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虎年開春，觀看電影《奇跡·笨小孩》。自改革開放以來，反映珠三角變化的影視劇層出不窮，從早期的電影《雅馬哈魚檔》《安居》、電視劇《商界》《公關小姐》《外來妹》....

虎年開春，觀看電影《奇跡·笨小孩》。自改革開放以來，反映珠三角變化的影視劇層出不窮，從早期的電影《雅馬哈魚檔》《安居》、電視劇《商界》《公關小姐》《外來妹》《情滿珠江》……到今天的《奇跡·笨小孩》，可以說，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也是兩到三代中國人艱苦奮斗的四十余年，個體戶經濟、外資的引入，新舊理念的碰撞，在激情燃燒的歲月激蕩。

　　《奇跡·笨小孩》講述了20歲的手機維修師景浩帶著患有先心病的妹妹在深圳打工，兩人相依為命。為了湊齊妹妹35萬元手術費，景浩鋌而走險，不惜高額貸款，想做手機生意，卻屢屢遭創——最初合作的商家言而無信，高利貸逼債，房東催房租，雇工開廠困難重重，遇到搶匪……歷經千辛萬苦，景浩的付出終于有了回報，不僅僅與大公司達成合作，還創建了自己的公司。這是一部奮斗者的電影，只有意志力足夠強大的人才能扛住生活的磨難，世上沒有救世主，只有靠自己的雙手，才會有光明的未來。

　　《奇跡·笨小孩》延續了文牧野導演上一部電影《我不是藥神》的現實主義風格，用平樸的敘事手法，展現新時代普通中國人的喜怒哀樂，凸顯中國人樂觀堅強的生活態度。主人公即平凡的市井之民，沒有顯赫家世，沒有驚人學歷，沒有豪門垂青，渴望金錢，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人生最艱難的時候，一群小人物與之共患難，彰顯出人間真情。警察在文牧野的電影里，既嚴格執行法務，又不乏人情味，就像我們日常生活中見到的派出所警察，用他們的良善維持著社會的秩序。

　　《奇跡·笨小孩》里的景浩，和《安居》《外來妹》中早期外來打工者的形象相比，他的文化水平高多了，懂外語、會電腦。如果不是母親早逝，父親拋妻棄子，景浩應該在大學校園里享受天之驕子的好時光。影片通過一系列事件展開對景浩的性格刻畫，層層遞進，每一次變故都會加重景浩的生存危機，加速他的成長；每一次不幸，景浩的抗壓力都會增強，令觀眾不禁與之產生共情——生活太難了！無依無靠的兄妹就在這看似繁華實則殘酷的大都市，為了活下去，拼盡全力。

　　命運對于景浩是一連串的打擊。影片中，景浩遇到最難的事，不是被之前的商家毀約，被好朋友騙錢，因欠房租被房東趕出門，而是他遇到搶匪，與之搏斗，導致兩根手指受傷，這樣一來，白天當高樓“蜘蛛人”的工作，就黃了。眼看著廠房的房租交不上，特大臺風暴雨中，景浩央求大公司高管李平能不能給部分定金，遭遇無情拒絕。同樣都是打工人，李平碩士畢業，坐在豪車內，冷漠拒絕；而“蜘蛛人”小工頭馬越在辭退景浩時，卻多給了一點錢，粗人未必無情。這種鮮明的對比，彰顯出人性的善惡。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不論何時何地，不論你身在何處，都應該保持人性中最基本的善意。

　　對比手法在《奇跡·笨小孩》中出神入化地運用著，不僅僅是高管李平和小工頭馬越對景浩的態度對比，還有同齡打工人景浩和陶志勇的為人處事對比。一個走正道，努力奮斗，為救妹妹努力攢錢；一個濫賭成性，為了騙錢謊稱自己媽媽生病，欠錢不還。兩個青年處于差不多的生存環境，卻是完全不一樣的精神狀態，可想而知未來兩個人的人生前景會是怎樣的天差地別。

　　在文牧野的電影中，人無完人，每個人都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只要這個人有心向上向善，那么，他也一定會收獲尊嚴、快樂。在景浩最絕望的時候，那些平凡的工友們，這群曾經被社會漠視的邊緣人，懷著俠客般的仗義，鼎力相助，齊心協力共渡難關。如果沒有這些工友們的幫助，我想象不出20歲的景浩，怎么面對后面的人生——沉重的債務、妹妹的醫藥費……那場臺風暴雨后，我感到，人生所謂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可能就是這個意思。有時候，咬牙挺過去，可能就雨過天晴、坦途一片了。

　　《奇跡·笨小孩》對打工者生活狀態進行真實描畫，揭示出生活殘酷的一面，并予以犀利的批判。因為工廠長期噪音污染失去聽力的汪春梅堅持維權，不畏黑社會暴力威脅；景浩在窗外辛苦做“蜘蛛人”，窗內的富人悠閑地喝咖啡聊天；張龍豪過去因為替工友出頭，教訓作威作福的小工頭而入獄……高管李平在景浩面前趾高氣昂，到了大老板趙振昌跟前卻唯唯諾諾，這個人物形象與話劇《日出》里的銀行襄理李石清未嘗沒有相似之處。人間百態，在《奇跡·笨小孩》里展現得淋漓盡致。

　　影片末尾，妹妹做手術獲得了救治，景浩擁有自己公司之余，難能可貴的是，他還完成了他最初的夢想——回到大學校園完成學業，不忘初心，這才是有抱負的中國好青年。中國因為有這樣勇敢、堅強的年輕人，而充滿活力、生機。影片給每一位平凡的奮斗者安排了好結局，這也是編導的美好祝福。正如文牧野導演所說：“你會發現，故事里的主人公們雖然不是眾所周知的成功人士，沒有抵達事業的巔峰，但是他們都完成了自己的夢想，找到了幸福。”

　　在《奇跡·笨小孩》中，我們看到了四處尋找工作的外鄉人、勢利的房東、兇狠的追債人，而老百姓之間的互助，洋溢著底層的溫度。對于小人物的關注，對于真善美的追求，使影片和觀眾產生情感共鳴，從人性層面彰顯中國人不畏艱難的奮斗精神，同時賦予了中國年輕一代扛起家國重擔的使命。（喬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