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文/朱安平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艱辛歷程中，中共各級組織深入敵后領導開展反抗日偽統治斗爭，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八一電影制片廠于1963年拍攝完成的《野火春風斗古....

文/朱安平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艱辛歷程中，中共各級組織深入敵后領導開展反抗日偽統治斗爭，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八一電影制片廠于1963年拍攝完成的《野火春風斗古城》，就是一部反映黨的地下工作者在華北敵占區進行內線策反的影片，生動再現了尖銳激烈、曲折復雜的斗爭情景，成功塑造了地下工作者機智勇敢、前赴后繼的英雄形象，熱情謳歌崇高革命氣節和堅定斗爭精神，具有波瀾起伏、引人入勝的藝術特色。

不謀而合擬拍

電影《野火春風斗古城》系根據同名長篇小說改編拍攝，原著具有自敘傳式創作特征。作者李英儒(1914—1989 )，河北保定清苑縣人，1937年高中畢業投身革命，在晉察冀邊區冀中一帶參與地方工作，1938年參加八路軍，做過編輯、記者和軍事指揮員，1940年起開始在邊區地方刊物發表短篇小說和詩歌。1942年日軍發動冀中“五一大掃蕩”后，李英儒被派至敵偽河北省省會保定市從事地下工作，深入敵偽軍中進行分化瓦解，組織工人、學生和市民與敵偽斗爭。1946年任華北軍區政治部科長，后任華北局聯絡部處長。全國解放后，先調任天津某醫院政委兼黨委書記，從1953年起從事部隊文化工作，先后任解放軍總后勤部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宣傳部副部長，兼事業余創作。繼長篇小說《戰斗在滹沱河上》于1954年問世之后，自1955年起又開始《野火春風斗古城》的創作，歷時三年半完成。初刊于《收獲》1958年第6期，同年11月出版單行本。小說以其自身生活和斗爭經歷為素材，反映1942年底至1943年初這一抗戰最艱苦年代，日軍在冀中平原發動“五一大掃蕩”后，晉察冀根據地活動回旋地區相對縮小，為了度過艱苦階段迎接新勝利，黨號召“向敵后的敵后進軍”，在大量組織武工隊同時，派遣一批干部深入平、津、保、石等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開展地下工作。書中的主人公─—團政委兼縣委書記楊曉冬，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打入華北敵占區一個古老省城保定，同貌似強大的敵偽漢奸和特務展開艱苦卓絕、驚心動魄的地下斗爭。他團結依靠銀環、韓燕來、小燕、周大伯等基本力量，爭取、利用像苗先生那樣社會關系，對敵偽勢力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在一系列細致工作和艱苦斗爭中，楊曉冬母親、銀環姐姐金環相繼壯烈犧牲，小說最后以偽團長關敬陶率部起義結束。由于作者藝術概括的是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見聞感受，作品具有十分強烈的生活實感，敵占區古老省城恐怖而動蕩的局勢，喧囂而又凄清的生活，同地下工作者們的緊張斗爭和樂觀精神交織輝映，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生動逼真的形象，揭示了抗日戰爭中另一條戰線上復雜、尖銳和激烈的斗爭，頌揚了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可以戰勝任何敵人的偉大力量，是建國以來反映黨的地下斗爭的優秀之作。

正像此類獲譽“紅色經典”的“革命英雄傳奇”創作，因題材獨特、故事生動和人物鮮明，深受讀者歡迎，社會影響廣泛，成為轉換其他藝術形式的重要資源，尤為最富形象性與群眾性的電影所青睞，同期誕生的《鐵道游擊隊》《青春之歌》《紅旗譜》《林海雪原》等，其時已經或正在被改編拍攝影片，小說《野火春風斗古城》亦開始邁向銀幕歷程。原作者李英儒親自操持，與總后政治部宣傳部的李天合作，于1959年5月將它改編為電影文學劇本。北京電影制片廠獲悉后，捷足先登刊發于該廠所辦《電影創作》，準備拍成影片。

◆李英儒

與此同時，小說亦被專事軍事題材的八一電影制片廠看上。該片導演嚴寄洲曾回顧：“這部深受國內外廣大讀者喜愛的暢銷書，出書前先在《北京晚報》連載。王府井拉洋車的師傅生意也不做了，就守著報攤等著報紙來，先睹為快。小飯館里，街頭上，走到哪兒都聽見人們在議論這部小說。雖然家里訂著《北京晚報》，為了先睹為快，我進城辦事仍要買一張，邊走邊看。一張報紙四版，兩分錢，連載的每個字我都不放過。《野火春風斗古城》的情節驚險曲折，語言是河北地方語言，真是太好看了！出書后我馬上買書，又從頭到尾看了一遍，我決定把它拍成電影。”他還說：“抗戰初期，我在上海曾經參加黨領導的地下工作，之后，在敵后抗日根據地，我又參加過敵后武工隊的工作，因之對書中的人和事有著切身的感受和體會，心中萌生了一定要爭取把小說搬上銀幕的創作沖動。”在片中同時飾演金環與銀環的王曉棠亦回憶說：“那時我正在嚴導手下拍《海鷹》，看到《野火春風斗古城》的小說，我連夜看，愛不釋手。幾個女同志住一間屋，怕影響別人休息，我就到走廊上看，一直看到深夜。當時我想，這要是拍成電影就好了。”

促成八一廠正式決定改編拍攝《野火春風斗古城》，是1961年6月周恩來在全國文藝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尊重文藝創作規律，鼓勵創作出更受廣大人民歡迎的作品，激發了電影創作探索創新熱潮。經解放軍總政治部協調，部隊作家寫部隊作品自己拍攝，北影同意此片由八一廠拍攝。與會的八一廠廠長陳播指派同在會上的嚴寄洲牽頭編導，而且商議借鑒左翼電影時期拍攝的《姊妹花》《生死同心》影片，分別由胡蝶、袁牧之一人演兩個角色，金環、銀環兩個角色由同一演員飾演，嚴寄洲遂在先行執導的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創作演出的《我是一個兵》中進行嘗試，由張良一人主演孿生兄弟，影片完成后改名為《哥倆好》很受觀眾歡迎，為之積累了經驗。

獨辟蹊徑改編

一年后，嚴寄洲拍完《哥倆好》，馬上籌備《野火春風斗古城》，首先著手打造劇本。先前李英儒與李天自行改編的本子，仍保留固有框架，實為小說縮寫，與電影容量及要求不甚適應，況且作者此后又聽取多方意見，對原小說作了修改，除對偶然與巧合內容作了改正，還正面添加了一些情節，使地下斗爭有了復線，有些不妥的愛情糾葛亦加以修訂，主題更趨鮮明突出，人物形象更加真實可信，此番改編所依照的就是1962年出版的新修改本。

嚴寄洲偕李英儒、李天專程來到當時還是河北省會的保定，這里是故事的發生地，當年李英儒就在此做地下工作。他領著走訪了自己親身經歷并寫入小說的各個地點，如曾藏身的醫院、經常出入的街道、接頭吃包子的小鋪等，讓嚴寄洲等人有了深入體驗和感性認識，隨之在回憶與激情之中進入再創作。

◆嚴寄洲

要將一部長達34萬字的長篇小說，壓縮改編成一部僅有3萬多字的電影劇本并非易事，經反復研究，最后確定從小說盤根錯節的復雜情節中，抽出一條貫穿全局的紅線，即為了有力配合根據地作戰，楊曉冬和金環、銀環等地下黨員，展開了一場爭取和瓦解偽治安軍，特別是爭取偽團長關敬陶率部起義的工作。以這條行動線為依據，串起小說中與此相關的主要人物與情節，按照電影藝術要求進行必要改動和加工，原著的精華部分不僅得以保留，而且予以最精彩、最鮮明、最有力，并且最合乎銀幕適型、表演地再現。劇中圍繞精心設置的主要矛盾：我方要爭取和瓦解偽軍，保衛抗日根據地人民的利益，并打亂敵人的戰略部署；敵方則是加強控制偽軍，推行其所謂“治安強化”運動，并力求限制和消滅我地下活動，雙方之間展開一系列尖銳、復雜、曲折的斗爭，通過一波三折的起伏情節和迴環相扣的激烈沖突，楊曉冬的堅毅干練，楊母、金環的義無反顧，銀環的質樸聰慧，關敬陶的艱難反正，以及偽軍司令高大成的兇橫暴戾、日本顧問多田的陰險狡詐等，都得到生動、有力刻畫，從而表明我黨我軍在抗戰時期對偽軍政策及策略的正確，體現地下斗爭的艱苦性和復雜性，展示地下工作者機智靈活的斗爭藝術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

當初接受改編任務，曾有同行向嚴寄洲建議，“完全可以拍成一部超越《英雄虎膽》的驚險樣式影片，那樣賣座率一定很高”，他認真考慮感到不妥，認為這部電影不是以曲折離奇見長，不是以驚心動魄取勝，而是主要寫“人”，寫人的遭遇和命運，應該是“一部沖突激烈的、愛憎分明的、情節緊張的、具有驚險傾向的正劇”，因而在改編拍攝中，沒有渲染離奇，沒有夸大驚險，而是用真實和樸素的敘事手法，以粗線條勾勒和工筆畫細描再現當年的地下斗爭。

為此，影片一方面從特定的“緊張的主線”出發，通過情節鋪排、場面調度、鏡頭運用等，營造與之切合的必要驚險氛圍。譬如金環被捕受審突遭與關敬陶對質，內心頗為震驚但未容敵人察覺立即冷靜下來，轉守為攻坦承認識，旋以歷數罪行并怒打耳光，令敵意外而助關過關，繼而奮起一躍拔簪刺敵、未成又抓起花瓶砸敵，終被槍殺壯烈犧牲；銀環在楊母遭抓悲痛而又焦急情況下，不慎在叛徒面前泄露接頭時間地點后，拼命趕去卻眼睜睜看到楊曉冬陷入敵手，情節、場面與人物命運攸關，自然牽動觀眾心弦。又如敵人審訊楊曉冬時聲稱帶人，鏡頭“神秘”打開一道又一道門，才現出楊母堅強而慈祥的身影，令觀眾與人物一樣充滿懸念；楊曉冬在監獄里等待營救脫身，利用風吹燈晃的光影打至臉上忽明忽暗，襯托人物緊張心理，也讓觀眾不禁擔心；楊曉冬被救出獄，敵兵瘋狂追趕，鏡頭又故意傾斜，再度造成緊張氣氛。

另一方面，則將楊曉冬與銀環的愛情關系，作為“浪漫的暗線”加以表現，賦予影片一定抒情色彩。原小說中對此描寫是明確而細膩的，改編電影時因值“批判修正主義”，個人情感生活表現呈貶抑之勢，嚴寄洲曾有猶豫與困惑，但最終還是“舍不得把‘愛情’砍個一干二凈”，覺得“這部電影里，‘愛情’并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而是劇情發展不可缺少的一個有機部分”，因而用心良苦以其所謂“曲線救國”方式，運用一枚紅心戒指傳情達意。它第一次出現在銀環至楊母處傳遞情報，楊母道出戒指系自己結婚所戴，既顯示親切，也包含暗示；第二次出現在楊母被囚之中，將戒指戴在前來探視的銀環手上，言明自己什么都不怕，就是掛記兒子婚事，作為愿望托付；第三次出現于楊曉冬獲救脫險，銀環送還戴在手上的戒指，預示已將并肩戰斗、生死相依的兩人連在一起；第四次出現在影片結尾，楊曉冬贈送小包作為告別，銀環打開發現就是戒指，深情注視其遠影。兩人愛情從萌意到生成，雖無一句臺詞，但借助小小戒指卻不言而明，層次分明而又自然含蓄，為影片成功地增添了一抹亮麗的情感輔色。

一人兩角增輝

1962年11月，該片攝制組正式成立，演員陣容頗為強大。男主角楊曉冬由形象英俊、瀟灑，表演自然、真摯的王心剛飾演，其成功扮演過《海鷹》中朝氣蓬勃、智勇雙全的快艇艇長張敏，《紅色娘子軍》中胸懷寬廣、堅貞不屈的黨代表洪常青，在銀幕上有一定影響；偽治安團團長關敬陶，按照導演“不能弄成好像是黃埔軍校出來的那種洋派頭，而應該是土生土長，又要有點氣質的地方實力派”要求，選定剛在《林海雪原》中扮演過楊子榮的王潤身飾演；楊曉冬母親的飾演者，外請已由總政話劇團調入北影、擅演農村大娘的陳立中，不僅外形、氣質顯得樸實、剛強，而且說話總帶一點保定地區口音，非常適合角色特征。此外，趙汝平扮演地下黨員韓燕來、李壬林扮演偽治安軍司令高大成、王孝忠扮演日軍顧問多田、張懷志扮演特務蘭毛、張亨利扮 演叛徒高自萍等，也都各有特點、恰到好處。

◆《野火春風斗古城》劇照。

最為矚目的是飾演金環和銀環的人選，確立影片以地下黨爭取策動偽軍團長關敬陶起義為中心，作為內外線交通的金環、銀環公開行動頗多，戲份也相對較重，尤其是姐妹倆容貌雖相似、性格卻有異，而廠長陳播與導演嚴寄洲確定兩個角色由一人飾演，表演難度相當大，到底用哪個演員扮演殊顯重要，是影片成敗的關鍵。因《野火春風斗古城》小說影響頗大，同行也紛紛推薦演員，北影的崔嵬主張用剛拍完《青春之歌》正走紅的謝芳，上影的謝晉建議用出演過《女籃五號》和《紅色娘子軍》的向梅，李英儒也看好一個著名的女演員。嚴寄洲將全國各大電影廠的年輕女演員在腦海中過濾了一遍，最后還是敲定了寫劇本時就初步有意的王曉棠，她曾在其導演的《英雄虎膽》《一日千里》《海鷹》中出任主角，很上鏡，表演、語言、身段和形象都好，藝術功底深厚，演戲有激情，而且聰明機靈，領會導演的意圖深刻，有極強的適應能力和應變能力，富于創造性。當嚴寄洲向王曉棠試探性地提出：“如果請你一個人來演銀環和金環，怎么樣？”她一聽幾乎跳起來：“我看小說時非常喜歡這兩個人物，請允許我考慮一天，明天答復你。”當天她又重讀了這部小說，第二天找到嚴寄洲說：“如果信得過我，我一定全力完成任務。導演，我認為演金環要演出她的勁兒，演銀環要演出她的味兒，是不是這樣？”嚴寄洲欣然認可。

隨著深入研讀劇本、赴保定深入生活，特別是走訪保定解放前7天英勇犧牲的張勃烈士的妻子范素云，王曉棠與大家一樣深為革命前輩的優秀品質和高尚情操而感動，對金環、銀環這對革命姐妹也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畢竟是在同一創作過程中扮演兩個角色，而性格差距又如此之大，任務確實艱巨。為了培養和把握兩者的不同氣質，王曉棠一遍又一遍反復熟讀小說，書中有關姐妹倆的描述能倒背如流，像講自己的事一樣講出不同的細節。針對自己的性格接近金環，但與銀環卻有很大差距，她在進行角色準備時集中力量突破銀環，讓自己生活在銀環的世界里，不論是待人接物、開會發言、行止起坐等，都按銀環的一舉一動去做，盡量柔和些、輕捷些。排戲時根據導演指出的“金環潑辣，卻干練不足；銀環文靜，卻給人有城府頗深的印象”，又適量進行微調，在人物的各自基調中，分別揉進深沉、成熟和單純、稚氣成分。她還特地買來小提琴定音器，反復對照練習兩個人物不同的音高、音強、音長、音色，界定差異為5度，由此找到各自臺詞的不同發聲及氣息方式，堅持每天清晨交替練習，直至能在瞬息之間變換聲音，全方位對角色性格特點予以明晰區別。

◆《野火春風斗古城》劇照。

進入拍攝階段，王曉棠對角色創造非常刻苦并精益求精，經常根據人物發展邏輯，對原有劇情作出補充和修改，得到編導贊賞和采納，場景、情態和動作等有許多別出心裁的設計。人物的亮相至關重要，劇本中金環的出場是武工隊梁隊長領著楊曉冬來到一座農家小院，敲門后金環開門。王曉棠感到太一般化了，建議換一種方式，讓金環先不呆在屋里，而是藏于院子里樹蔭掩映的矮墻上。因為知道今晚老家來人，惟恐被敵偽發現而隱身觀察，當聽到梁隊長敲門隨著應聲“在這里”跳下，這樣既符合規定情境所應體現的地下工作警惕性，也突出了人物性格中的精明干練。“姐妹接頭”這場戲是銀環的首次出場，原來對話很多，王曉棠認為不符合地下工作的要求和電影藝術的特點，經導演同意由其重新設計，只保留“老地方”三個字臺詞，其余均由姐妹倆靠眼睛來表現。金環發髻上的簪子，原先沒有交代它的鋒利，后來用它刺殺多田便顯突兀，王曉棠提出在游擊隊扣押教育關敬陶的戲里先用上，由順手剔燈草到凜然擲桌上，對關厲聲斥問“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嗎？”以特寫鏡頭凸顯銀簪猛烈顫動寒光閃爍，既強化了這里劇情所需的震懾氣氛，又為后面劇情設下有力伏筆。銀環救楊母心切無意泄密造成楊曉冬被捕后，原小說只有一句話“燕來把銀環推出門外”，王曉棠感到僅這樣表現“太簡單”，“發生了這么大的事”，兩個人應當“有什么沖突”，李英儒認為這個想法很好，嚴寄洲放手讓她去補充，結果衍生出一場被譽為“全片冒火花”的好戲：銀環受到燕來嚴厲責難心如刀割，但是悲痛之中又以黨性控制自己，堅決阻擋了燕來的冒險行動，積極提出妥善的營救計劃，對刻畫人物、渲染氣氛起了重要作用。

影片于1963年11月上映，引起巨大轟動，廣大觀眾爭相觀看，評論界一片贊譽之聲。王曉棠一人成功飾演兩角，性格對比強烈、感情變化分明，尤為受到各方面關注和好評，著名演員趙丹曾稱贊“姐姐是寫意水墨，妹妹是工筆畫”。在當年舉行的第三屆“百花獎”評選中，以高票獲得“最佳女演員獎”，但因形勢變化未能揭曉頒發。因江青對該片全盤否定，指責“爭取關團長起義，沒有和當時的斗爭環境聯系起來，看不到爭取的必要性，美化了關敬陶”，“把漢奸寫的正義愛國”，“楊曉冬在關鍵時刻軟弱，金環像潑婦，拔簪刺敵人不合理；銀環是中間人物，屢犯錯誤，與楊曉冬一見鐘情，過分寫了這段愛情。楊母三次出場，兩次是給兒子說媳婦，歪曲了革命母親的形象”，電影在“文革”中被打成“毒草”。平反后不僅成為銀幕重映熱片，而且原小說兩度重拍長篇電視連續劇及改編為歌劇、評劇等，均以影片為參照，顯示了影片旺盛的生命力。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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