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導讀】化妝皿這種文化和藝術是不會輕易消亡的，這些圖案并不只是起著裝飾性的作用，其制作工藝和技術被用在了其他器物上，更重要的是包含著與再生和豐饒有關的思想性....

【導讀】化妝皿這種文化和藝術是不會輕易消亡的，這些圖案并不只是起著裝飾性的作用，其制作工藝和技術被用在了其他器物上，更重要的是包含著與再生和豐饒有關的思想性的意義。這些思想曾一度在這里生長、興盛，得到人們的重視，寄托人們的愿景，但最后漸漸消解和縮小，直到消失不見，最后只留下了這些殘破容器的軀殼。

在考古美術研究中稱作為化妝皿（Toilet tray）、黛硯、裝飾盤的石制小容器，一般是指巴基斯坦西北部和阿富汗境內犍陀羅區域發現的、在希臘化時代（公元前4—前3世紀）前后制作、進入貴霜時期（公元50年）后漸漸消亡的石器物品。這類小石器因為沒有準確的銘文稱謂，也沒有歷史文獻的明確記載，一般認為是屬于古代化妝器物的一部分，但表面多裝飾有希臘神話人物和怪獸題材，造型設計巧妙，很受古今人們喜愛。

在古代，女性一般使用化妝皿、鏡子和香料進行化妝。如果簡單根據形制推斷，用法是將顏料、精油、香料等物質添加到器皿上，放置在室內使用。或許人們也使用化妝皿進行淋浴后的全身美容。同時在古代，化妝也是某些宗教禮儀的一部分，特別是中亞和南亞濕婆信仰者們，一般都使用白檀的泥灰將全身涂滿，保持清凈的神圣，用以驅除邪魔。在佛教時代的彌蘭陀問經對答中，也提到要在額頭和眉宇間進行化妝，用來驅除邪惡，但是我們今天無從知道，他們有沒有使用這些器皿。

在巴基斯坦的各個博物館基本都有這些石質器皿，一般都放置在犍陀羅相關的展陳區域。這兩年我因為展覽和考察工作走訪這些博物館，看得數量多了，見識的類型多了，也漸漸有了新的感悟。但可惜的是，這些石制品除了少部分是在塔克西拉的希爾卡普、斯瓦特地區考古發掘出土的之外，人們在各個印刷品上看到的類似石質品，多數是后期來歷不明沒有出土地點的收集品。這些收集品在古物市場上廣泛地流通著，因為藝術審美情趣而受愛好者、古物收藏家青睞。但是這些古物市場上的化妝皿缺少相關的地層環境歷史信息，這給這些化妝皿的年代學和實際用途的解讀帶來困難，但也給人們留下了很多猜想的空間。

初步觀察，這些裝飾盤基本上都是展現各種奇思妙想的浮雕，但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是包含脫離現實世界的、死后到達極樂彼岸和再次復活、再生愿望的圖像表達，看到這些精巧的裝飾盤的設計，感覺靈魂仿佛跟隨這些神靈退縮到了舒服又墮落的區域，蜷縮在一個永恒的狹小的石刻空間內安靜地思考。但是，關于裝飾盤人們也有其他的看法，一部分學者認為裝飾盤是犍陀羅地區佛教徒在家信仰的所有物之一，這些裝飾盤并不在寺院中使用，只是在家的居士死后再將其供獻給寺院，將自己未能完成的信仰寄托交付給代表佛陀，等待來世的福報。但是從信仰這一點出發，這些化妝皿與犍陀羅地區的宗教信仰有哪些直接的關系還不明朗，也或許與佛教中的早期佛像起源圖像有關聯，但是也缺少直接的證據，我們無法從當時的行為和觀點去考慮這些器物的作用，因為過去的一切都消失了，我們也無法回到過去。

過去認為化妝皿的使用興盛于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世紀的300年間，從希臘化時代開始興起，在安息帝國滅亡后逐漸變少，而在貴霜王朝（公元1世紀至3世紀中期）期間，某種程度上在極少范圍還繼續存在了一段時間。化妝皿的裝飾和制作隨著貴霜王朝佛教美術的興盛而急速衰退，而它所創造的圖像世界形式也似乎作為犍陀羅佛教美術中的“裝飾”性的特點，被繼承了下來。

圖像上的秘密：來自考古美術的證據

盡管在犍陀羅地區已經進行了長達了兩百年的考古發掘，在將近兩百多個遺址進行了考古工作，但我們從考古出土的化妝皿中，并沒有發現顏料、化妝品等殘留物，所以客觀地來講這個“化妝皿”的命名有必要作重新思考。也有考古學家認為應該取名作宗教禮拜或祭祀使用的容器，推測其承擔著重要的宗教職能，但是在考古出土品中觀察，這些個小器皿在當時究竟有什么社會功能，大家還真的都無法確定。

根據有限的科學的系統的考古報告，塔克西拉、斯瓦特地區的大量化妝皿主要出土在宗教寺院密集區，或許與宗教活動有著緊密關系，同時這些寺院包含有各種宗教信仰形態，既有希臘－羅馬宗教，也有部分早期的佛教和拜火教寺院，而化妝皿則在每個地層都有出土。英國的馬歇爾（John Marshall）、法國的弗蘭克福特（H.Francfort）和日本宮治昭教授根據希爾卡普發掘的地層情況，從類型學的角度將這些裝飾盤按地層時代早晚劃分為三個時期類型風格，第一期的主題風格受古希臘文化強烈影響，都是以希臘神靈信仰為主；第二期是塞種－斯基泰系的游牧民族喜好的動物圖案風格，顯示古希臘文化明顯消退的跡象；第三期是印度帕提亞時代的古希臘文化復興時期，裝飾藝術中也包含羅馬文化的因子。其中，屬于印度帕提亞時代（公元1世紀）地層的東西非常多，也許裝飾盤的制作在這一時期最受歡迎，宴飲圖、海獸圖等題材受到特別的喜愛，因而數量很多。但這些都是基礎的分析，因為犍陀羅地區還有很多遺址未被發掘，信息不足，所以這種分類方法也只是暫時的研究結果，無法得出化妝皿之間的相對年代先后關系，這給藝術史中的圖像學和風格分析方法留下了施展空間。

一般的化妝皿直徑在10—20厘米左右，厚度約為2—5厘米，從底面向上高出數厘米的位置做出淺碟狀的形態，有的凹面全部是雕刻的圖案裝飾，而更多是刻圓形區劃上方的四分之三部位，下面的四分之一留有空白區域，或配飾蓮花紋、幾何紋或小格狀淺盒子，有節制地配合表達上部的主題圖案。根據1998年服部等作的研究文章，現在可以統計的化妝皿總數約為270例，其中有一半的出土地點可以確定，可以確定關于酒神迪奧尼索斯祭祀的場面約有60例，美神阿芙洛蒂特的事例有31例，神話動物約有40例。在巴基斯坦的博物館常規展陳中大概有50個左右，幾乎每個都不一樣，在裝飾性圖案上都有區別，每一個在設計制作上都很神奇地保持獨特性，這些獨具匠心的雕刻設計讓人感覺到它們也應該與某些家族的象征、群體的喜好有關系。

從藝術史和裝飾風格上來思考，化妝皿上的花卉裝飾、宴飲圖和葡萄卷草紋、男女交歡圖、海獸等紋樣圖案，被吸收來作為佛像周圍的基座背光等位置的裝飾，也是佛塔建筑裝飾內容的一部分，這些紋樣被貴霜王朝繼承下來，同時包含各種文化元素的裝飾內容和藝術風格也逐漸發展起來。其中，化妝皿上的圖案被廣泛采用，這些裝飾性的圖案內容往往被佛教主題所遮蓋，容易被人忽視，然而它卻是犍陀羅美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成就了犍陀羅美術造型的豐富多樣。同時這一時期的佛教美術迎來了爆發式的高潮期，佛、菩薩造像和佛傳浮雕創作呈現高潮，然而隨著佛教主題和佛傳故事構圖的繁榮興盛，這一化妝皿上呈現的風格主題逐漸消失，直至泯滅。技術上的觀察和文化傳統的傳承

化妝皿除了在古代犍陀羅區域使用外，在西方世界的使用界限并不明朗，因為如果我們綜合考慮，還需要知道在埃及和伊拉克地區都存在類似的石質品，同時還有不同材質的類似造型器物也在使用，例如金屬、陶器等，但可以明確的是基本都是當地制作。

化妝皿材料一般是使用當地產的頁巖、片巖和凍石，也有少數的石膏、礦石材料，基本都是使用材質較軟的石料加工制作，但制作的原產地區不清晰。例如，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地區的33例經考古學家馬歇爾考證有可能是外地輸入品，斯瓦特地區的還沒有進行考證；阿富汗哈達地區出土的一例化妝皿也是外地輸入品。除了異地輸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化妝皿也都有后期使用的痕跡，還有一些用尖刃刻畫而成的線狀痕，以及表面呈現有各種石材受到磨損消耗的狀態，這說明這些物品被制作出來后一直被長期使用。

從化妝皿的制作樣式和工藝上來講，表面邊緣內部向里分為數個區間，主要表現有神話上的人物和怪獸等。化妝皿的器皿內側用水平線進行區分，同時區分出的幾何形狀內，有中心對稱、也有同心圓等構圖。這些構圖和藝術造型也像金屬器皿的淺浮雕一樣，特別是在金銀銅工藝中的錘揲技法打造的浮雕中可以看到相似的影子。

在公元前后，阿富汗貝格拉姆和塔克西拉已有一些類似青銅鏡、青銅水罐的實物上包含很多希臘羅馬神靈的裝飾圖案，在鑄造銅柄器物時，這些圖案中的酒神、愛神和美神等神靈都會獲得提前設計。我們在考慮這些化妝皿的形制和裝飾時，必須要考慮存在一個強烈的希臘－羅馬和草原游牧文化的雙重傳統，這些圖案的加工都是在金屬工藝的基礎之上。

我在犍陀羅地區田野考察時，因為受制于環境和時間的局限，并沒有機會接觸太多當地人的生活。在有限的體驗式生活中，也看到某些家庭在生產生活中還在使用著很多石器。在路邊的小工藝作坊，可以看到由切割石料、敲擊制作、打磨加工而成的粗糙的石碗、石盤子都還受到歡迎，因為價格低廉，一直躋身山區家庭的各種生活用具。同時裝飾盤上的一些植物紋樣和幾何紋樣在現代的傳統木雕中仍在使用，我們仍然可以在一些山區的衣柜和桌椅上發現這些古代的紋樣。看到這些石器在這種環境下被觀察、被當地人摩挲使用，有一種特殊的感覺。我每次看到那些熱土和鮮活的生命時，也會感嘆韶光易逝，也會想起這些謎團式的化妝皿小文物，想到它們的消失，想到不可思議的改變。而在博物館展柜和庫房中遇到這些小器皿時，也會不由自主地直覺想到當時是誰在制作、誰在使用，但是同樣，這么多的化妝皿，幾乎都有殘破，不知道再后來發生了什么，這些都是這個地區的文化密碼，有待解讀。

塔克西拉路邊打制石器的石匠

共通的制作方式和溝通佛教藝術的另一種可能

我原來只見過一些化妝皿正面的圖案，并不知道底部的內容信息。后來因為參與展覽點交文物，我才有機會看到化妝皿的底面，雖然大部分沒有紋樣，一小部分裝飾有粗略的花紋和幾何紋線刻，但也包含有一些信息，這些信息讓我感到很驚訝。

這些化妝皿底部并沒有被打磨光滑，一般還保留有用轆轤加工制作成的同心圓弧狀形態，并且在同心圓的中央有方形穴狀凹槽和凸起接口。這些方形銜接的設計作用應該是將石材固定在轆轤上，便于加工操作。在最終制作完成后，磨平底部的步驟被省略了，所以留下了這種穴狀的接口痕跡。

也就是在這種同心圓弧中，我們看到了另外一種可能，因為這一階段的小型佛塔和舍利盒也有著同樣的制作原理。很多圓形的舍利盒容器在犍陀羅地區被廣泛使用，并且也存在這種穴狀的接口。因此，在高速旋轉的轆轤上加工制成舍利盒、化妝皿等容器的工序和制作工坊是一樣的。當時的工坊熟悉這些器物，所以這些外觀與功能毫不相干的石制品在以共通的技術一起制作著。

之前提到塔克西拉、阿富汗的化妝皿屬于外來輸入品，在本地區并沒有發現類似的石料，可能是來自外地的傳播，且城市和寺院之間存在一定聯系。這樣可以說明這批工匠有可能是同一批工匠，在還沒有制作佛像之前，在民眾信仰沒有產生對于佛像的禮拜需求和偶像崇拜時，他們已經對于工藝、構圖、動植物造型非常嫻熟，而在產生制作佛塔、舍利盒的需求時，這批工匠可能與佛教僧團結合一起合作制作，根據需求稍做改進。包納了這一點的話，更需要從地區之間的古代交通道路、絲綢之路上工匠團體的移動范圍進行綜合考慮。

但，化妝皿這種文化和藝術是不會輕易消亡的，這些圖案并不只是起著裝飾性的作用，其制作工藝和技術被用在了其他器物上，更重要的是它包含著與再生和豐饒有關的思想性的意義，這些思想也是人們對于物質世界的一種思考的凝聚。這些思想曾一度在這里生長、興盛，得到人們的重視，寄托了人們的愿景，但漸漸消解和縮小，直到消失不見，最后只留下這些殘破容器的軀殼。這些殘缺的物品卻也告訴我們一些永恒的故事，從背后支持著后來的文化和犍陀羅藝術的蓬勃發展。

作者：邵學成（敦煌研究院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