂為虐的惡法。區別于前代，相似的制度在元成效難顯，未曾實行定期戶口登記是其原因。

元定江南后，至元二十六年元官府“詔籍江南戶口，凡北方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時江南地區無論“居于山林畬洞，或于江湖河海舡居浮戶，并赴拘該府州司縣，一體抄數，毋得隱瞞”。此次對江南地區的戶口普查持續至至元二十八年，不僅官府命令嚴苛，亦“對于諸色戶計的區別是特別重視”，以致“江淮迤南，近因抄數戶口，民間意謂科取差發，致生驚疑”。

嚴格的至元二十六年括戶是元代江南的第一次戶口普查，也是元代的最后一次大范圍括戶。在全面登記江南戶口的同時，蒙元亦將北方的諸色戶計和戶等制推廣到江南，共同構成了元代江南的戶籍制度。雖有著均賦役、別貧富的初衷，但缺少了戶口資產的定時更新，諸色戶計和戶等制逐漸流于形式，元代江南的戶籍制度因其自身的缺陷滋生了賦役不均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