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不到一個月內，美國就通過拋售英鎊逼迫英方停止軍事行動。

在國際輿論壓力與經濟崩潰的雙重壓力下，艾登不得不從埃及撤軍。在國內問題上考慮，如果說張伯倫和艾登都因為他們錯誤的決策，最后黯然退出的話。但至少張伯倫從慕尼黑回國的時候，他收獲了國民的掌聲。而艾登卻一直背負著殖民主義者的罵名，他的失敗證明了——即使“發動了能夠捍衛國家利益的戰爭”也不一定能爭取民眾支持。

在國際問題上考慮，運河危機證明了英國已經無法在沒有美國的支持下，采取大規模軍事行動能力。二戰結束僅僅十一年，在這場名為冷戰的長跑之中，英國從一個國力僅次于美蘇的一流選手，變成了一個被美蘇遠遠拋于腦后的二流選手。

但是運河危機并不意味著，麥克米倫為首的保守黨領導人放棄了維持英國大國地位的想法，他們始終認為英國是世界大國，而采取非殖民化政策則是維持大國地位的必要手段。

從經濟上考慮，盡管二戰后的英國欠下了巨額美元，必須通過羅得西亞的銅礦和煙草、馬來亞的橡膠和錫礦換取美元，償還美元債務。因此，戰后英國修改了《殖民地發展與援助法案》，增加對殖民地的經濟投入，這也逐步發展成為學者們所討論的“戰后對殖民地的二次殖民”。

直到五十年代初，殖民地的經濟發展確實使得英帝國具備了還債的能力，但是這種狀況并不能維持太久。隨著1950年朝鮮戰爭的爆發，到了1953年橡膠等原材料市場在日本合成橡膠等因素的沖擊下，銷售額與利潤大降。這意味著通過殖民地原材料出口，換取美元償還英國債務的路線走不通了。為此，繼續大力支助殖民地經濟發展，在經濟上似乎已經失去意義。

但是在分析非殖民化的問題上，不應該采取一種唯經濟論思維模式。對于英國而言，盡管殖民地的經濟發展對英國經濟的效用已經有限，但是作為三環外交的一環，英帝國或英聯邦是維持英國大國地位的重要環節，絕對不能放棄。

因此實現殖民地經濟的自給自足，讓他們取得獨立并留在英聯邦框架之內，既符合釋放英帝國海外投入的長期目標，又符合依靠三環外交維持英國大國地位的需求。馬來亞聯合邦的獨立以及后來的“大馬來西亞計劃”就是這種歷史背景下的產物。

縱觀蘇伊士運河危機以后的非殖民化，有些學者認為“大馬計劃”下的馬來亞聯合邦、新加坡、北婆羅洲、砂勞越是一種特例，以較為和平的方式完成了權力的交替，即使是最后沒有加入馬來西亞的文萊都留在了英聯邦內。這樣看來，雖說“大馬計劃”未能完美地實現五邦聯合，但是其非殖民化的目標基本成功。而遠在非洲的老伙計們就沒有這么幸運了。

誠然，東南亞的英國非殖民化相比于非洲殖民地可能顯得更“美好”，但是從底層邏輯上這兩個區域的非殖民化卻有不同。如果說非洲的非殖民化主要是經濟上的考量（他們不再那么有利可圖），那么東南亞的非殖民化在戰略和政策的考量上的權重可能稍微比經濟考量更重一點。

雖然說麥克米倫剛接任首相就重新審查了英國海外義務，試圖通過“非殖民化”減少海外義務的同時維持英國大國地位。但是至少在蘇伊士運河以東的“大馬來西亞”，其防務投入卻有增無減，直到威爾遜在1964年后才逐步放棄了蘇伊士以東的防務投入。

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隨著蘇伊士運河戰爭的失敗的副作用在于——英國失去對中東影響力。英國為了大國地位，不得不將其世界戰略重點放于蘇伊士以東的亞丁港以及東南亞的“大馬來西亞”。從這種觀點出發，似乎就能說明蘇伊士運河以西的非洲殖民地和“大馬來西亞計劃”對于英國政策制定者而言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比起非洲，英國更需要一個留在英聯邦內的“大馬來西亞”。

同時，站在英美特殊關系的角度上觀察，英方也需要新加坡軍事基地的持續存在，以確保在東南亞地區能對美國政策形成持續性的影響。但是我們必須謹記的是，所謂“大馬計劃”僅僅是蘇伊士運河危機后的英帝國非殖民化政策的一個小部分，甚至是某種取得了“成功”的特例。

就在“大馬計劃”推進的時期，英國未能阻止西印度群島聯邦在1962年5月31日瓦解，并在1963年12月31日“葬送”了中非聯邦。兩者不同的是，如果說西印度群島聯邦的瓦解是無可奈何，那么中非聯邦卻是麥克米倫、麥克勞德和桑蒂斯等英國官僚的蓄意為之。如果我們說西印度群島的“失敗”是英國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中非聯邦的情況和“大馬計劃”更為類似。

無論是中非聯邦的“分解”還是“大馬計劃”，都是蘇伊士運河危機后，時任英國試圖處理過去歷任非殖民化的例子。區別在于身處蘇伊士以西、因國際原材料價格下跌失去經濟意義的非洲殖民地——中非聯邦，英國選擇推動他走向歷史的終點。而“大馬計劃”目的是處理東南亞非殖民化問題，雖說其經濟價值隨著國際原材料價格下跌以及合成橡膠的發明而下降，但其地理位置身處蘇伊士以東，戰略地位高于經濟地位，所以英方選擇堅持完成了“大馬計劃”。

雖然說，“大馬計劃”最終未實現五邦聯合，文萊未加入馬來西亞，而新加坡也在1965年從馬來西亞中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國家。但是，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文萊在獨立之后，都成為了英聯邦成員國。從通過“大馬計劃”來維護英國大國地位這一目的上進行考慮，似乎無法將“大馬計劃”評判為一次失敗的非殖民化政策。畢竟英方成功使得“大馬來西亞”的各部分都留在英聯邦的大家庭之中，幾乎實現了不以流血為代價維持了自己對東南亞的影響力。

在“大馬計劃”實行的過程之中，我們不斷看見英國官員以及殖民地文官們對民族主義者采取了一種溫和的妥協態度。這確實是英方可以幾乎不以血腥沖突為代價維護英國在東南亞影響力的原因之一，但是這種妥協完全建立在這些民族主義者支持“大馬計劃”的基礎上。但是我們不能認為在“大馬計劃”以外的殖民地的非殖民化同樣采取了同樣政策，可能“大馬計劃”僅僅是說明了華人以及馬來人更善于與英殖民者進行周旋而已。

但是，是不是對“大馬計劃”的研究對于英國帝國非殖民化研究就毫無意義了呢？答案仍是否定的，我們縱觀英帝國的擴張還有非殖民化，可以說找不到兩個完全相同的例子，則大英帝國的崛起和衰落本身就是無數個“特例”組成的歷史事實。每一個“特例”都有值得研究之處，這些“碎片化”的研究最終指向的是英國殖民政策和非殖民化政策的多樣性，給英帝國研究賦予了更豐富更鮮明的力量。

最后，“大馬計劃”推行過程中，對“文萊起義”的壓迫以及“冷藏行動”都顯示了冷戰這一時代背景下對英國非殖民化政策的影響。冷戰對政策制定的影響顯然是無法否認的，筆者也并不否認“運河危機后英國的蘇伊士以東政策是冷戰軍事同盟及英美特殊關系的產物”。

但是本文章更強調的是，時代背景對政策制定者們的影響，這種影響通過他們的活動反映到“大馬計劃”中。所以正文中，筆者毫不吝嗇地翻譯并直接引用政策制定者們對左翼人士的“批判”。以現在的視角來看，這些“批判”并不客觀，但是這些偏見正反映了冷戰時代對英國文官心態上的影響。所以筆者并未對相關言論進行刪減，而是將其暴露在陽光之下，顯示冷戰對英國非殖民化政策的深層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