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王歡　　緩緩的，黃河流經蘭州，一位老者駐足黃河之畔，雙目凝望浩蕩河水，內心如河水激蕩澎湃，他在這大河之城生活了70余年，看黃河從西向東浩淼而來，他仿若看到了....

　　王歡

　　緩緩的，黃河流經蘭州，一位老者駐足黃河之畔，雙目凝望浩蕩河水，內心如河水激蕩澎湃，他在這大河之城生活了70余年，看黃河從西向東浩淼而來，他仿若看到了歷史的長河奔涌，內心深處珍藏的一幅幅老蘭州人生活風情畫卷徐徐鋪陳開來……

緣起

　　黃河是天險，是天河，緣于渡河的需求，自古，在蘭州黃河兩岸就散布著三三兩兩的古渡口。

　　甘肅如橫亙于中國版圖中心的一只如意，蹊蹺的是，蘭州城亦東西長，南北狹，黃河自東向西如一條金色的絲帶貫穿其間。

　　“關者，要塞也，津者，渡口也。”在這地理位置坐中四連的古金城，有通往北岸的古渡口，稱金城津，渡口北岸設津關——古稱金城關。

　　渡口“津”往往設立于黃河河道最狹處，像一把鎖匙把關。

　　而在人生彷徨、苦悶、看不見前路，最逼仄處，是書渡了心，他走到了人生的彼岸。

　　道路最狹處，書籍支撐起了心靈的脆弱，泅渡過河的靈魂獲得了新生，書籍引導了他，拯救了他，繼而他用一生挖掘整理古城歷史文化，使得這座位于大國漢地的邊城，根基日益深厚、廣沛，背影日益高聳、豐茂。

　　他過黃河，立于白塔山之巔，背靠大禹“導河積石，指點九州形勝”的九州臺，俯瞰金城關和兩岸狹長而繁茂生長的金城——悠悠緩緩，不疾不徐，這條被譽為中華民族母親的大河從容流淌，每一個不被人看到的隱秘的浪花都在悄悄地訴說著一個故事，一個傳說，一個關于這座城市的過往。

　　關于這座古城的故事比黃河里那浪花還多呢！城和山的故事，城和河的故事，城里，人和人的故事，還有人和天和地和花和草……

　　他出生于這座大河之城，在這古老的黃河城邊，孩童時黃河汊河子里游泳，河邊釣魚，草叢石礫間捉促織子(蟋蟀)，上山壘砌鍋鍋灶，捉螞蚱，打沙蔥，拾地達菜(地軟)打胡墼仗，上城墻放風箏，走街串巷，看市井熱鬧，去金天觀、白云觀、府城隍廟、蘭園觀音堂，看道士、青衣僧念經，那時的城小，老城的道道巷巷他大都穿行過，龍尾山、白塔山的溝溝坎坎卯卯梁梁他也大都攀登過。

　　十幾年……幾十年……他讀懂了這座古城，他讀懂了流經這座城的大河和南北兩座大山，他知道這城的每一個街巷每一個角落發生的每一個故事，他了解這里發生的故事比大河里的浪花還要多。

　　這個城市養育了他，他更是深深的愛著這個古城，如赤子一般，深深的愛使得他記錄著這個城市的過往，他更是為著古城的發展、巨變而深深感喟。

　　他，和他們，記錄著這個城市歷史的瞬息，從古到今，發生，發展還有未來。

　　他，和他們，挖掘城市的前世今生，為城市著書立傳。

　　他，鄧明，是黃河的孩子，他和許許多多黃河之子一樣，是蘭州這座大河之城的文化歷史的記錄者，珍藏者，傳播者。

　　曾祖父在他手心里寫了個“之”字

　　鄧春蘭日記：“七月二十七日五點鐘，解纜沿河而下，賃筏眺望，則見兩岸樹木玲瓏，屋舍參差，牛羊成群，飛鳥上下……經北灣而到靖遠縣城。是時始八點，已行八十里矣。經三角城，過豆城，河面之廣，遠過蘭垣。自此以下而入紅山峽，越高陵寺，過鷹嘴窩，……系纜時已下午八時矣，是日共行三百余里。”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一些思想先進的青年倡導民主、科學，積極提倡“男女平等、社交公開、婚姻自由、男女同校、婦女解放”。生長在甘肅蘭州這一未化之地，年僅21歲的年輕女子鄧春蘭首開全國禁忌——一紙《春蘭上蔡校長書》投書給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申述婦女與男子應“職業、政權一切平等”為此“應以教育平等為基礎”，要求“國立大學增女生席”，“實行男女同班”。后經北京《晨報》、上海《民國日報》響應刊登，引起國內有識之士紛紛回應。

　　1919年6月，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從全國各地招生，甘肅省教育廳首次公開招考錄取了鄧春蘭等6名女生入京求學，于1919年7月25日啟程，乘坐木筏從蘭州北門灣子(今蘭州永昌路北口黃河邊)出發，途徑中衛又換乘舟船，抵包頭乘馬車至豐鎮改乘火車，歷時一月余，計程數千里，于8月27日下午抵北京。

　　其間，鄧春蘭乘木筏沿途隨筆記錄黃河甘肅段的景色，人文和感受，寫成日記33則。

　　在中國仍處矇昧之時，21歲鄧春蘭為首開女禁呼號，被譽為首倡沖破大學女禁的女英雄。

　　她，就是鄧明的姑祖母。鄧明從她身上，感受到自強不息的精神。

　　鄧明先生的童年是在位于蘭州龍尾山下亦園度過的。亦園地處蘭州老八景“梨園花光”最美的地方，被果園菜圃圍繞，春天時，這里梨花怒放，一片銀白，秋天，紅葉蔽空，霜紅滿天。在花光樹影中的亦園，看虬枝盤空，賞梨花牡丹，登梨花館白雪紅樓，酌酒賦詩。

　　鄧明的曾祖父鄧宗酷愛牡丹，栽種牡丹名種：姚黃和魏紫。每臨花時，總是搭起花棚，延長牡丹盛放期。清代最后一科進士蘭州王烜賞后賦詩：“爛漫重光到牡丹，群賢香徑共盤桓。問君何處名花國，園是亦園市是蘭。”

　　亦園的北部是四合院，為住宅，南房三間為書房，名曰“惜陰堂”，四壁書架，上都碼放著整整齊齊的圖書，有線裝書，也有洋裝西文書。

　　曾祖父鄧宗為晚清廩生，考入甘肅文高等學堂，是劉爾炘的學生，畢業后考入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秘密參加同盟會。畢業后回到蘭州，任甘肅省立優級師范學堂教習，發展同盟會員，宣傳民族革命思想。武昌起義后，與同盟會員王之佐反對帝制倡導共和。入民國，被選為甘肅臨時省議會議員，創辦甘肅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任校長。后任甘肅省巡按使署教育科(省教育廳)科長。曾祖父生性恬淡，三十年代，息影政壇，居亦園，種花蒔草，賦詩抒懷。

　　同住亦園的還有鄧明的伯祖父鄧春膏先生。北京大學畢業，后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獲教育哲學博士學位的他，接受當時甘肅省長劉郁芬的邀請回家鄉擔任甘肅學院(蘭州大學前身)院長一職。

　　1938年，正值抗戰烽火四起，國民上下同仇敵愾。

　　然而，春天的亦園依然花草滿庭，花香盛景怡人。

　　5月1日，鄧春膏先生召集當時甘肅學院文史系學生數十人在亦園舉行“國民精神總動員之實施”的討論，盛開的牡丹叢中，受過西化教育的鄧春膏先生淵博的演講，開明的思想令學生不無折服，討論中，師生各抒己見，相互詰難，“大家在姹紫嫣紅的牡丹叢中……用茶點，上天下地，高談闊論，盡興而歸。學生說，此會有‘牛津導師之teaparty’風味”。

　　許多年后，鄧明先生還能回憶起源于祖輩口中的熾烈而充溢激情的場面。

　　1947年，鄧明就出生在這樣的亦園。

　　祖父鄧春霖，清華留美獲獸醫學博士。父親鄧國光，復旦法律系畢業，嫻熟英文，曾為援華抗日美軍作翻譯，遭日機襲擊，幸免一劫，后來當過教員。

　　在亦園，父親經常坐在“惜陰堂”四壁的書架下讀書，幼時的鄧明，還未入學堂，學父親的樣子讀書，幼小的他必須費勁地踮起腳跟從高大的書架上取下一本本書，翻開，如果是純字書，再放回原處，再取，直到找到自己能看的畫書。那時，對于未入學的鄧明來說，只能找尋插畫圖書《小朋友》(1930年前后，中華書局編印)，還有豐子愷的兒童漫畫翻看。小學三年級后，鄧明就亂翻胡讀《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說岳全傳》等，不認識的字掠過，不懂的詞掠過，只粗略了解其意，尤其對《三國》的繡像人物很感興趣，有的還照貓畫虎一番。

　　午后亦園庭院，光線柔和的漫溢在空氣中，投印下點點光斑，在樹下玩耍的小鄧明，被曾祖父鄧宗叫到身邊，鄧宗半蹲在盛開的牡丹花叢旁，左手輕握鄧明的小手，隨即，攤開鄧明掌心，用右手輕輕寫下一個“之”字，小鄧明忽閃著長長的睫毛詢問的望著曾祖父：“這是之字，之乎者也的之字。”曾祖父一邊說，一邊再次在鄧明的小手里輕輕劃過。

　　溫和寬厚的曾祖父由此打開了他的啟蒙之路，那溫馨而頗有意味的畫面，時常被鄧明清晰地想起，從那時起，一種懵懂而又生動的人生逐漸在他的腳下展開……

　　光陰流轉中，往往瞬間即決定一生。

　　時至清明，一天，伯祖父鄧春膏領著鄧明前往黃峪溝給先人祭掃，從下西園到上西園一路逶迤向西南行，翻越晏家坪上周家山時，只見一碩大的土丘橫亙于前，看著小鄧明好奇的模樣，伯祖父告訴他，這是肅王墳……肅王朱楧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四子……祭掃路上，年少的鄧明第一次聽到肅王的故事。

　　鄧春膏在隨后的日子，為市政協駐會委員，從事文史工作。書桌上常擺放著各種文史典籍，這些書籍常常被去探望他的鄧明借閱。鄧明看到當時新印刷的《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至第四輯，借去讀，還書時，當被鄧春膏問到最喜其中的哪篇時，鄧明不假思索的回答——“尕司令，馬仲英那篇”，伯祖父聽后表情凝重，沉吟不語良久。

　　雖然不知其中緣由，但此后的鄧明卻在探尋甘肅歷史文化的路上越走越遠，且一發不可收拾。

　　回想起當時鈐有亦園書齋“惜陰堂存書”(鄧氏藏書印)印的線裝書《絕妙好詞》、龔景瀚纂《乾隆循化廳志》等等許多，曾經翻閱過，但又未讀完的書，都讓鄧明唏噓惋惜，懊悔不已。因為這些書籍在之后的年代盡數遺失。

　　——亦園，人生道路的起錨之地。

鄧明先生

蕁麻叢里的《唐詩鑒賞集》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作為為數不多的民間文化活動——燈謎猜射，蔚然成風。當時，蘭州就有來自北平盤桓蘭州十余年的北派謎家涂竹居，更有本地謎家王靜庵、劉子蔭、馬嘯天、趙浚等。

　　每逢春節、元宵節、五一勞動節、國慶節等節假日，蘭州市工人文化宮、五泉山公園、白塔山公園都舉辦有獎燈謎猜射活動。

　　猜射燈謎，雖屬藝文小道，卻包羅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經史辭賦，非有一定文化素養，不易猜射。

　　“報紙副刊補白大王”鄭逸梅說打燈謎為“啟發智慧的鑰匙，又為泛渡學海的桴航。”足以說明燈謎奧妙詼奇，使人抒懷遣興，鍛煉思維，啟發性靈。

　　念初中時鄧明初涉燈謎，便墜入深深的“謎海”，沉迷潛游。

　　他，常常站在貼有謎條的玻璃窗前，久久沉思，苦苦冥想。小小的身影，駐足、停留、徘徊于不同的謎條間。初始，鄧明不能盡解其意，慢慢的，也能猜射出一些淺顯的，直至能猜出幾個較難的——當他樂不可支地手拿謎條去玻璃窗口兌獎時，總是被劉子蔭先生要求就謎底“解釋一下(他把“解”讀為zai)”，之后才能領到夢寐以求的獎品。

　　這位年屆五旬，濃眉大眼、紅潤臉膛的北方漢子，總是戴一頂藍布帽子，高瘦的身影站在貼滿謎條的半開的玻璃窗后。對鄧明來說，他跟燈謎一樣，充滿神秘感。當他要求鄧明把謎底“解釋一下”，而鄧明又能“解釋”的頗為令人滿意時，鄧明會如釋重負，而“神秘先生”除將獎品奉上，往往還會說幾句夸贊溢美之詞，他就是蘭州謎家劉子蔭。

　　——鄧明初識劉子蔭先生，和眾多謎友一樣尊稱他為劉先生。

　　隨后的日子里，有時在白塔山一臺西廳，有時在五泉山酒仙祠，鄧明追隨猜射劉子蔭的燈謎會，猜遍蘭州南北山，苦思冥想，一心破底。

　　猜射燈謎，就要多讀書，知曉歷史典故。尤其要多讀雜書，這樣在猜謎時，拓展了知識面，為文字寫作打下了基礎，也對人生的意義有了隱約認識。

　　一年迎春謎會，在白塔山三臺西廳里，懸掛的獎品有葉寓塵、甄載明、金玉振的書法斗方，也有駱石華的《卜算子·詠梅》印蛻，按照謎會規則，猜射十條可獲一幀。最終，經過幾天的苦苦斟酌，鄧明打謎十條，獲得金玉振先生的楷書斗方《清平樂·六盤山》。

　　當鄧明躊躇滿志、跋涉于謎海之時，劉先生淳淳告誡：“燈謎是雕蟲小技，逢年過節猜猜即可，不可過分迷戀，不要影響學業。”這使鄧明有所警醒，謎癮有所節制。

　　劉子蔭先生曾為《甘寧青史略》作者慕少堂先生的秘書，詩書俱佳，熟知蘭州歷史文化。一次謎會上，鄧明給先生呈上自己創作的謎條：“中國的黃河長江黑龍江”，射畫家“華三川”，看到年紀輕輕的鄧明也開始創作謎目，劉先生欣喜之余提筆刪去“中國的”三個字，“這條謎扣合倒是很緊，但是太啰嗦”。從此鄧明懂得力求謎面無贅字，底面扣合緊密的道理。

　　“前路茫茫，只有書籍陪伴我，給我力量。”

　　1968年，21歲的鄧明，行李中包著一捆書，赴西北生產建設兵團林二師屯墾。說是兵團戰士，實為一月發20元生活費，整日開荒種地，除草施肥，育苗造林，放羊牧牛。

　　唯一讓鄧明“感興趣”的工作是去放牛，放牛有足夠的時間自己支配，為防止牛啃莊稼，要將十來頭耕牛趕進大山里，走很遠，到人跡罕至的深山大溝。

　　“因為在沒有人的深山里，我能好好的讀書。”

　　一個月20元工資，除買飯票外，還能剩幾元錢，有時購買流動新華書店的圖書，一次，鄧明用節省出的3元錢購買了一套三本《南齊書》(1972年中華書局版)，那套書講述的是南朝開國皇帝蕭道成的發跡史。

　　最后，書多了，他不得不把木箱騰空，換季衣服置床頭，裝入書籍并上鎖。放牛時，必拿一本書去，看書，賞景，聽鳥鳴，有時隨意寫一段感受，隨心謅幾句詩。

　　人生的道路走到最逼仄之處，遠離了他生長的、心心念念的河與城，還有家人和朋友，孑然一身在困苦中索求，只有滿是書籍的木箱朝夕相伴，是木箱里的書一直支撐著他，指引著他。也只有書能讓他感受到作為一個活生生人的血與肉，充盈與歡樂。

　　一天早晨，出工路上，鄧明邊走邊看書，正沉浸于唐詩意境中的他，被突如其來的事件弄懵了——迎面一只大手一把搶走書，只“嗞啦”幾聲，一本好端端的書本就被撕扯為數塊，拋進路旁的蕁麻草叢中。

　　“不看語錄！讓你看毒草！”指導員怒氣沖沖，大聲訓斥著。指導員姓何，寧夏人，高個身健，曾被馬鴻逵抓兵，寧夏和平解放，他轉入解放軍，后轉到林二師。他原為文盲，在解放軍部隊中識字讀書，能做筆記，講話也有水平。他在家中偷看《七俠五義》《小五義》，這是后來知道的。他撕書意在殺雞儆猴，不能讀“四舊”書刊，這是他的職責所在。

　　被撕毀的書是一本劉開揚著《唐詩鑒賞集》，這場讓鄧明印象深刻的小小風波并沒有使他遠離書籍。當指導員走遠后，他用樹枝將殘書從滿是荊棘刺的蕁麻草叢小心翼翼地挑出，用糨糊粘好，珍藏至今。

　　“人在苦悶時，前路渺茫時，書籍是心靈的慰籍。”

　　他珍藏的不僅僅是一本書，而是他青蔥歲月的難忘記憶，那屬于人生低潮期，苦且有著隱秘愉悅的充實的年代。

　　說起那些年，他是豁然的——歲月沒有蹉跎。

　　那些年，相同志趣的人們，相互吸引也惺惺相惜。

　　在林二師，鄧明遇到了原西北民族學院教授馬霄石，馬教授是研究西北民族史的。

　　鄧明記憶中的馬霄石，有著高且瘦的身板，經常手持拐杖，戴著一副金絲邊眼鏡和哈薩克樣式的皮毛帽，氣質儒雅，常去郵局寄信取信，手持一冊頁，鄧明一看，是他用毛筆書寫的毛主席詩詞，筆力凝聚，瘦勁穩健，于是鄧明經常去他居住的窯洞，聽他講述西北民族歷史。

　　鄧明為什么年紀輕輕卻喜好與“老夫子”結交呢？

　　如今想來，大致因為在這些淵博的老者那里有著瀚瀚的文化綠洲，讓久行于干渴沙漠旅途的鄧明暢快淋漓吧！

　　他獲得的又何止區區數次酣暢淋漓！

　　與鄧明家族有著世交，熟知他家族境況的名儒張思溫先生賦詩勉勵他：“珍惜韶華愛景光，讀書閑暇有篇章。君家四世皆相識，莫負清門貴自強。”

　　西北民族學院講師、書法家、篆刻家、詩人葉寓塵先生是由劉子蔭先生引薦的，他曾書贈鄧明“業精于勤，荒于嬉”(韓愈《進學解》句)，鼓勵鄧明珍惜光陰，勤奮讀書。

　　這些年高德劭、學問淹博、嫻熟地方歷史文化的先生，孜孜不倦傳承和守望地方歷史文化的前輩，孜孜不倦追求和堅守地方歷史文化的摯友，讓鄧明汲取了豐厚的養分，與他們的交往奠基了鄧明日后人生道路，也為之后的地方歷史文化研究工作打開了一扇門。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

　　1978年，國家恢復高考第二年，由教育部統一出題，年屆三十的鄧明迎來他人生的轉折，他考入了張掖師專(今河西學院)中文專業，放下鋤頭拿起筆，恍若重生，他一頭扎進書籍的海洋，深潛遨游。1980年，鄧明畢業被分配到蘭州六中擔任一名教師，在認真，踏實的工作之余，他仍舊把自己“埋”入“故紙堆”里，日復一日探索研究蘭州的歷史文化，民間風俗。

　　——書作舟，渡他過苦海。

鄧明先生在蘭州市博物館講解《金城攬勝圖》

“眾手成志”與椅子腿

　　讀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鑒今。

　　在經過諸多良師益友的“點撥”后，重新回歸的鄧明點燃了對坐落于母親河畔城市的濃濃探索欲，他需要重新認識這座城市——早在林二師屯墾時，每年回蘭探親，都要探望那些老先生，都要去圖書館查閱舊志典籍，也曾為一位研究蘭州生態環境的學者查找相關的歷史資料，張思溫先生寫信將鄧明引薦給了甘肅省圖書館西北歷史文獻部的陸泰安主任。

　　“只要事關西北，哪怕是一張紙，也要收為館藏。”這話是陸泰安說的，當時的甘肅省圖書館西北歷史文獻部就是在這樣的思維下運轉著，長期積淀使它成為了海內外收藏西北歷史文獻最豐富的圖書館。

　　鄧明也由此成為了甘肅省圖書館歷史文獻部的“常客”。

　　每次回蘭州，他人總是“泡”在歷史文獻部的“故紙堆”里。從林二師考入張掖師專，直至成為蘭州六中的教師，乃至調到蘭州市地方志辦公室，這里始終是他“寧靜的心靈花園”。

　　——在一樓東側三開間的閱覽室里，西北角進門處，有一張寫字臺，那是圖書館管理員做登記的“讀者借書處”，冬天，一旁支個火爐，方便取暖燒開水，閱覽室正中是用作閱讀的長條桌，椅子。天氣晴好時，陽光總是暖暖的從南邊的玻璃窗投射在桌子上，暖暖的，讀書的身影也投影在閱覽室的桌上，條桌東側為書籍的索引盒架，東北角的小門則引人進入深邃的書庫。

　　當時的甘肅圖書館西北歷史文獻部在白銀路上，位于蘭新鐵路與西蘭公路之間，時而有火車隆隆而過，時而有汽車響著喇叭開過，周遭環境雖然吵嚷嘈雜，但是這棟三層小樓卻鬧中取靜。

　　靜謐，是緣于讀書的人內心的寧靜。

　　“游走于古代甘肅大地，忘記了噪音，心靈特別恬靜。”這是鄧明的心境，也是所有埋首于歷史文化探索與研究的人的感受。

　　柴孝肅，花甲之年，人稱“柴爺”，高個，直身板，為人熱情隨和，他對書庫的藏書了如指掌，總不厭其煩而又準確無誤地取出讀者所需書籍，得知讀者所要參閱的書籍方向后，又熱情的給讀者推薦文獻書目，引導讀者快速鎖定所需。與“柴爺”一起工作的周丕顯，北京大學圖書館系畢業的高材生，不惑之年的他在動蕩不安的年代里，被打上特殊標簽，苦悶彷徨中，將身心沉浸于書海，飽覽典籍，潛心研究敦煌文化、西北方志。鄧明在搜集蘭州歷史文獻時，周丕顯先生推薦了《小方壺輿地叢鈔》《宋會要輯稿》等典籍，讓鄧明受益匪淺。

　　1979年，隨著中美建交，中國與美國結束了長達30年的隔離狀態，鑒于對外宣傳所需，西北歷史文獻部迎來一位特殊而重要的讀者——蘭州市政府陳良副秘書長，陳良是個搞外宣的官員，更是個文化人，也是個在云南剿過匪的解放軍軍官，寫過通訊，辦過報紙。他在周丕顯的幫助下，查閱西北歷史文獻，撰寫了一批介紹敦煌文化，絲綢之路歷史的宣傳文字，并集結成《絲路史話》暢銷海內外。

　　對于他們來說，三層小樓的西北歷史文獻部就是整個世界，甚至整個宇宙，至少對于傾心于西北歷史文化的人來說，這里就是全部。這里是心靈的后花園，這里是心靈的棲息地，這里是與世隔絕的桃花源。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年開始，鄧明就在這里閱讀蘭州及甘肅各地舊志、地方人士詩文集、解放前的報刊雜志，以及外地游甘人士游記，抄錄感興趣資料，這些給予鄧明生命和人生道路的滋養是持久的、源源不斷的，以致于他認為，他隨后40年間從事過的首輪及第二輪蘭州新編地方志，所撰寫的地方歷史文化的書籍及論文，這一切的一切能量都來源于西北歷史文獻部的營養。

　　有人說，有著相同志趣的人總是會相互理解、相互支撐，他們會最終走到一起，給周圍的人，給他們生長生活的土地帶來眩目的光和熱。

　　1988年元月，蘭州市首輪地方志編纂工作剛啟動，蘭州市政府陳良副秘書長兼任市地方志辦公室主任，他讀到過鄧明在報刊雜志上刊發的一些關于地方歷史文化的文章，就將他從西固區的蘭州六中，調到市地方志辦工作，并且在房源極其緊張的歲月，給鄧明分了一套新建樓房，奔波多年的鄧明終于有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陳良主任為加強市志辦學術力量，借調呂叔桐(武漢大學歷史系畢業，魏晉十六國史專家唐長孺先生的弟子，分到中國科學院歷史所研究中蘇歷史地理，因其夫人在中科學蘭州分院工作，遂調到蘭州當中學教員)到市志辦，編輯《蘭州古今》雜志，呂先生請教酈家駒先生(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成員兼秘書長，曾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是呂先生的領導)，他建議將《蘭州古今》辦成指導性、學術性、資料性的地方志雜志。在呂先生的努力下，《蘭州古今》刊載了一系列原創性的關于蘭州歷史文化的論文，關于如何編修志書的文章，并發表了許多珍貴家譜、金石、日記、信札，為修志提供了資料。

　　鄧明熟悉蘭州情況，協助呂先生到處約稿，到處尋覓私家珍藏資料。

　　陳良主任還聘請專家教授為蘭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學術顧問，有劉光華、周丕顯等人，他們為《蘭州市志編纂方案》《蘭州市志·人物編纂方案》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并且參與審讀志稿，以備修志人員咨詢。

　　《蘭州市志》學術委員會重量級的學術顧問劉光華教授，身兼數職，授課、編纂志書，還時任蘭州大學出版社總編輯。

　　1988年開始的首輪《蘭州市志》編纂，包括六十多卷叢書式的《蘭州市志》，以及榆中、皋蘭、永登三部縣志、城關、七里河、安寧、西固、紅古五步區志。如此浩繁工程的發軔卻遭遇方志編修理論不足，經費難以保障。

　　“那些年，沒錢啊，所有的資金只有3萬元，各修志單位無專職修志人員，只有臨時抽調人員。”

　　面對諸多困難，政府組建省市縣三級修志辦，臨時抽調人員，即令各單位部門成立專門的編修機構，于是寫文件的秘書、寫新聞稿的通訊員、改作文稿的中小學教師，兼職編修地方志，——形成“眾手成志”局面。

　　“大白話的工作報告，倒金字塔的新聞稿，或是轉承起合的公文范文，甚至是傳聞堆砌……質量稍好的也要在‘三審’中大幅度修改，這樣就加大了勞動強度滯遲了修志的進度。”

　　“一律以史實、資料為衡量標準”的作風是劉光華教授自始至終所倡導的。為解決問題，鄧明及市志辦其他人員參與了蘭州市志辦制訂了編纂方案、行文規定、出版方案、志稿三審等等規范性文件，保證了志書的質量。

　　劉光華教授學問淵博，待人寬厚，德高望重。在秦漢史以及甘肅地方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省市修志界同仁都為劉老師的學識和厚德深深感佩。鄧明那時常常到蘭州大學松齋虛心請教遇到的問題，他總是淳淳教化讓人如沐春風。

　　劉光華教授被問及秦漢史的問題時，他轉身，隨即從排滿書的書架上毫不猶豫地取下《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或者《資治通鑒》其中一冊，準確無誤地翻開某卷某頁，檢出某條史料，以印證他的觀點。

　　“他的史書都認真的包著牛皮紙，但是，因為不計其數的翻閱使得史書的書脊、書口顯得黑黢黢地。”鄧明印象深刻。

　　劉光華教授身兼多職，加之長期伏案修志，整天面對電腦、書籍、資料文獻，他經常被頸椎病折磨的頭暈眼花、有時甚至天旋地轉，最后他以最簡單方法解決了這一病痛。一天，他得知鄧明也因長期在電腦上打字、改稿被頸椎痛折磨得昏天暈地，“他告訴我他一個‘秘方’——把椅子腿鋸短，脖子拔直，使得視線正對電腦屏幕，避免低頭俯視。”

　　看似簡單甚至有些“粗暴”的方法，解決了服藥、牽引都祛除不盡的病痛。

　　劉教授在工作上也有很多言簡意賅的“金句”，比如——“寫論文就是補漏洞。”看似簡單，卻道出很深的道理，即要用翔實無誤的史料，論證缺漏，自圓其說。

　　——良師益友，共同的志趣讓人生升華

鄧明先生著作《蘭州史話》

“鄧旋風”的蘭州城

　　“咔嚓、咔嚓……”鄧明領著同事徐難，手執剛剛由單位購置的相機，興沖沖的奔波于蘭州老城區的老街巷，搶拍即將被拆除的四合院，虎抱頭兩層木樓，三十年代中西合璧的西北銀行磚木混合結構小樓，以及衰草雜生的古老城墻，

　　“來，這個角度好，這個角度能夠拍攝到留存城磚的城墻。”

　　“還有那個地方高一點，爬上去拍也好。”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經濟改革，城市開始擴容發展，城市人口劇增，蘭州成為國家新型的工業城市，舊城改造大刀闊斧的推進，拆除舊式建筑——城門樓、鼓樓、過街潼關樓子，為充實城市新的功能，金城大部分歷史遺跡難以留存。

　　“能夠將舊城的最后影像保存于像紙上，是我們在當時的物質條件下的唯一能做到的。”

　　作為文史工作者的鄧明在大時代迅猛推進，城市日新月異的更替中，他有著平常市民所感受到的欣欣向榮的喜悅，但更多的是文化遺存日益減少的隱痛。

　　那些日子，他們輾轉奔走于老城區、老街巷，希望把即將消失的歷史文化影像在像紙上永遠的留存下來。經過他倆的及時搶救，保留下西北銀行、四川會館、蘭園北門外四合院，四面二層木樓的珍貴照片，后被各種史志及宣傳蘭州歷史文化的畫冊、圖書所引用。

　　由于手頭尚有修改志稿之任務，拆除進度很快，未能多拍一些照片，留下深深的無奈和痛惜，隨著時間的流逝，如今已經化為一聲輕嘆，在鄧明淡淡的笑容背后有著難以名狀的復雜心情。

　　時間河流浩浩蕩蕩，歷史如時間之河上的大船，隨波逐流，難以阻擋，文化歷史的印記如大河上船的倒影，影影綽綽，時斷時續，時有時無。

　　“蘭州雖然位于中國經緯度的中心，但處于漢民族與少數民族交匯地，自古以來，戰火頻仍，蘭州地區還曾被少數民族統治幾百年，歷史斷續，史料流失嚴重，留存少。這個城市的歷史倒影究竟是什么樣？”

　　探究蘭州乃至甘肅歷史文化的源頭，解讀歷史斷續留下的未解之謎，鄧明一頭扎進圖書館、檔案館、尋訪老街巷、古玩城，但凡映射甘肅歷史，能觸摸到文化蹤跡和脈絡的人、事、物，都被鄧明反復思量、打磨、盤玩。

　　蘭州市地方志辦公室設在曾經的陜甘總督署節園內——如今的蘭州市市委，上世紀九十年代，拆除幾棟平房時，鄧明無意間在一件拆下來的木料中，發現一條殘缺的楹聯，上寫“匿影藏光”四個遒勁有力的楷體字樣，他查閱史料，得知為光緒末年陜甘總督升允篆書楹聯上聯，整幅為：“匿景藏光，嘉遁養浩；循圖訪典，志泰捐雕。”是節園碑洞子楹聯，洞內鑲嵌《懷素自敘帖》石14塊、米芾《虹縣詩帖》石10塊、董其昌臨顏真卿《贈裴將軍詩帖》石19塊，系道光時陜甘總督那彥成捐資摹刻。為督署一大文化景觀，還得到過林則徐等名流的贊許。

　　“木匾常被當作桌案、床板，木楹聯被當作吊頂，石碑截斷充當石階。”物質匱乏的年代，許多的文物最后的歸宿往往令今人聽起來嗔目結舌，唏噓不已。然而，鄧明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下挖掘保護了不少蘭州歷史文化遺存。并捐贈了為數不少的文物給政府。

　　如此種種，年逾古稀的鄧明，深感肩負的責任和使命，加緊步伐在探索蘭州文化的路上前行。

　　“更多的時間在檔案館、圖書館，一個地方去辦事，從不超過十分鐘，總是茶剛泡好，人已經走了。”熟悉鄧明的人都知道這就是他的行事風格——雷霆速度，如一陣旋風。

　　鄧明先生有了雅號——“鄧旋風”。

　　“因為我沒有多余的時間，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這不，剛從電腦上下來……”這是鄧明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不抽煙、不喝酒，更不與人爭長短，因為沒有時間。不參加飯局，實在抹不開面子的，不得已吃了飯少作停留就走。鄧明先生說，為有更多的時間干自己喜歡的事，他研究出一個方法可以擺脫惱人的無謂的應酬。

　　——因為身患高血壓，他常以吃降壓藥時間到了為借口，逃出耗人的飯局。

　　為保持精力充沛，不在無謂的事情上耗費時間，同時贏取更多的時間工作，他也懂得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不知道是巧合還是刻意：鄧明和老友們選擇的放松之地為“沃干阪”下，黃河名鎮阿干鎮。(東面的三條山溝、石佛溝、爛泥溝、鐵冶溝)

　　阿干鎮位于蘭州城區以南21公里，一條40余公里的阿干河彎彎曲曲繞行其間，見證著阿干鎮的興衰起伏。這里有史前的馬家窯文化，四五千年前的先民在這里居住種植粟(谷子)、黍(糜子)，畜牧、漁獵，打石器、燒陶。阿干嶺上的古“摩云關”，曾為金城赴狄道(今臨洮)的驛道。阿干鎮坐中四連，承東啟西。驛道西南行，可到臨夏、甘南，南下臨洮，過隴南，可入川，東南行溯渭河，過渭源、天水，越隴山，可抵西安。翻馬銜山、興隆山可達榆中、定西、平涼，到關中。

　　由東到西北的旅人，必經此路。赴河西、西域的古人翻越沃干阪，經阿干鎮，順流阿干河北下，抵達蘭州，稍做休息，補充給養后，渡黃河西去，往西域、河西走廊。

　　這里有著東晉高僧法顯、唐代高僧玄奘、邊塞詩人高適、岑參的足跡，或是踽踽獨行，或是慷慨激昂，頌詠而行，一串串腳印，一聲聲詩詠都留在阿干谷地，漂浮于空中，沒有走遠。

　　這里還有金戈鐵馬，殺聲陣陣。

　　金城的先民在這里冶鐵、制陶、采煤，親水而居。

　　沃干峰巔，清風帶來法顯高僧趕赴佛國以善經法的毅然決心，年近古稀，不畏路途艱難，從長安出發，經金城沃干驛道到西域至天竺尋求戒律，游歷30余國，收集了大批梵文經典，歷時14年，近80歲高齡回到故土，寫下著名的《佛國記》。

　　鄧明及其老友們，徜徉于魏晉唐宋以來，溝通蘭州與洮岷、秦州的驛道旁，似乎感受到法顯留存百世的禪音，空靈高妙，引人入境。游走河谷，感受到岑參的高聲吟誦，急徐有度，陰陽頓挫：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兩回圓。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煙。

　　——阿干河谷，尋找浩蕩金城魂。

史志專家鄧明先生(右)和作者合影

收尾：追蹤文化，記錄歷史的城市立傳者

　　那是國際博物館日的前一天，我和鄧明先生相約在一所茶室見面。

　　因工作原因，曾與鄧明先生有過交道，那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那時的先生春秋鼎盛，因學研扎實，在文史界已是有口皆碑，頗有些名氣。曾經有過幾次偶遇，但也是匆匆忙忙，只是禮節性問候，沒有談及過多。這些年來，雖再未謀面，但是卻常常見到先生的文字和言論以及照片不時見諸報端，卻都是有關工作，有關蘭州歷史文化的闡釋與解讀。

　　關于他和他的家庭的文字少而又少。

　　仲春的陽光已經有些力量，靠窗的茶桌被晨光照射，暖暖的。茶杯上，蒸騰出絲絲縷縷茶香之氣。

　　“制定方案、指導思想、內容、體例、篇章結構、到圖書館、檔案館查資料，田野調查(口碑資料)做記錄或錄音，最后整理出來，形成資料長編，資料長編是經過考證的的編排好的資料匯編。《資治通鑒》就是大量的各種史料的匯編，司馬光就是刪減，串編，總纂形成。”

　　“最后的工作就是論證、修改、三審、編輯。”

　　編志，是一項枯燥且細致的工作，從上世紀80年代到如今，40多年如一日，始終孜孜不倦，無怨無悔，是什么令人如此執著？

　　鄧明，2007年退休。2020年被聘為甘肅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從事過兩輪《蘭州市志》及三縣五區志編纂審定工作，以及《甘肅省志》《教育志》《建置區劃志》的編纂工作，主編《蘭州市志·地方文獻志》和《七里河區志》……

　　現為甘肅省第二次全國地名普查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蘭州歷史文化研究開發領導小組學術顧問、《蘭州通史》學術委員會主任、蘭州市非遺保護工程專家委員會委員、蘭州市地名區劃學會副會長。

　　如此多的名稱背后隱藏著鄧明先生數倍于常人的辛勤勞動和砥礪前行的不懈精神。他長期研究蘭州及甘肅地方歷史文化，解決了蘭州歷史上的一些問題，例如蘭州城池變遷、城市布局、街巷歷史、地名沿革、地方文獻、金石考釋以及民俗演變等，尤其是關于蘭州老照片的識讀，取得一些成績。

　　交談中，鄧明先生告訴我，除了編纂史志外，平時還會有大量咨詢，什么咨詢？這引起我的興趣。

　　韓樂然，曾被譽為“中國的畢加索”，政治活動家，人民藝術家。中國美術界第一位中國共產黨員，一名偉大的統一革命戰線戰士，曾留學法國、英國、瑞士等國家，回國后，醉心于佛窟壁畫，曾居住蘭州，1947年，乘坐從迪化往蘭州的飛機失事罹難。

　　鄧明先生說，前幾年，韓樂然的女兒一行三人通過“韓樂然研究會”從北京來蘭州，聯系到鄧明先生，重走故地。在鄧明先生的引領下，他們找尋到韓樂然曾經居住地——蘭州市城關區柏道路小學東側故居。

　　“房屋雖早已不復存在，但是遇到了故人，”從北京來蘭尋訪故居的韓樂然的女兒，在蘭遇見曾經一起成長的發小，久別重逢，憶往昔，訴離情。

　　當年，居住在蘭州的韓樂然，投身于敦煌藝術的挖掘和保護。1946年至1947年間，在新疆考察佛洞壁畫。決心建立一個西北藝術博物館。他把傳統文化與壁畫藝術相結合，把繪畫與考古融為一體，創作了大量攝影繪畫作品。繪畫作品的展出地址在如今位于第一新村的西北大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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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國際博物館日，在蘭州市博物館給孩子們有一場‘蘭州前世今生’的講座。省檔案館也有一場講座，后天講座是有關左宗棠的、后續還有陜甘總督府的歷史講座……最近還在校對一部關于蘭州清朝進士王烜的60多萬字的書稿。”

　　生于斯，長于斯的鄧明常年來奔走于路上，探究金城故事的路上，講述蘭州故事的路上，仿佛，他是為記錄蘭州歷史文化、講述蘭州故事而生，忙忙碌碌，不曾停歇。

　　作家劉小川說，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萬里長城和《史記》，究竟哪個更偉大？我認為是后者，如果沒有司馬遷寫下的《史記》，那么，遍及全球的十幾億炎黃子孫，將發生“身份”認同的危機。

　　同樣，如果沒有鄧明先生以及同他一樣記載金城歷史文化的人，大河之城蘭州會成為沒有歷史的城市，會變為文化沙漠，居住在蘭州的人們會不會產生“身份”認同的危機？

　　可能，正是緣于此，才有這樣一群人在枯燥、無味、晦澀中日復一日默默工作。

　　訪問接近尾聲，我問，是什么讓他默然堅守？

　　讀史可明智，更可擴展格局，與鄧明先生表里清澈，言出行隨的性情不無關系。

　　他輕松而隨意道：因為喜歡，一直喜歡。

　　也許，鄧明先生和他的同仁們意識到這份辛勞背后的偉大，但是還有一種可能，他們只是緣于一種單純而質樸的理由——

　　“因為熱愛，所以堅守。”

　　鄧明，蘭州民俗、史志專家，從事過兩輪《蘭州市志》及三縣五區志編纂審定工作，2019年，被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授予“社會力量參與地方志工作先進個人”。

　　(王歡，甘肅省作家協會會員，詩歌、散文作品見于《飛天》《金城》《西北軍事文學》《蘭州日報》《蘭州晚報》等。)

　　主辦：蘭州市文聯

　　承辦：蘭州市作家協會

　　蘭州市金城文藝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