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有一種美麗，能夠笑傲歲月；有一種美麗，可以歷久彌香。她是《青春之歌》中慷慨就義的林紅，她是《女籃五號》中隱忍善良的林潔，她是《鐵道游擊隊》中熱情勇敢的芳林嫂....

有一種美麗，能夠笑傲歲月；有一種美麗，可以歷久彌香。

她是《青春之歌》中慷慨就義的林紅，她是《女籃五號》中隱忍善良的林潔，她是《鐵道游擊隊》中熱情勇敢的芳林嫂，她還是《林則徐》中剛健質樸的漁家姑娘……翻閱秦怡的故事，就如同翻閱中國電影發展史。

作為中國電影史上一位風華絕代的銀幕紅顏，秦怡的美麗，人所共譽。無論是抗戰期間重慶舞臺上的“四大名旦”，還是1949年后評選的“新中國22大電影明星”；無論是三四十年代滬上時尚刊物送給她“東方舞臺上的英格麗·褒曼”之美名，還是周恩來曾贊美她是“中國最美麗的女性”，都足以使人著意聯想到她藝術生涯的輝煌。

梅花香自苦寒來。上天賜予了美麗，也給了秦怡太多的磨難。早年即有“電影皇帝”之譽的丈夫金焰長年臥病在床，唯一的兒子金捷十多歲即罹患精神疾病，并且終身未愈……無窮歲月，飽經風雨，都未能毀滅她的高潔芬芳。無論輝煌還是落寞，甜蜜或者凄苦，命運贈與的一切，秦怡總能一一直面笑納，并用一顆平靜豁達的心，成就了一份曠世之美。

在一個細雨霏霏、霧靄氤氳的午后，穿過上海曲折小弄，來到世紀影星秦怡的家。盡管已經95歲高齡，但她依舊膚白勝雪，溫和高雅。在她娓娓的講述中，一條跨越70余年流光溢彩的銀屏之路，一段美麗與苦難交織的人生圖景，起伏跌宕，徐徐展開。

角色之美：

她曾被周總理贊美為“中國最美麗的女性”

陳耀輝：從1938年進入中國電影制片廠擔任話劇演員至今，您出演過《女籃五號》《鐵道游擊隊》《雷雨》等眾多膾炙人口的影視劇、話劇中的重要角色，從影70余載，請您給我們講述一下，您是如何踏上演藝之路的？

秦怡：我在中華職業學校讀中學的時候，抗日熱潮在大江南北蓬勃興起，特別是“九一八”事變之后，很多大學生會聚到了上海。我因為讀書比較多，有機會認識了很多進步大學生，受他們感染，我當時的抗日熱情很高，一心想著到前線去投身抗日，盡管確切地說有些事情還不是很懂。

有一天，趁著家人不注意，我和幾個同學在早晨5點鐘偷偷跑出去。當時我年紀最小，才16歲，一門心思去參加抗日戰爭，去前線打仗。但因為我年齡太小，一起去的伙伴們不愿意帶我，怕我這么小就早早地犧牲了。但我這個人從小就性格倔強，自己確定好的目標就要永遠追尋，于是一路跟著他們輾轉到了武漢，后來又到了重慶。

在重慶，我被介紹到中國電影制片廠當實習演員。現在想來，那段生活是最苦難的歲月，也是最幸福的時刻。日軍轟炸時我們到防空洞躲一會兒，轟炸停止就抓緊時間排練，艱苦的歲月把文藝工作者們的心緊緊連結在一起。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成立了“中華劇藝社”，開始排演話劇，我們排的所有戲都是抗戰題材的。那時候我經常到樂山、西昌等地方巡回演出，幾乎天天都上臺演戲。正是這樣一段話劇演出的經歷，為我后來幾十年的電影表演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有了這種基礎，自己就成了戲里的主人，這就是真情投入、本色演出。

抗戰勝利后,我又回到上海，參與了上海電影廠的籌備工作，并就此開始從舞臺轉向銀幕。此后的歲月，我一直沒有離開上影。

陳耀輝：周總理曾贊美您為“中國最美麗的女性”，您也曾說過“周總理是真正領我懂得演戲真諦的人。”那么，周總理對您塑造角色、藝術創作以及藝術觀的形成產生了哪些深遠的影響？

秦怡：我第一次見到周總理時才19歲。一次去朋友家吃飯，席間有一位我不認識的客人。那人問我是在工作還是在學習，我回答說：“我在做實習演員，有時候在合唱團唱唱歌，沒什么大作為，就是混混。”那人接著問我唱什么歌，我說：“當然是抗戰歌曲。”沒想到，我一說抗戰歌曲，對方馬上提高了聲音：“那還混混啊，你想想，多少人、千千萬萬的人都在你們的歌聲鼓舞下走上前線，這工作是多重要啊！”我聽了認真琢磨，覺得很有道理。回家后我再仔細一想，是什么人能說出這樣的話來呢？我跑去問朋友，才知道原來他就是周恩來同志。從那時起，我開始深深理解了，做文藝工作不是“為活命”，而是“為理想”，這種理想需要內在強大的精神力量，而力量始終來自觀眾、來自人民。所以演員終身追求的理想應該是把自己從文藝中得到的一切感人的精神力量，通過自己的藝術作品傳遞給別人。

周總理對文藝是非常熟悉的，我們在文藝創作上遇到問題經常去請教他。周總理時常告誡我們，作為演員要注意體驗生活，深入實踐。1964年，我拍《浪濤滾滾》的時候，總理來看樣片，一見我就問：“那個水壩有多高啊？”我在片中飾演一位水利工地的黨委書記，事先查閱了很多資料，就回答說那個水壩是53米高。他聽完又接著問：“那么，你對流沙的問題是怎么解決的？你這個采石場怎么樣啊？”我一一作了準確回答，他才滿意地說：“嗯，你這個書記當的還可以。”周總理是非常幽默的，他就是通過這個來看看我們是不是真正體驗生活了，是不是深入實踐了。這點對我影響很大，我有時為了演好一個角色，要到工廠、農村體驗一兩年的生活，變成了真正的生產能手。在參演《女籃五號》的時候，光一個跑籃動作就在球場上反復練習了兩個月。

陳耀輝：今年您自編自演的電影《青海湖畔》面向全國觀眾公映，在片中您飾演了一位在環境惡劣的高原上一干就是30年的工程師梅欣怡。這樣的堅守，與您本人對電影的熱愛與執著有很多相通之處。那么，是怎樣的機緣讓您與這個故事結緣？以九十多歲高齡進行劇本創作并擔任主演，這個過程中一定有很多難以想象的辛苦。

秦怡：《青海湖畔》這個故事的靈感來自于我十幾年前聽到的一個真實的故事：1985年，一位澳大利亞氣象專家攜夫人到青海省氣象局幫助當地搞人工降雨的科研項目，專家夫人在去鳥島的路上遭遇車禍，永遠留在了青藏高原上。當時，我就被這個故事深深打動，當即產生了創作沖動，并為此專門去青海湖考察了半個月，走訪和外國專家夫婦接觸過的中國科學家，還了解了很多技術細節。因為種種原因，后來電影沒拍成，但這個故事卻在我的腦海里扎了根。

2013年初，我重新萌生了把這個故事搬上銀幕的想法。經過討論研究，把故事背景換成了修建青藏鐵路，同時以一位女工程師梅欣怡作為女主角。創作劇本的過程是挺苦的，有一天晚上，我一氣兒寫了3800字。我有時也懷疑自己，這件事能完成嗎？但我又堅信我一定做得完——今天寫不完，我明天接著寫，后天再接著寫，只要有勇氣、只要堅持下去就一定能成功。有段時間，我心里也沒底，這類題材的電影是否還有觀眾，我甚至想過放棄。但我又覺得，在當今這樣一個鼓勵創新的年代，任何一種新形式的電影都應該努力去嘗試。盡管我年事已高，但創新永無止境。

在高原拍攝時，我開始沒什么反應，一些年輕人的反應甚至比我都大，當時大家還很羨慕我越老越硬朗。可沒想到，返回上海后第三天，高原之行對身體造成的影響慢慢顯現，我的一條腿突然麻得不能動彈。時隔兩年，直到今天也沒完全恢復。我想我已經95歲了，身體出現些問題也是自然規律。有什么事情還是做什么事情，只要做得動就去做。所以我照舊還是東跑西顛兒的。只要我們還在，藝術事業就一定要做到底、走到底。

歲月之美：

她是施瓦辛格眼中“偉大的母親”

陳耀輝：銀幕上，您是傲立影壇的常青樹，是無數演藝后輩的藝術標桿；生活中，作為一名妻子、母親，您卻經歷了很多坎坷與磨難。面對婚姻和家庭的不幸，您卻從未抱怨過命運對自己的不公。請您給我們講講您豁達的人生觀。

秦怡：愛在生活里很重要，因為有了愛，很多痛苦都變得容易接受了，關鍵看你怎么去理解。有時想想我跟金焰，那是多么美好的開始。其實之前我沒想到要結婚，因為我前面一段婚姻的苦頭已經吃夠了，而且我有很多工作，很忙。我覺得只要有愛情就好，我們兩個人已經心心相印，結婚只是個形式，當然這個形式是讓兩個人有更多時間愛下去、走下去，但最重要的是彼此之間的感情。卿卿我我只是一時，我更愿意我們兩個人的事業蒸蒸日上，能夠對國家有所貢獻。如果我們的事業是共同的、思想是共同的，有這樣的基礎，我們的感情就會更長久。后來在吳光祖的撮合下，我和金焰才在香港舉行了婚禮，并由郭沫若證婚。

我不是那種很能干、很會干活的家庭婦女，操持家務并不是我的所長。而金焰是個特別能干、特別有才華的人，他會做菜、會做衣服、會開車，樣樣都會，干啥像啥。他喜歡拉小提琴，自己就能動手做。說心里話，我很崇拜他。我們是一種偶然性的遇見，但也是必然性的結合。遺憾的是，后來我非常忙，經常在外面演戲，一年到頭很少有時間陪他。他也是很熱愛事業的人，我曾經這樣評價金焰的表演：“他是又塑造了人物，又完全不做作，既有演員的魅力，又有人格的魅力。”解放以后，金焰本來打算大干一場，沒想到才48歲就一病不起。他病得太早了。1962年手術以后，不能吃不能喝，他自己治療自己，總算活到73歲。這段時間過得非常苦，中間還經歷了文革，不能看病、不能吃藥，一年到頭躺在床上，病越來越嚴重，年紀也越來越大，心情自然十分糟糕。而就在這一段時間里，我忙得瘋了似的，一個戲接著一個戲地拍。在他最痛苦的時候，我沒能給他更多的照顧和安慰。但我們兩個人的感情一直很好，一輩子都沒有吵過架，我覺得這一點很好，讓我很懷念。

陳耀輝：施瓦辛格稱您為“偉大的母親”，您與兒子金捷之間的母子深情，讓無數人為之感動。幾十年來，除了拍戲，還要照顧家中身患重病的兒子，您是怎么兼顧好家庭和事業的？

秦怡：有人曾問小弟（金捷的小名），媽媽是什么？他說，我媽媽就是“做啊做、做啊做”。我這一生的經歷，我覺得都不如小弟的這六個字形容得好。

面對生活的艱辛與磨難，我也很痛苦，但是不能被命運擊倒啊，于是我漸漸地想通了。不然怎么辦呢？丈夫病在床上，三頓飯都不能吃，他自己療傷，要不然早就活不成了。兒子是精神分裂癥這樣的病，他不理睬你，他什么都不懂，他什么行為自己都不知道。這副重擔只有我來扛。我研究兒子這個病是從哪里來的？為什么不能治？發病是在什么情況下？那時，我拍戲必須要帶著他，因為放在家里沒人能照顧。夏天他發病更厲害，因為夏天人本來就容易心煩，他就從憂郁轉到狂躁，一火了就要打人。要打就打我，因為我一天到晚叮囑他吃藥，我就是他的“敵人”。他在發病最嚴重的時候認為自己沒有病，他要知道自己是個病人了，那就是精神恢復正常了。

我拍《雷雨》時最苦了。兒子住院，我在拍戲間隙帶著裝滿兒子換洗的衣服和愛吃的食品的背包，擠公共汽車到醫院探望，幫兒子服藥、吃飯。當時要倒兩次公交汽車去醫院，身上的汗把衣服都濕透了，經常聽見有人在背后說，“你看你看，那不是秦怡嗎？”另一個回答說，“不可能，秦怡怎么可能坐公交車！”

每當這時，我就鼓勵自己——加油、快做，你是母親，你有責任！我一直跟自己這樣講，也就一直做下來。所以說，不應該說我是偉大的母親，而應該說母親是偉大的！

精神之美：

她是吳光祖筆下“身處逆境而從不灰心喪志”的“美秦娘”

陳耀輝：吳光祖曾在隨筆《秦娘美》中贊嘆您“具有中國婦女的傳統美德，身處逆境而從不灰心喪志。”“面對生活，永遠表現為從容不迫，不卑不亢，把無數苦難化成永恒的美麗。”面對苦難，您總能舉重若輕，那么，有沒有哪些往事是讓您至今難忘、一直鼓舞著您前行的？

秦怡：1966年，我被查出患上了腸癌，在醫院接受了手術治療。在住院期間，周總理和鄧大姐給我寫了一封信，派當時的宣傳部領導給我送到醫院。信的內容不長，上面寫著：“我們都知道你生了重病，但是你不要害怕，既來之，則安之。一個共產黨員要面對現實，無所畏懼。”當時，我由于出演《北國江南》正受到批判，是周總理和鄧大姐的那番話，鼓勵我有勇氣挺過了腸癌和文革期間的風風雨雨。

后來我出院了，文革也結束了。可每當我在生活中、在工作上遇到了困難，這句話都一直激勵著我。總理講的“面對現實，無所畏懼”就是告訴我，無論遇到什么事情，既然你無法改變現狀，就要毫不退縮地去迎接它，這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本色。直到今天，總理的鼓勵一直是我戰勝困難的動力。有的時候，當這些話記不清了，我就再背一遍，反復記在心里，這是我一生最大的精神財富。

陳耀輝：“一個共產黨員要面對現實，無所畏懼。”從您的個人經歷來看，您確實是時刻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來要求自己。汶川地震后，您先后捐款20余萬元；青海玉樹地震后，又捐款3萬元，這對您而言幾乎是傾囊而出。

秦怡：我并沒有做出什么不得了的事情。當時我捐錢，他們說不得了，其實這是一個共產黨員應盡的義務。你看那么多的年輕人，包括我們的解放軍戰士，哪里有困難、災難，總是沖在最前頭，甚至會犧牲自己的生命吶！我就坐在家里，拿出這點錢捐了，沒什么了不起。他們說得我都有點慚愧，因為我已經這個年齡了，如果真的時光倒流幾十年，我也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現在我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只有去做了，才能心安理得。

一個人有再多的錢也好，別人夸你如何漂亮也好，得再多的獎也好，總有一天，你是要走的。你走了，一切就都消失了，多好的東西你都拿不走。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最最要緊的東西是什么？還是一個價值。就是自己給予了這個世界什么。不要在乎你得到了多少，而要看你付出了多少。

陳耀輝：聽了您的講述，讓人深受感動，因而產生奮進的激情。正是您這份為人做事的價值取舍，鍛造出您毫無爭議的、令人心悅誠服的美麗人生。作為觀眾心目中的“不老女神”，除了豁達的心態、堅韌的性格，您還有哪些長壽之道與讀者分享？

秦怡：一個人一定要有追求、有理想。在我從影的這70年里，我幸福過、快樂過，也嘆息過。怎么給自己定論？我覺得是問心無愧，順其自然。世上的事就是這么難以預料，但是我可

以選擇自己的路。我這輩子在工作和家庭上吃苦、受難很多，人們都說我心態好，但人終究都有過美好生活的愿望。我常常想，家里這些事情為什么都要發生在老金和小弟的身上，也許我們三個人一起分擔會好一些。我有時突然想起件什么事，感覺當時自己沒做好，就有些灰心。但我馬上又會自己把這種想法趕走——現實是殘酷的，怕是沒用的，我從不認命。但我會分析，就像剝桔子，把這些心結一個一個、一層一層剝開。我會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藝術是沒有止境的，這就是我為什么現在還在拍戲和寫劇本的原因。有理想、有追求，活著就是幸福的。

此外，平時我也十分注意鍛煉和養生。去年我還去了吉林通化，那是金焰年輕時生活過的地方，望一眼那山、那水，我仿佛回到了昨天，感到非常親切。在通化的振國養生谷，我休養了一周，那里的環境非常好，是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我對吉林很有感情，當時為了拍電影《馬蘭花開》，我就是在長春一汽學的開推土機，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有機會我一定會再去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