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三年（1276）南北統一后，元統治者將北方諸色戶計制向江南移植。將北方諸色戶計向南方嫁接的舉措，盡管帶有強制性，但也多根據江南情況有所變通，“但是在按職業戶計和世襲罔替上多是與北方式戶計一脈相承”。

元代關于諸色戶計是否承擔雜泛差役的命令，自然不分南北，通用于全國。故梳理元代史料中存留的有關諸色戶計是否承擔雜泛差役的情況，是了解江南地區役法必不可少的工作。

軍戶

在元代前期，軍戶因需承擔軍役，故享有免除雜泛差役的權利，元中期后，除遠征軍戶外，其它軍戶不再免除雜泛差役。至元十九年（1282）二月，元統治者出臺命令，確認軍戶不承擔雜泛差役的權利：“（至元）十九年二月，諸侯王阿只吉遣使言：‘探馬赤軍凡九處出征，各奧魯內復征雜泛徭役，不便。’

詔免之，并詔有司毋重役軍戶”，由此則命令可知，軍戶四處征伐，居無定所，不便承擔雜泛差役，故元統治者令有司“毋重役軍戶”，免除軍戶的“雜泛徭役”。

大德三年（1299），元統治者再次頒布命令重申這一原則：“軍戶據人夫、倉官、庫子、社長、主首、大戶車牛等一切雜泛，并行除免”。據上述兩條命令可知，在元代前期，軍戶免除一切雜泛差役。大德七年三月詔令出臺之后，役法大變，除了遠征軍戶可以免除雜泛差役外，其它軍戶都需與民戶一體負擔雜泛差役。

站戶

在元代前期，江南地區站戶免除雜泛差役，至元中期站戶免除雜泛差役的優待不復。元代江南站戶包括馬站戶、水站戶及遞運站戶，據李治安先生考證“馬站、水站、遞運站等名色，或為宋代遺留，或依江南情況適度變通”，可知馬站戶、水站戶、遞運站戶等戶種，當承繼宋代或為江南地區所特有。

至元三十年（1203），元統治者發布站戶免除雜泛差役的詔令：“站戶每當站外，不揀誰休重科差役者。重科差役底人每有罪過者。”據上述詔令可知站戶需承當養馬護船、馬夫水手、提供首思等等站役，負擔較重，故統治者下令免除站戶負擔的雜泛差役。據此命令可知，大德七年三月后，除兩都之間的站戶，其余站戶承擔與民戶相同的雜泛差役，兩都之間距江南甚遠，故元中期后，江南地區站戶均不享有免雜泛差役的權利。

匠戶

元代前期匠戶享有免除雜泛差役的權利，至元中期不復享有。元代前期，匠戶免除雜泛差役的命令雖不見于元代史料，但在《秋澗先生大全文集》中有對富豪投充匠戶以躲避差役現象的描述：“各處富強之民，往往投充人匠，影占差役，以致靠損貧難戶計”，地方豪強冒充匠戶，躲避差役以致“損貧難戶計”，故元官府為了增加當役戶口，在至元十七年（1280）對現有匠戶進行了清理，“敕民避役竄名匠戶者復為民”。

可知元代前期匠戶當是免除雜泛差役的。元代中期，大德七年（1303）三月，元官府令“軍、站、人匠、打捕鷹房，并各投下諸王駙馬不揀是誰的戶計，和雇和買、雜泛差役有呵，都交一體均當者”，匠戶不再享有免除雜泛差役的政策，而是和民戶一樣承擔雜泛差役。

打捕戶

打捕戶在元代前期免除雜泛差役，元代中期后與民戶承擔相同差役。打捕戶為元代的特色戶計，為打捕野獸、飼養鷹犬的職業戶計。元代在江南地區推行諸色戶計時，打捕戶也得到了推廣。

打捕戶在元初享有免雜泛差役的待遇，因此常有民戶為逃役而充任：“應管打捕鷹房人匠官，多將各處富強人戶，不問是否打捕鷹房人匠，妄以入數，影蔽差役”。打捕戶免雜泛差役的待遇并未持續，至大德七年（1303）三月“軍、站、人匠、打捕鷹房，并各投下諸王駙馬不揀是誰的戶計，和雇和買、雜泛差役有呵，都交一體均當者”，打捕戶與民戶相類，一體充任雜泛差役。

儒戶與醫戶

儒戶和醫戶在元代前期均免除雜泛差役，元中期后需隨產承擔雜泛差役。儒戶做買賣納商稅，種田納租稅，“其余一切雜泛差役并行蠲免”。醫戶的待遇與儒戶相類，中統三年（1262）就有詔令，醫戶“除絲綿顏色、種田納稅、買賣納商稅外，其余軍需鋪馬袛應、遞牛人夫、諸科名雜泛差役，并行蠲免。”

儒戶醫戶免雜泛差役的優渥條件，因此冒名頂替者甚多，在至元十三年已經對北方儒戶進行了考核，考核通過者才可享有儒戶免去自身差役的待遇：“腹里儒戶，至元十三年試中者，止免一身差役”。在大德五年二月重新整理了江南儒戶和醫戶的戶籍：“至元二十七年抄數籍定儒醫戶計，擬合欽依除免雜泛差役。外據續收戶計，別無定奪。”

儒戶醫戶免役的優待未能持續，命令中免除雜泛差役的戶種中并不包括儒戶醫戶，延祐五年（1318）更是明確注明，儒戶醫戶也需一體承當雜泛差役與和雇和買：“民間但是和雇和買、里正主首、雜泛差役，軍、站、民、匠、醫、儒、竈戶、運糧舡戶、各枝兒不以是何戶計，都交隨產一例均當呵”。由上述兩條命令可知儒戶和醫戶免除雜泛差役的政策并無持續到元中期之后。

僧戶和道戶

僧戶和道戶在元代前期享有免除雜泛差役的待遇，元中期后僧道戶名下土地來自于國家頒賜的部分減免雜泛差役，自行擴充的則需按例承擔雜役。窩闊臺汗元年（1229）詔令，僧戶和道戶“種田作營運者，依例出納地稅、商稅，其余雜泛科差，并行免放。”

其后，也里可溫戶、答失蠻戶也陸續免役。大德七年三月詔令后，役法變動頻繁，在同年閏五月發布詔令，規定“僧人與民均當差役”但這一詔令并未生效，僧、道等宗教戶計最終仍在免役之列。也里可溫戶和答失蠻戶也很快免役。

延祐五年（1318）對役法進行再次調整，僧道不再全部免役，根據詔令，僧道免役雖在原則上不變，南方自宋滅亡前的田土和皇帝賞賜的土地“那里既已優免了”，既已免稅，也可以免役，當然續置的土地仍要充役，“這軍官、軍人并僧道人等續置了百姓每的當差田地及財賦總管府承佃附余地土，并與其余軍、站、民、匠、醫、儒、竈戶、運糧舡戶、各枝兒不以是何戶計，都交隨產一例均當呵。”以此概括，元代的僧道戶在元前期一直免除雜泛差役，至延祐五年后除免糧田土之外，其余田土需要隨產一例均當雜泛差役。

由各戶計命令的變遷可知，元代各戶計是否免除雜泛差役的政策在元代中期發生了較大的轉變，這一轉變開始于大德七年（1303），至延祐五年（1318）最終確定，在此十余年間，元代統治者在江南地區僅保留了僧道戶所有土地中來自國家頒賜的部分免除雜泛差役的權利。摘自: www.ws46.com

元代統治者在大德七年（1303）取消了儒戶、醫戶免除雜泛差役的權利，除遠征軍戶和兩都之間的站戶以及僧道戶所有部分田土之外，其余軍戶、站戶、匠戶、打捕戶原本享有的免除雜泛差役的待遇已不復存在。因兩都之間站戶、遠征軍戶不屬江南地區，故此兩類不討論。

延祐五年（1318），元官府在江南地區除免除了國家頒賜僧道戶土地的雜泛差役外，其它所有戶計均需一體承擔。綜上所述，至元代中期用于各戶計的諸色戶計制度名存實亡，江南地區除僧道戶免除部分雜泛差役外，民戶外的各戶計不僅要承擔本戶計特殊的差役，還要承擔同于民戶的雜泛差役，所謂的戶計只剩下了職業的區分和更為繁重的賦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