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潘璐00后正在涌入越來越擁擠的就業市場。“準點下班”、“拒絕團建”、“反向背調”……張揚著個人主張、敢于和領導“叫板”的微信聊天圖片和....

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潘璐

00后正在涌入越來越擁擠的就業市場。“準點下班”、“拒絕團建”、“反向背調”……張揚著個人主張、敢于和領導“叫板”的微信聊天圖片和短視頻在社交媒體上熱傳，“整頓職場”似乎成為了這一代年輕人身上的標簽。

出生于2000年的陳如瑾（化名）并不認同這個說法。進入一家互聯網巨頭公司實習后，因為想在下班點過了一小時后離開公司，她被領導認為是在“整頓”職場。她試圖對騷擾性言語提出質疑，用穿著反抗“爹味”規訓，但她知道，即便以這樣的方式來回應，職場生態并沒有多大改變。

00后正面臨著一個怎樣的職場？以下是陳如瑾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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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一小時后想走，組長說我“整頓”職場

入職第一天，我站在這棟寫字樓前，它看上去非常光鮮氣派。我實習的這家互聯網大廠占據了這棟寫字樓的五層，每個樓層有近一千個工位。在一片黑灰色的背景里，隔間臺板上擱置的綠蘿成了唯一的亮色，有點像現代版的流水線。幾天后我才知道，綠蘿是用來吸甲醛的，因為這層剛剛裝修好。

我所在的社交媒體營銷小組一共三人，除了我還有一位30歲出頭的男組員，以及40多歲的組長。因為第一天還不熟悉業務，組長也沒給我分配工作，規定下班時間是六點半，我想著七點半總能走了吧，于是和組長打招呼，說如果沒事的話我先走了。

當時我們這層的人已走得稀稀拉拉，但部門的同事們都還在。組長從電腦前抬起頭，臉上帶著笑容，語氣也很親切，她說，“你看，這些哥哥姐姐都沒走，你走了這——”，她稍稍停頓了一下，接著感嘆：“不愧是00后啊，整頓職場。”

隨后她開始勸解我，她說我是本地人，從公司坐地鐵40分鐘就能到家，公司周邊吃飯的地方也很多，讓我爸媽以后別等我回家吃飯了。她又笑著鋪墊：“我可不是‘PUA’你啊！”——她告訴我，之前部門的外地實習生每天自愿加班到11點，對方爸爸不放心，這才被迫離職的。

管理者和員工都很警惕“PUA”這個詞。我理解的職場“PUA”是公司知道某些方面做得不好，但并不會展現出來，而是用貶低、打壓的手段讓員工覺得自己配不上公司，從而對公司死心塌地。組長提及國內TOP5大學的學生自愿加班，既抬了抬公司的價值，也把想要下班的我往下襯了，難道不算一種更隱性的“PUA”嗎？

盡管組長的話讓我有些奇怪，但這是我第一次到大廠實習，某種程度上也符合我對大廠的印象：工作飽和，有忙不完的事。甚至潛意識里有個小聲音告訴自己，組里的人都留這么晚，在那么“卷”的環境下我還能“卷”進也不容易，下班后留得晚或許才能比別人更厲害，部門領導說，這代表著“勤勞”。

然而實習一個月后，我才發現加班并不是因為工作飽和的原因，組長一般會等到部門領導走后才離開，而另一位男組員則慣常在單位待滿十二個小時，我偶爾抬起頭，看到他正在“摸魚”看視頻。

他常愛用“加班”情況和同事打招呼：“哎喲，你昨天又是幾點走的？九點？十點？”而隔壁部門另一位埋頭苦干的員工則被冠以“卷王”的稱號，我分辨不出這個詞的感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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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教育”后，我再也不穿可愛的裙子了

回想這段實習經歷，似乎大部分時間都在開會：選題會、臨時組會、周會、復盤會……會議有時候一開就是四個小時，等正式開始一天的工作，已經是晚飯后。我能從會議上學到什么東西嗎？偶爾會有前輩提出比較新穎的運營方案，但很容易就被淹沒在冗長的會議和緩慢的節奏里。

我覺得選題會不像頭腦風暴，更像是兩方勢力的“宮心計”。我們組是已經離職的部門領導留下的“殘部”，而同部門的另一個組則有更多新領導招進來的新人。職場關系完全滲透在業務內容中。我記得有一次我們組提了個方案，部門領導看后先讓大家一起評價評價，另一個組的組長隨即開始“挑刺”，全程沒有肯定的部分。這時候同組的男組員給我發來你看到沒，她每說一點，我們組長就翻一次白眼。

這位男組員有時對我很疏遠，但常和我說起老板很看重我，試探我是否想轉正。有一次我在編輯公眾號推文時出現了一個紕漏，幾次審核后沒有人提出修改意見，直到推文發出后全網傳播，我才意識到不對，然而當時已經無法修改了。后來他才告訴我，他當時就看出錯誤，沒告訴我是因為這不算他的績效。

有時他又會展現同組的“情誼”。新來的實習生是個漂亮的小姑娘，他先是對她的容貌穿著點評了一番，隨后教導我應該多打扮打扮，“你濃眉大眼的也不差，就應該多穿點裙子。”盡管他自己是“半永久的”短袖加沙灘短褲。從此之后，我寧可穿著前一天的臟衣服，也不會穿衣柜里的可愛衣服和裙子，不想讓他產生不必要的誤會。

按照公司的規定，我提前三周和組長提出離職意愿，并如實告訴她我無法接受甲醛環境，想轉去別的行業看看。然而組長認為這都是借口，“很好解決”。她建議我申請在外面辦公，或者可以直接拿病歷單去公司報銷。

確定離職后，我和組長的關系變得微妙起來。離職前最后一次出差，因為住宿報銷額度依據職級高低有差別，我和職級較低的男組員都住在一家平價酒店。第二天集合的時候，組長看著我脖子上這兩天發的痘痘，笑著問我：“你這不會是李哥（指男組員）種的草莓吧？”語氣是一貫的親切。男組員也笑著打哈哈：“哎呀，你怎么能這么說小朋友，我們不住一層樓，上下樓很麻煩的。”

我笑不出來，我想那時候我的語氣大概不是溫和的，我問組長怎么能說出這種話，我記得她也有個六歲的女兒。氣氛尷尬了起來，我不確定這算不算一種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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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的問題，并不只有00后發現了

我不太相信“00后整頓職場”這個說法。身邊年長的同事大多把這當成一個段子來調侃我。實際上，他們對此不以為意，甚至00后對職場提出合理質疑的行為都被貼上了“整頓”的標簽，從而被消解原本的正當性。

因為辦公室里的甲醛味道還很重，我買了一包3M活性炭口罩，分給同事時他們卻一邊擺手，一邊調侃：“不愧是00后啊，挺注重。”我明白他們是覺得我小題大做，卻要加上00后的標簽來強調一番。

公司里有一位94年出生的姐姐則在和我聊起這個話題時表示，很多00后也在兢兢業業地工作。這意味著她覺得“整頓”并不是個好詞語，關注的焦點也是00后這一群體，而不是我們真正關心的職場環境。

我甚至還在B站上看到了許多短視頻將這個話題戲劇化，比如用旁觀者視角展示00后求職者反向面試，咄咄逼人地指出HR的措辭問題，播放量有近60萬。在越來越多的衍生段子里，這樣的認知標簽反而成了一種反制00后的論調。

我想起80后先是被稱為“垮掉的一代”，隨后又被肯定為“奮斗的一代”，似乎每一代人都會被貼上標簽，這或許反映的是整個社會思想的變化。

我們是互聯網的原住民，能在網絡上看到許多不合理的職場真實案例，“PUA”等詞匯也在我們跨入職場前就普及了，因此我總能很快地識別出這類言行。但我也會擔心自己是不是矯枉過正，可能把讓自己不太輕松的話都列為“PUA”的范疇。但如果我成為管理層，身份發生轉變后，我應該怎么說話呢？會不會在無意中也去“PUA”自己的員工？我也無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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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能是更有反叛精神的一代。整頓以及整頓背后是一種憤怒，而不是像驢像牛一樣的麻木，我覺得這原本是各個年齡段的人都會具有的能力。

00后成為了焦點，職場的問題反而被隱去了。在我實習的大廠里，并不是只有我意識到這個職場環境是不健康的。我和一位30多歲的前輩也聊過我的困惑，他只是笑著說，你看他要還房貸，她想拿到這里的戶口，所以他們有被“壓榨”的動力，只是恰好時代發展到了這一代，恰好00后能夠說出來。

那什么是健康的職場環境呢？在我的理想里，它可能會更加學院式，有前輩能夠一帶一地指導我，而不是被當做立刻投入使用的工具人。我想起實習公司的休息區甚至沒有沙發——失去了人性化的格子間更像“關押”社畜的羊圈。職場人際關系能相對簡單，在年齡和學歷上處于相同圈層的同事們能夠全身心地投入業務。領導者自身的業務能力過硬，能給部門帶來工作機會并帶領著我們不斷發展。“工作一年后的你和畢業時的你已經不一樣了。”我期待著能對自己這么說。

我知道自己在實習期間寫的大多數公眾號文章幾乎沒人看，寥寥讀者也是為了抽獎，這讓我覺得很虛無。我希望自己的工作是有意義的，是被一部分人需要的，并且我能在得到他們的反饋后不斷改進自己。

在秋招季里，我了解到工業互聯網平臺，和面向消費者戴上“溫情面紗”的消費互聯網不同，它建立了線下和線上之間互聯互通的橋梁。比如建筑行業的系統能夠建立起數據庫，讓線下施工流程更順暢。盡管像飛書這樣的效率辦公軟件已經成了升級版的HR監視系統，但當數字化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我希望自己能異化得不那么快。

和朋友聊起工作，她說自己很害怕聽到企業微信“叮叮”的提示音，更可怕的是沒能及時回復的微信消息。回家加班的夜晚，當工作和生活模糊了邊界，我也容易和父母發生爭執。我想問，八小時工作制能夠被嚴格遵循嗎？盡管在今年的秋招里我還是“被選擇”的狀態，盡管我也知道這過于理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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