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戊戌年，所以也是趁此機會和大家講講戊戌六君子。戊戌六君子是清朝時期的維新志士，但最后還是都不多慈溪太后而慘遭殺害。其實那個時期的中國已經涌現出了很多維新志士，只是大家都沒能聯合自己的力量一起行動，總是被清政府給逐一擊破。那戊戌六君子到底是怎么死的呢?可能這里面還有被篡改歷史的真相存在。

“戊戌六君子”之死，一般說法，皆謂其乃系為維新變法而死。

但揆諸史料，這一結論，實在大有問題。

朝廷的草率定性：與康有為結黨

所謂“戊戌六君子”，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殺害的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等六人。

此六人均與當年的維新運動有關。其中，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四人乃光緒皇帝戊戌年新任命的軍機章京;楊深秀乃山東道監察御史;康廣仁乃康有為的胞弟。

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達殺害“六君子”之上諭，稱：

“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處斬，派剛毅監視，步軍統領衙門派兵彈壓。”

次日，內閣所奉朱諭將“六君子”的“大逆不道”罪名具體化。朱諭稱：

“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實堪發指。……康有為實為叛逆之首，現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撫，一體嚴密查拿，極刑懲治。舉人梁啟超與康有為狼狽為奸，所著文字，語多狂謬，著一并嚴拿懲辦。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及御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實系與康有為結黨，隱圖煽惑。楊銳等每于召見時，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將各該犯革職拿交刑部訊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儻語多牽涉，恐致株連，是以未俟復奏，于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

通觀這份諭旨，“六君子”的罪行，總結起來共有三條：

1、康黨謀圍頤和園誅殺慈禧。

2、“六君子”與康有為結黨。

3、楊銳等人任職軍機處期間“欺蒙狂悖，密保匪人”——所謂“匪人”，當然是指康有為、梁啟超一干人等。

簡言之，朝廷當年確曾將“六君子”一體定性為康黨。

“六君子”的真實政治立場

“六君子”當日被定性為“康黨”而被殺;后世亦長期將其歸入“康黨”。

但事實絕非如此。

“六君子”中，楊銳、劉光第二人對康黨甚為厭惡。康廣仁、林旭二人曾努力撇清與康黨的關系。楊深秀情形如何，尚缺乏足夠的可資說明的資料。唯譚嗣同立志與滿清為敵，故口出“有心殺賊，無力回天”之語，從容赴死，可謂毫無疑義的康黨。

1、楊銳、劉光第

楊銳、劉光弟乃張之洞門下之人。

張之洞素來鄙視康有為的學術，斥之為偽學、野狐禪。楊、劉二人的學術旨趣，可想而知。

楊銳早年對康有為頗有好感，認為康氏上奏的某些條陳“透切時弊”，故于1897年12月鼓動御史高燮曾上折推薦康氏去參加瑞典的“萬國弭兵會”。但到戊戌年后，楊銳對康黨的態度已轉為不滿與鄙視，在給張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楊銳曾明言康氏“繆妄”：

“近日變法，都下大嘩。人人欲得康有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繆妄，而詆之者至比之洪水猛獸，必殺之而后快，豈去一康而中國即足自存乎?……京師大老，空疏無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濟!”

另據唐才質《戊戌聞見錄》披露，譚嗣同在給唐才常(唐才質之兄)的書信中提到，任職軍機處期間，因楊銳鄙視康有為，譚嗣同曾與之發生過沖突：

“伯兄曰：復生入值，與劉裴村一班，劉愿者，雖不奮發，而心無他。然可慮者，叔嶠跋扈，媚舊黨而排南海，復生忿與之爭，叔嶠不納。”

“伯兄”即唐才常，復生即譚嗣同，劉裴村即劉光第，叔嶠即楊銳，南海即康有為。

楊銳好友高樹，在其《金鑾瑣記》也記載，楊銳對同為軍機章京的康黨分子譚嗣同、林旭相當不滿，私下里形容譚嗣同為“鬼幽”、林旭為“鬼躁”：

“鬼幽鬼躁楊公語，同列招災竊自憂。……叔嶠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禍可知矣。”

參考戊戌年譚、林二人行狀，譚氏與康黨多有密謀而不令楊銳、劉光第等人得知，故楊銳呼之為“鬼幽”;林旭年少輕狂，“日夜謀變更一切甚亟”，故楊銳呼之為“鬼躁”。

楊銳擔任軍機章京，系張之洞請托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薦的結果。劉光第的情形與楊銳大致相似，其任職軍機章京也是借了張之洞的力量、由陳寶箴推薦的結果。

或許是因為劉終非如楊銳那般是張之洞心腹之人，故雖得張之洞器重，但事前并不知道自己會被推薦。入職軍機章京之后，也未如楊銳一般，孜孜于籌劃促成張之洞入京主持變法。

但劉光第對康黨的厭惡，楊銳并無區別。康黨開設保國會，劉氏僅前往一次，因厭惡其言論，再未有過交往。劉氏還曾在家信中感嘆：

“新舊兩黨，互爭朝局(好在兄并無新舊之見，新者、舊者均須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實寒心。”

所謂“新黨”，即是指“康黨”。

戊戌年，光緒有關新政的奏章，一概越過舊的軍機大臣，交由新任四章京辦理。但劉光第在軍機處值班期間，“仍以要件商諸大軍機，又曾請于德宗，為言不能潛越大軍機之權”(“大軍機”系指舊軍機大臣，“小軍機”系指新任軍機四章京)。可見其為人為官，與康有為等輩大不相同。(www.ws46.Com)

楊、劉二人入軍機處值班不過十數天，竟被視作“康黨”而慘遭殺身之禍，當時之人，皆視作奇冤。

張之洞曾急電京中，欲營救楊銳，其電文稱：

“楊叔嶠者，端正謹飭，素惡康學，確非康黨，平日議論，痛詆康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實系無辜受累。”

劉光第死后，其家被查抄，曾搜得彈劾康有為的奏疏一份，尚未完稿。

尤使人嘆息者，楊、劉二人被捕前不久，均曾動過辭官退隱的念頭。

楊銳想要辭官，是因為自覺無法與“康黨”共事：

“同列又甚不易處，譚最黨康有為，然在直尚稱安靜，林則隨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當者，兄強令改換三四次，積久恐漸不相能。現在新進喜事之徒，日言議政院，上意頗動……兄擬加遇事補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見，今甫數日，既已如此，久更何能相處。擬得便即抽身而退。”

劉光第想要辭職，是擔憂自己在軍機章京這種敏感之為上，“終以憨直賈禍”。他本欲待再被光緒當面召見一次，痛陳“新政措理失宜”之處后，即辭官歸家。可惜未能遂愿，政變已然發作。

因與康黨交惡，故政變前夕，楊、劉二人均判斷自己并無出逃必要。入獄后亦處之泰然，自信經過審訊即可無罪出獄。孰料慈禧因擔憂外人干預，未經審訊即下旨殺害“六君子”。楊、劉二人遂稀里糊涂被歸入“康黨”喪了性命，朝野內外為楊、劉二人冤痛者，多有人在。

2、林旭、康廣仁

時人對林旭的評價是“年少輕躁”。林任職軍機章京時，年僅二十四歲。

林氏對康有為的看法，多受外界環境之影響，并無定見。

1897年11月，林氏致書李宣龔，談及自己與康有為的交往，稱“康長素適來，日有是非，欲避未能”，所謂“是非”，大約是此時政、學兩界之主流人物，均不齒康氏的學術與政治理念;林氏乃兩江總督沈葆楨的孫婿，以世家子弟身份在京尋求政治機會，自不愿與名聲不佳的“康黨”扯上關系。

但到了1898年5月，康氏已得光緒之青睞，林氏在為康的《春秋董氏學》作跋時，已不忌諱自述“南海先生既衍繹江都春秋之學，而授旭讀之”，頗為自豪地明言自己做了康有為的學生。

林氏進入軍機處，按康黨的說法，是光緒看中了他“康有為弟子”的身份。

其實，1898年6月林氏被榮祿招入幕府，才是光緒選中他的真正緣故——光緒選拔軍機四章京，必須平衡滿漢新舊：楊銳、劉光第代表張之洞漢臣一系的勢力;林旭代表榮祿滿臣一系的勢力;譚嗣同充當了康黨在軍機處的代言人。

據時人披露，林氏當值期間，“欲盡斥耄老諸大臣”，“凡建一策，僚輩不能決者，旭大呼奮筆擬稿以進”，可見其冒進與積極。

此種冒進，曾引發榮祿的擔憂，恐其給自己招禍，故致信林氏，勸其在新政事務上“虛懷下問”，多與樞庭老臣商議，不應該“遇事紛更”。

不過，當時林氏已既深受康有為影響，康黨的目標，乃開制度局、懋勤殿，架空現有各級權力部門，“遇事紛更”乃康黨的既定方針，林氏自然不會接受榮祿之勸誡。

政變前夕，京城空氣空前緊張之時，林氏曾深夜前往鄭孝胥之處問計，據鄭孝胥日記記載，林氏與他談論良久，“自言不得以康黨相待”——這種身份認同，雖是林氏被捕前的一種自我安慰，但也反映出林氏與康黨之間，確實存在一定的疏離。

林氏在被捕前夕，曾四處活動求救。據章太炎透露，林氏在被逮捕前夜，“知有變，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異辭錄》記載，林氏在被捕前一天，還曾求告到李鴻章幕僚馬建忠車前，欲求馬氏“回車復見傅相，為我乞命”。林旭被捕后，榮祿拒絕對其施以援手。

至于康廣仁，因其系康有為胞弟，“康黨”的身份似乎不容置疑。但早在政變之前，康廣仁曾致信友人，抱怨過康有為一意孤行，大事難成：

“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擠者、謗者盈衡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

顯見其對康有為的政治行為，并不全然支持，而是身懷擔憂。

清末，汪精衛刺殺攝政王失敗入獄，遇一老獄卒名劉一鳴者，自稱曾看守過譚嗣同、康廣仁等人。劉氏對汪精衛談及往事：

“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墻作書，問何為，笑日：‘作詩耳。’……林旭美秀如處子，在獄中時時作微笑。康廣仁則以頭撞壁，痛哭失聲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林聞哭，尤笑不可仰。既而傳呼提犯人出監，康知將受刑，哭更其。”

參考康廣仁政變前的書信，獄卒之言，似亦可信。

3、楊深秀、譚嗣同

楊深秀以御史身份被當作“康黨”而遭到殺害，與其戊戌年和康有為過從甚密有關。

楊銳在給張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

“此時臺諫中，惟楊深秀、宋伯魯最為康用，庶僚中亦多有攀附者。”

戊戌年，康有為寫了許多奏章，大多以楊深秀、宋伯魯二人之名義呈遞;結果是楊深秀被殺，宋伯魯逃到外國使館得免一死。

楊氏被殺的直接原因，是他于9月19日呈遞了一份康黨擬定的涉及武裝政變計劃的奏折。奏折不但要求光緒調袁世凱軍隊入京，還提議聘請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為新政顧問，甚至建議皇帝考慮與英、美、日三國“合邦”。其中最讓慈禧心驚膽戰者，莫過于該折附片中要求開掘頤和園內的“秘密金庫”，并請皇上準募300人，于9月23日正式發掘。

所謂“秘密金庫”，本子虛烏有。“康黨”編造此一謠言，說開掘“秘密金庫”可以為變法提供必需資金支持，乃是為了完成其“圍園殺后”計劃。此前，譚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帶會黨人馬秘密入京，目的就是偽裝成掘金工人，入園起事殺死慈禧。

楊深秀卷入此種密謀，故被慈禧定性為“康黨”。唯楊氏本人是否了解其呈遞的奏折，內含如此大的玄機，筆者所見資料有限，尚未敢斷言。

所謂“戊戌六君子”，實際上唯有譚嗣同一人，清楚地了解自己因何而死，且確實愿意為之而死。

今人多將譚氏歸入維新派之列，實際上，早在入軍機處之前，譚氏即已深植強烈的反滿立場。以其著作《仁學》為例，因反滿思想激烈，生前僅梁啟超等有限幾位好友得見。其中公然倡導“華人”不要將“滿人”引為同類：

“十八省之華人，宛轉于刀砧之下，瑟縮于販賈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踐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久假不歸，烏知非有。人縱不言，己寧不愧于心乎?吾愿華人，勿復夢夢謬引以為同類也。”

正因為譚氏有如此強烈的仇滿情緒及“十八省華人”意識，戊戌年之前，他曾屢次言及新疆、西藏、滿洲、蒙古、青海等地均可賣給英、俄等國，以籌措資金作變法之用;更對當時倡導“保中國不保大清”之康有為一見傾心，執弟子之禮，且與康黨秘密籌劃“湖南自立”。

也正因為此種革命黨立場，為自身安全計，譚氏曾想買一個外國功名作護身符。1896年12月，譚嗣同致信汪康年，打聽外國人開捐功名之事，準備買捐受外國人保護。譚氏說：

“傳聞英、俄領事在上海開捐‘貢’、‘監’，捐者可得保護，藉免華官妄辱冤殺，不識確實否?保護到如何地步?價值若干?有辦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為勸捐，此可救人不少……嗣同求去湖北，如鳥獸之求出檻縶;求去中國，如敗舟之求出風濤;但有一隙可乘，無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則我輩皆可免被人橫誣為會匪而冤殺之矣。伏望詳查見復。”

對譚氏的政治立場，張之洞似乎有所察覺。

譚氏應召赴京，過湖北見張之洞，張氏曾語帶譏諷，謂譚氏：

“君非倡自立民權乎，今何赴征?”

革命黨人章士釗深悉譚氏戊戌年進入軍機之真意圖，章氏稱：

“(譚)嗣同(唐)才常，與(沈藎)談天下前局，其旨趣雖有出入，而手段無不相同。故嗣同先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號令天下。……以嗣同天縱之才，豈能為愛新覺羅之所買，志不能逮，而空送頭顱，有識者莫不慨之。”

譚氏之絕命詩有“留將公罪后人論”之句，《仁學》中謂：“謀反，公罪也”，此乃譚氏臨終，隱晦表示自己乃為反滿革命而死，非為維新而死。

康黨的篡改與作偽

“六君子”被捕前，康有為因全盤參與籌劃戊戌年圍園殺后等內幕，對其成敗有所預判，故已提前遁走天津。

“六君子”被殺后，康黨為保持“維新派”面目，以爭取國際、國內的同情與支持，又種種作偽，掩蓋了“六君子”被殺的真相。

如前所述，楊銳、劉光第二人對康有為及“康黨”的基本態度是厭惡和不滿。但二人被殺后，康黨刊布了許多回憶、紀念文章，將二人打扮成了康有為的忠實擁躉。

如康有為之《六哀詩》談楊銳，說楊氏“與我志意同，過從議論熟”;梁啟超之《楊銳傳》聲稱：楊銳“久有裁抑呂(后)、武(則天)之志”，于是“奉詔與諸同志謀衛上變”——實際上，楊銳根本不知道康黨的“圍園殺后”計劃，其對光緒所言，乃是要調和帝后關系，絕無所謂的“裁抑呂、武之志”。

再如，康有為在《六哀詩》里說劉光第“我不識裴村，裴村能救我”，說的是康有為被人彈劾“保中國不保大清”，劉光第與譚嗣同聯名擔保康有為忠心不二之事;梁啟超的《劉光第傳》記載，劉光第稱此舉是奉君命而為，同時又慷慨表示：“即微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況有君命耶，仆不讓君(譚嗣同)獨為君子也。”

實際情形，據胡思敬披露，劉光第之所以署名，乃是被一同值班的譚嗣同百般纏擾的結果：

“譚嗣同與同班值宿，邀與聯名，以百口保之，不能力拒，故及于難。”

譚氏對康黨“保中國不保大清”一事知之甚詳，其力邀劉光第聯名，乃是故意拉劉下水。類似篡改者甚多，此不贅述。

除虛構楊銳、劉光第與康有為的“同志關系”外，康黨還捏造了一份譚氏的絕命**。

這份絕命**有如下詞句：

“傷心君父，……告我中國臣民，同興義憤，剪除國賊，保全我圣上”、“受衣帶詔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千鈞一發，惟先生(指康有為)一人而已，天若未絕中國，先生必不死。嗚呼!……嗣同為其易，先生為其難……”

譚氏畢生仇恨滿清皇族，與之不能兩立。**卻必欲將其打扮成光緒的忠臣烈士;且無視譚氏心知肚明康氏早已離京之事實，杜撰出“天若未絕中國，先生必不死”等肉麻之語。

與康黨一同逃亡的王照后來披露，這份**，是梁啟超、唐才常、畢永年三人密謀共同捏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